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出賣同志后逍遙法外數十年，副省長震怒：嫌疑明顯為何不查

直到1959年，時任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副省長鄭林視察云周西村時震怒質問：“石五則的叛徒嫌疑那么明顯，為什么不調查？還讓叛徒逍遙法外這么多年，革命烈士如何含冤九泉。”

要理解石五則為何能隱藏多年，必須回到悲劇的起點，看清他背叛的動機與精心偽裝。

石五則并非普通的村民，他是云周西村最早入黨的三人之一，曾擔任村農會秘書，他的叛變，始于一次個人錯誤受到懲處。

在抗戰勝利后的“鋤奸反霸、減租減息”運動中，石五則因包庇本村地主段二寡婦而犯下嚴重錯誤，被黨組織開除黨籍、撤銷職務。

當時，年輕的劉胡蘭正是據理力爭、批評他行為的干部之一，職務被撤、顏面掃地的石五則，由此埋下了怨恨的種子。

1946年秋，閻錫山部隊在晉中平原實施名為“水漫平川”的殘酷掃蕩，局勢惡化，心懷怨憤的石五則，選擇了一條不歸路。

他主動找到在閻軍當特務的本村地主，投靠了當地臭名昭著的“奮斗復仇隊”，從一名黨的基層干部，變為敵人陣營的急先鋒，他的轉變迅速而徹底。

他不僅供出了云周西村的革命干部和組織情況，更在后續的抓捕與屠殺中，扮演了極其惡劣的角色。

1947年1月12日那個血腥的上午，石五則的表演“淋漓盡致”，當被捕的情報員石三槐在刑場上面對鄉親們，剛喊出“我們的死……”似乎想揭露真相時，站在一旁的石五則竟一棍猛擊其耳后，將石三槐打暈，使其即刻被殺害。

事后，他裝作不忍，向烈士家屬解釋這是“為了叫他少受些罪”，更富心機的是，當敵人準備殺害村民段占喜（陳德鄰的八叔）時，石五則出面“說情”，稱段家不姓陳，從而“救下”了他。

這一舉動成功贏得了段家的感激和信任，卻讓當時年僅19歲、已是黨員的陳德鄰產生了巨大懷疑：

石五則曾極力要將段家定為惡霸地主，雙方素有舊怨，敵人中也有知根知底的云周西村女婿，他為何突然冒風險救人？這些不合常理的細節，成為日后揭穿他的關鍵破綻。

解放后，歷史的塵埃似乎暫時掩蓋了真相，1951年，直接行兇的閻軍軍官張全寶、侯雨寅等人被公審處決，劉胡蘭案在很多人看來已經了結。

石五則則利用混亂年代的證據散失和自己曾經的干部身份，安然混跡于群眾之中，他甚至主動散布謠言，將叛徒的帽子扣在已經犧牲、無法辯駁的石三槐等人頭上。

這一誤導產生了深遠影響，以至于1952年上映的電影《劉胡蘭》中，竟將石三槐錯誤地描繪成告密者。

這部電影，意外地成為揭開蓋子的起點，時任湖南永順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陳德鄰，在影院里看到被歪曲的情節時，內心受到極大震動。

故鄉刑場上那一幕幕可疑的場景，瞬間涌上心頭，他下定決心，要為三舅石三槐正名，更要揪出真正的叛徒，對于一個遠在千里之外的基層干部來說，翻查一樁多年前已“蓋棺定論”的舊案，困難超乎想象。

地方上的官僚主義、敷衍塞責，以及可能存在的“不愿觸及復雜歷史舊賬”的心態，使得石五則的罪行被長期擱置。

最后驚動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才洗清不白之冤，可見，真相的遲滯，不僅讓烈士蒙冤，更讓生者承受了無端的痛苦。

轉機來自個人的不屈不撓與高層的直接介入，陳德鄰沒有放棄，1957年夏天，他利用回鄉機會，展開了關鍵取證。他找到了當年一同被捕、茍活下來的張生兒，經過反復開導，張生兒終于吐露：在敵人審訊時，是石五則搶著替他擔保，并表示會“好好配合”。

他又找到烈士石六兒的妹妹石玉貞，得知哥哥就義前隔著窗縫留下的最后一句話是：“我和三爺（石三槐）甚也沒說，五爺（石五則）甚也說了，” 這些確鑿的人證，與當年的諸多疑點串聯成清晰的證據鏈。

陳德鄰數次上報新的證據，直至1958年下半年，在中共中央華北局的關注與過問之下，山西省方成立了專項破案組，全力推進案件調查工作。

調查過程仍顯拖沓，材料一度在合并后的汾陽縣政法辦公室被擱置，最終打破僵局的，是1959年6月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副省長鄭林到云周西村的一次視察。

當鄭林了解到烈士犧牲已逾十二年，叛徒嫌疑如此明顯卻依然逍遙法外，而遠在湖南的同志卻堅持追查多年時，他震怒了。

1959年9月，石五則被正式逮捕，在確鑿的證據面前，他供認了全部罪行：從因被處分而懷恨在心，到主動投敵，再到出賣同志并參與行動。

1963年2月，經公審，石五則被依法執行槍決，這場遲到了十六年的審判，終于劃上了句號。

若非陳德鄰出于黨員責任和家族親情的不懈追查，以及最終鄭林副省長以高級干部身份的強力干預，真相或許仍被塵埃掩埋。

歷史終會清算每一筆賬，但清算的時機和代價，往往考驗著一個社會的記憶與正義的成色。

劉胡蘭烈士“生的偉大，死的光榮”，而讓出賣她的叛徒在陽光下接受審判，同樣需要后來者付出不懈的、甚至是非同尋常的努力。

這提醒我們，捍衛歷史的真實，不僅是為了告慰先烈，更是為了在每一個當下，都葆有對罪惡不容忍、對責任不推諉的勇氣與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