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對中美關系的預言，會實現嗎？

“當今時代的關鍵問題在于，中美能否發展出一種既非戰爭也非傳統霸權的共存模式。”2018年，向來具有預見性的基辛格如是說。中美戰略競爭無疑已成為當今地緣政治的核心。兩國在錯綜復雜的全球格局中竭力鞏固自身影響力、捍衛國家利益并限制對方勢力。矛盾的是，盡管不乏支持者認為這場對抗意味著一場新冷戰，但越來越多的觀點認為我們正面臨一個“新的多極秩序”。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恰恰揭示了當今世界的真實面貌。

美國政策基調轉變

盡管美國衰落的論調盛行，但它至今仍是冷戰后那個世界超級大國。美國擁有無可爭議的技術領導地位，引領人工智能革命的浪潮——這場革命將在未來幾十年重新定義全球力量平衡。然而，世界已不再是單極格局。過去幾十年里，中國經濟實現了空前增長，對美國霸權構成挑戰。“多極化”一詞興起，用來指代新世界秩序。

事實上，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打破了美國長達20年的政策基調——通過籠絡歐洲和亞洲的聯盟，對華實施遏制政策，同時應對俄羅斯、伊朗等威脅。特朗普核心圈子（而非五角大樓）主張美國應堅持“現實政治”立場，鞏固國際地位。為此，美國必須摒棄作為國際秩序維護者的角色，該圈子認為其他西方國家并非真正的盟友，而是“占用”華盛頓提供的全球公共產品的獨立行為體。

在此新背景下，“不對稱多極化”等術語應運而生。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政治學家沃馬克提出這一論點：“美中兩國并非處于霸權更替的權力過渡期，而是處于多層級、相互關聯的全球網絡中的核心節點，任何一方都無法掌控全局。”然而，無論我們采用何種標簽——新興兩極或不對稱多極，不可否認的是，當前地緣政治的主要驅動力是中美之間的權力競爭。這場在經濟、科技、軍事和外交等多領域展開的競爭，正成為重塑國際新秩序的驅動力。

中國能夠抵御沖擊

中美貿易對抗不僅是關稅爭端，而且反映了深層結構失衡與經濟模式分歧，這些矛盾在數十年間摩擦共存。與冷戰時期不同，兩大強國如今保持著緊密的經濟相互依存關系。盡管會引發沖突，但同時也為合作提供了強大動力。

華盛頓認為美中貿易逆差源于中國企業獲得“過度政府財政支持”以及“人民幣人為貶值”，但這種觀點忽視了美國在服務貿易方面同樣規模的順差。加之特朗普對關稅一詞的個人偏好，最終導致2025年爆發激烈貿易戰。然而，正如近幾個月“貿易休戰”所示，北京擁有多種工具來成功應對長期貿易沖突。

中國抵御沖擊的主要工具在于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以及在勞動力、物流成本，尤其是生產規模方面“巨大的競爭優勢”。

蘋果公司的案例生動說明了美國在實現真正再工業化和有效脫鉤方面面臨的困難，表明對華加征關稅并非實現美國再工業化的“簡單”途徑。關稅可能導致部分生產轉移至其他亞洲國家。但2025年4月的數據彰顯出中國的適應能力：盡管對美出口大幅下降，但中國整體出口增速仍超預期，這主要得益于對東盟出口增長，而這些國家很可能充當了中間商。這凸顯出在不損害本地區盟友利益的前提下孤立中國的復雜性。中國在長期承受貿易戰成本方面具有明顯優勢。

技術競爭引人注目

盡管貿易是最引人注目的戰場，但技術無疑是決定全球主導權的關鍵領域。技術對抗是一場爭奪未來的戰爭，其核心在于掌控微電子、人工智能和網絡能力等技術。對兩大強國而言，人工智能與國防網絡安全都是“國家與軍事戰略的核心領域”，因此將成為決定競爭結果的關鍵戰場。

美國目前憑借嚴格監管關鍵基礎設施（能源、交通、醫療）及政府機構與私營部門的積極協作，在網絡能力上占據全球領先地位。五角大樓致力于整合人工智能模型實現實時威脅檢測和自動化響應。憑借成熟的情報體系與盟友間的協調機制，美國仍保持著“頂級”強國的地位。

另一方面，中國發展迅猛，美國情報部門將其視為美國的主要威脅。然而，美國遏制中國技術進步的企圖，卻堅定了北京方面在該領域加倍努力的決心，尤其體現在網絡戰和人工智能領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遏制政策反而可能激勵中國企業的技術創新和自主發展。深度求索（DeepSeek）案例表明，美國設置的障礙實際上正在推動中國企業的技術能力提升。

中美對抗絕非轉瞬即逝的現象，而是定義21世紀的核心動因。對其貿易和技術戰線的深入分析揭示出這樣一種世界局勢：經濟相互依存（與冷戰時期最根本的差異）與爭奪技術霸權的零和戰略競爭并存。

在貿易領域，中國憑借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和對關鍵原材料的掌控，以強硬姿態應對特朗普的強硬談判風格，有效抵消了美國關稅的沖擊。在技術領域，美國選擇封鎖尖端技術以遏制中國發展，并將此作為談判籌碼，但這反而催化了北京在技術上自給自足，尤其在人工智能和網絡安全等關鍵領域，中國正以驚人速度縮小差距。（編譯/劉麗菲）

本文由西班牙《對外政策》雙月刊網站12月8日發表，原題為《世紀對決》，作者是歐洲咨詢事務委員會高級經濟學家拉斐爾·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