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為追尋鄂豫皖紅四方面軍將領的征戰風采,特意來到安徽霍邱馮井鎮牛廟村,這是六安市最北面的一個縣,與河南省接鄰,走進村子,在一口池塘旁邊,立有一塊牌子,上面寫著“李特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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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廟村一角
故居位于街道偏僻地方,雖然如今是村民聚居的小村莊,但依然能看到幽深的內宅圍溝、整齊的石砌碼頭、有十三級臺階的“堂樓”,是一幢結構為“一宅三院雙重圩溝”的建筑,內宅的3間“堂樓”和3間“上客屋”,當地人稱,此以前叫徐家老樓,內宅的輪廓仍能隱約呈現在世人的眼前,可以看出他在當時家庭條件還是比較好的,在房子的后院正堂,有李特生平陳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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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面的文字介紹,我們可以知道,李特,原名徐克勛,號希俠,1902年出生于霍邱縣馮井鎮牛廟村。1921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學讀書,1924年被黨組織派往蘇聯留學,先后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列寧格勒托爾馬喬夫軍事政治學院學習。1930年回國后被派往鄂豫皖蘇區,歷任彭楊軍政干部學校教育長、73師參謀長,紅25軍副軍長,紅31軍副軍長兼參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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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參加紅軍長征后,歷任紅軍副總參謀長、紅四方面軍參謀長,1936年11月西路軍成立時,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常委、西路軍參謀長。1937年3月,西路軍失敗后轉入祁連山打游擊,后到新疆,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烏魯木齊)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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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李特在紅軍中擔任的職務來看,不僅是方面軍的參謀長,而且是紅軍副總參謀長、紅西路軍參謀長等高級職務,他是在土地革命時期犧牲的高級將領之一,也是紅西路軍犧牲的擔任最高職級將領,但為何沉寂,知道的人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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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故居李特展示的《革命烈士通知書》,發現其烈士通知書與一般的證書不一樣,首先是其證書并不是本地的民政部門頒發,而是解放軍總政部特別頒發的,還沒有持證人這一欄內容;其次是人家的證都是注明壯烈犧牲,他的只是寫著“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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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烈士通知書中的事跡簡介指出:“李特同志在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為鄂豫皖、川陜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為紅軍的建設與壯大,作出過貢獻。參加長征、西路軍,英勇作戰,歷經磨難,經受了嚴峻考驗。”可謂是評價非常的高,尤其在今天和平年代,讓后人重溫歷史、追憶先烈,使得年輕一代感受到創業維艱、守成不易,尤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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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李特的《革命烈士通知書》,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幾點不同之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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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李特在此居住的親屬介紹:李特的父親徐浴亭系晚清秀才,曾做過晚清的知縣,后來調往湖南擔任省府大員。李特下面還有弟弟克煊和克朗,一個妹妹婉若等,其父徐浴亭早年參加辛亥革命以其文才、口才之優異,博得上司賞識,升其為湖南湖田局長等。徐浴亭將李特等兒女接到湖南讀書,而李特的母親徐李氏則在家鄉白廟操持家務、開辦酒坊。據鄉鄰回憶,李特的母親為人友善,樂善好施,逢年過節見誰家困難,便給他們三升兩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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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特資料專輯》中顯示:李特家是為民族的解放做過貢獻的,他的弟弟徐蔚俠和侄子徐香勤都犧牲在抗日戰爭的疆場上。李特本人天資聰穎,在幾個兒女中,父親是最喜歡他的,他幼小時專門請來私塾先生到家里教他讀書,李特一生沒有留下后代,但他在參加紅軍前是有未婚妻的,女方叫楊子英,安徽壽縣人,楊家父親與李特父親同在湖南為官時,訂下的娃娃親。五四運動前夕,李特在上海澄衷中學讀中學,五四運動爆發后,年輕的李特加入革命洪 流,從此告別故鄉霍邱,告別官宦之家,組織選派到蘇聯東方大學學習深造,畢業后派往鄂豫皖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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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特的侄兒介紹說,叔伯父沒有留下照片,河西走廊的西路軍紀念館和其他紅軍長征紀念館內的照片,是根據李特的警衛員回憶復原繪制,據我的長輩們回憶,這張畫像特別像我的八奶奶(李特的父親排行第八,人稱八爺爺)。李特不僅有學問,而且理論水平高,口才也極好,他平易近人,從不擺架子,十分關心愛護下級干部和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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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特在鄂豫皖蘇區,歷任英(山)、六(安)、霍(山)、羅(田)、商(城)特委委員、書記,鄂豫皖中央分局彭(湃)楊(殷)學校教育主任、教育長,紅25軍副軍長,隨營學校、紅軍學校教育長等職。在此期間,李特為訓練部隊,培養軍事人才,做出不懈努力,取得顯著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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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根據地紅軍第四次反“圍剿”失利后,紅軍被迫撤離鄂豫皖蘇區進入川陜,建立川陜革命根據地,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后,李特歷任紅31軍副軍長兼參謀長,紅四方面軍副參謀長。在這一階段,李特載入史冊的事情,那便是紅四方面軍和中央紅軍會師后,紅軍部隊編為左路軍和右路軍,他奉命去追趕北上的中央領導人,成為南下北上兩條路線斗爭的標志性事件。李特的名字也因此在紅軍戰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長征》的電視劇中就有他的騎馬追趕中央領導人這一形象,不過是備受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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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根據上級指示,河西部隊組成西路軍,并批準成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政委陳昌浩、總指揮徐向前,李特被任命為軍政委員會常務委員、西路軍參謀長(實際三把手),下轄紅5、9、30軍,加上西路軍總部共218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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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李特與軍政委員會成員一起,率領著這支從鄂豫皖、川北走來的英雄部隊,還穿著薄衣單衫的戰士,在滴水成冰的嚴寒季節里,轉戰河西13個縣,歷時6個月,行程2000余公里,歷經大小戰斗80余次,遠離根據地既無后勤、又無彈藥補給,面臨反動軍閥以騎兵為主的12萬多人的圍追堵截,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西路軍仍竭力奮戰,頑強戰斗,寧死不屈,經血染高臺、大戰倪家營子、血灑梨園口一系列慘烈戰斗,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最后在祁連山一帶被馬家軍圍殲,遭受重大損失和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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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支英雄的部隊西路軍,僅剩400多名將士,在最高領導李特等率領下,轉入祁連山打游擊,在援西軍的接應下,經過艱苦行進,終于進入新疆,終于脫險,隨后,把已經非常疲勞的李特和西路軍余部運到烏魯木齊,在烏魯木齊成立的新兵營進行休整和訓練,高級干部則集中在一起進行政治學習。對外稱“新兵營”。根據上級指示,新兵營利用蘇聯援助的軍事技術裝備,以蘇聯的軍事教官為教員,開始了政治理論、軍事技術和文化知識的學習。“新兵營”學員學成后,分幾批先后回到了延安。這支“新兵營”隊伍中,建國后走出了28名開國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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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特失蹤的地方
然而,1937年底,從蘇聯回國,路經新疆的王明在烏魯木齊對西路軍的干部進行了政治審查和甄別,其他人都過了關。唯獨李特和黃超,王明給他倆扣上”托派”罪名,從此以后失蹤,整個過程至今仍是個謎,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李特消失之后并從此沉寂年無人提起,也沒有任何資料公布,只能寫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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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他犧牲58年后,在他的西路軍戰友們呼吁奔走下,李特終于平反昭雪,追認為革命烈士。李特的個人詞條以后也被收錄在中國《軍事百科》全書中。概括評語為”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他的老家也修建起了故居,以紀念這位英年早逝的紅軍高級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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