1948年9月26日,長春。雨下得如打鼓,啪嗒啪嗒地敲打在60軍軍部的屋頂上。雖然還未入冬,但是曾澤生卻感到一股寒意鉆入脊背。此時的長春已被解放軍圍困了五個月,60軍每人每天口糧不足二兩,餓死的士兵與日俱增。
曾澤生抬手看了看表,指針指向兩點整。副官輕輕推開了門:“軍長,兩位師長到了。”
182師師長白肇學率先進來,他一手拎著一只云南產的宣威火腿,一手對曾澤生行了一個軍禮,說道:“軍長,我那就剩這么點家鄉味了。藏了這么多年,一直不舍得吃,今天咱們分了吧。”
暫編21師師長隴耀后腳進來,他兩手空空,沒好氣地說:“你倒是還有根火腿,我都快要吃紙了!”
說罷,他一手奪過火腿,一手從口袋里拿出一把小刀,割下一塊火腿肉就生嚼了起來。
曾澤生示意他們坐下,接著從腰間摘下了一支手槍,放到了桌上。這支槍的槍套已經被磨得發白,很顯然已經跟隨曾澤生征戰了很多年。他深吸了一口氣,語重心長地對兩位師長說道:“這支槍,是在臺兒莊大捷后,孫長官親手送給我的。他跟說,你們滇軍很能打,云南健兒都是好樣的!”
說著,曾澤生把身體往前傾了一點,燈光照出他那蒼白的臉。他故意壓低聲音道:“但是,現在日本鬼子都被趕跑了!再打,就是把槍口對準中國人。這種事,我不想再干了。如今,我只想讓兩萬云南子弟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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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師長聽后,驚得連氣都不敢喘,趕緊地左右張望,生怕隔墻有耳。
這時,曾澤生伸出了三根手指,比劃道:“我們現在有三條路:第一條,死守。再守下去,全軍餓死,蔣介石甚至都不會給我們來收尸。第二條,突圍。可是外面全是共軍,咱們的人能闖多少出去?第三條……”
曾澤生說到這里,頓覺喉嚨發干,他的喉結翻滾了一下,嗓音嘶啞地說道:“第三條,起義。為共軍開門!”
隴耀把口中的火腿肉使勁嚼了兩口,當場表態:“我選第三條,總比餓死了強!”
白肇學則盯著閃爍的燈光,沉默了片刻,接著注視著曾澤生問道:“軍長,咱們起義以后,還能叫60軍嗎?”
曾澤生搖了搖頭,說:“番號不重要,至少還是中國軍隊!”
說完,曾澤生從兜里拿出一封早就寫好的信,上面早已簽下了“曾澤生”三個字。
隴耀當即掏出鋼筆,在署名處也加上了自己的名字。白肇學深吸了一口氣,也拿出鋼筆,在后面加上了自己的名字。
10月15日,這封信被送到了東野第一兵團司令員蕭勁光的手里。對于這封“降書”,蕭勁光和政委蕭華都表示相信。但是,指揮所里的其他干部卻持懷疑態度。因為根據彼時的情報,蔣介石有意讓他們突圍。如果曾澤生是詐降,他們極有可能趁機打開一個缺口跑掉。
蕭勁光和蕭華商議之后,說:“要不,咱們先派個人跟那邊接觸一下,提一些要求,看看他們的誠意。”
當天,蕭勁光的特派員劉浩便帶著他的密信偷偷潛入了長春,并在一家銀行的金庫中見到了曾澤生。這個金庫墻厚一米,里面就算開槍,外面也聽不到一點動靜。
曾澤生沒有說話,他默默地解下腰間的配槍,將槍口朝里,交到了劉浩手中。
劉浩明白曾澤生此舉是什么意思,配槍相當于軍官手中的權力,把配槍交出來,就是想向我軍展示最高的誠意。
但是,劉浩并沒收下,而是把槍推了回去,他率先開口道:“曾將軍,槍你還是留著吧,外面都是特務,你留著好防身。”
可曾澤生卻搖了搖頭,說:“軍人交槍,交的就是命。你拿去,給蕭勁光看看,這是打過日本人的槍。但是今天,它不想把槍口對準中國人!”
劉浩聽后,肅然起敬。他突然立正,對曾澤生行了一個軍禮。然后從衣服的夾層中拿出了一封信,遞到曾澤生手中,說:“槍你不用交,蕭司令員托我把這封信給你,只要能做到這幾點,就足以證明你的誠意。”
曾澤生打開信封一看,只見里面赫然寫著:
- 掩護我軍入城;
- 監視新7軍動向,必要時開火;
- 保證通訊器材、倉庫完整;
- 出城接受改編;
- 發表起義宣言,勸說其他部隊起義。
曾澤生念完后,面露難色,他對劉浩說:“這其他四條我都能接受,但是這第二條,讓我對新7軍開火,我做不到。雖然李鴻跟我不對付,但是我不能向同僚開槍。”
劉浩在了解到曾澤生的態度后,當即表示可以為其再做溝通。之后,劉浩返回我軍指揮所,并將曾澤生的意思告知了蕭勁光。蕭勁光立刻發電報向毛主席匯報了相關情況。次日,毛主席回電:“爭取60軍起義是對的,但我們不能要求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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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毛主席的首肯后,劉浩再度入城,面見曾澤生,并告訴他:“對新7軍,我們來,你們無需開火。”
此時,曾澤生的起義計劃可以說是已經定下了。唯一的問題是,他麾下的暫編第52師該如何處理。這支部隊是蔣介石的嫡系,師長為李嵩,黃埔6期生,蔣介石把他安排在這里就是為了監視曾澤生。
10月17日凌晨,長春的夜黑得分外沉重。60軍軍部的電燈全熄,唯獨留了一盞煤油燈,照出曾澤生忽明忽暗的臉。
他站在窗口,一手扶著窗臺,一手敲著玻璃。當凌晨兩點的鐘聲終于想起,他對早已站在一旁的副官處處長張維鵬下令道:“準備動手!”
與此同時,暫編52師師部,師長李嵩正與三位團長商討著突圍流程。根據曾澤生此前的命令,讓他們在凌晨兩點集合,召開“突圍會議”。
李嵩沒有起疑,因為連日來鄭洞國催促突圍的命令早已如雪片一般。
兩點二十分,院門外突然傳來一陣整齊的皮靴聲。李嵩抬起頭來,正想問“是哪個部隊在夜里亂跑”,門卻突然被撞開。
黑洞洞的沖鋒槍口指著屋內的每一個人,門口的警衛部隊已被繳械。李嵩見領頭的是張維鵬,其身后是軍部警衛排的士兵,瞬間明白了是什么情況。他臉色蒼白,張開嘴卻沒有出聲。
直到張維鵬冰冷地說道:“李師長,對不住了。”他才從喉嚨里擠出一句話:“曾軍長,好手段。”
就這樣,李嵩和三位團長被扣押。而同一時刻,早已被策反的副師長歐陽午,召集了各營長,對他們下達了“跟隨軍長起義”的命令。
三點三十分,60軍全軍集結。沒有號角,也沒有口令,只有士兵們口口相傳的一句話:“跟著軍長走,回家!”
東西半城的邊界上,新7軍的哨兵見到了60軍的動向,他們立刻打開保險,卻遲遲沒有扣動扳機。
最近的地方,雙方相距不足50米。突然,一名新7軍士兵喊道:“滇軍兄弟,你們走了,我們咋辦?”
滇軍隊伍里回出一句濃重的云南腔:“把槍舉過頭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拂曉,解放軍先頭部隊進入長春,接管由60軍駐防的東半城。新7軍哨兵按照此前滇軍士兵說的,將槍舉過頭頂。解放軍非但沒有對他們開槍,還把糧食分給他們吃。
兩天后,新7軍軍長李鴻宣布起義;又過了兩天,第一兵團司令鄭洞國被衛士挾持著向解放軍投誠。
長春,這座被圍困了五個月的孤城,終于翻過了舊時代的最后一頁。
三年后,由60軍改編而來的志愿軍50軍在朝鮮漢江南岸阻擊了美軍整整50個晝夜。曾澤生的指揮部里,電話鈴突然響起。曾澤生接起電話,那頭傳出了彭德懷的聲音:“曾軍長,你們50軍打得不錯!告訴戰士們,我彭德懷要給他們鞠躬!”
不久之后,曾澤生來到志司匯報工作,彭德懷真的向曾澤生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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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曾澤生在日記里寫下了這么一句話:“如果當年不起義,就沒有今天的這一鞠躬,50軍兄弟們的榮譽也就不復存在!”
總結:
歷史并非只是書中的一段記錄,它更像是一面鏡子,能將今天我們所遇到的問題一覽無余地映射出來。
1948年的曾澤生面對圍城,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最終為滇軍將士們贏得了榮譽,贏得了尊重。
如今,我們同樣在各自的“圍城”里。當流量有意制造對立,當職場有意制造內卷,當AI有意替代人工……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像一顆子彈,在無情地擊碎自己的未來。
如果我們能在這一刻明白曾澤生所做出的選擇,是否可以改變如今我們所遭遇的一切。
當“男女對立”的罵戰迎面而來,你是否可以像曾澤生一樣,先想想這“槍口”是在“對外”還是“對內”?
當職場中的“卷王”一個人攬下八個人的活,只為從同事手中搶過那點可憐的工資時,你是否可以像60軍一樣,給新7軍一條生路,大家共同奔赴美好未來?
當你因為“AI搶占人工崗位”而把程序員當成人類“叛徒”時,你是否可以像曾澤生一樣順應潮流,與時俱進?
歷史告訴我們,面對“圍城”最好的辦法從來不是將對手消滅,而是勇敢地放下成見,主動變成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不管男女,我們都是中國人;不管是“卷王”還是“躺平”,我們都是打工人;不管是AI還是人工,科技總是在不斷發展。
因此,我們需要把偏見交出去,換回一次交流、一次合作、一次進步。就如同1948年的60軍,在被改編為50軍后,他們不僅獲得了新生,還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獲得了更高的榮譽。
“圍城”從來不只是出現在戰爭中,它一直都在,只不過如今換了方式。但是,走出“圍城”的邏輯從來未變,那就是先放下對準同類的“槍”,然后找到共同的“路”,最后迎接嶄新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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