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怡：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必須與當代科技發展相適應｜上海“馬克思主義理論突出貢獻專家”系列訪談

【編者按】為深入推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研究宣傳，貫徹落實中央關于創新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部署要求和全國教育大會精神，著力打造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人才高地，加快建設習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實踐地，在上海市委宣傳部、上海市教衛工作黨委、上海市教委的指導下，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上海市教育發展基金會聯合開展“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發展支持計劃（2025-2027）”。在2025年“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發展支持計劃入選名單”中，共有10位同志獲評馬克思主義理論突出貢獻專家、9位同志獲評2025年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名師、29位同志獲評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青年骨干。

澎湃新聞推出“馬克思主義理論突出貢獻專家”系列訪談，對話獲評的上海“馬克思主義理論突出貢獻專家”。生動展現這幾位長期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教學一線工作、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和學術發展中作出重大貢獻的理論名家治學育人的故事，以及他們的所學所思是如何扎根中國大地、賡續中華文脈、厚植學術根基的。

本文是與東華大學張怡同志的訪談。

張怡，東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張怡教授長期從事研究生思政課的教學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曾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國家重大社科基金子項目、上海市重大社科基金子項目等，其著作《虛擬認識論》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三等獎、《虛擬現象的哲學研究》作為信息文明叢書一部分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張怡在教學崗位上積極推進思政課的改革，其教學成果獲上海市二等獎，曾被上海市科教黨委聘為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專家咨詢委員，被上海市教委聘為上海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中青年骨干教師培養指導專家。曾歷任全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理事，上海市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副理事長兼法人代表，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會副理事長，上海市科協委員。

澎湃新聞：您一直潛心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獲得了非常多的榮譽和獎項。這次，您成為了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研究突出貢獻專家，能否談談感受？

張怡：能獲評“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研究突出貢獻專家”，我感到非常高興。這不僅是一份極高的榮譽，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

這份感謝主要有兩方面：首先，感謝我所在的東華大學。是學校提供了自由探索的學術氛圍和長期的政策支持，也感謝推薦我的領導、同事以及學生對我工作的充分認可。其次，感謝市委宣傳部、市教委以及相關職能部門在我退休后仍給予這份榮譽，它不僅是對我個人長期工作價值的肯定，也是對在職教師及下一代的莫大鼓勵，實事求是地說，面對這份極高的榮譽，我深感自己的付出還遠遠不夠。這既是對過去的肯定，也是未來的動力。雖然我已經離開崗位，但未來仍會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繼續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

澎湃新聞：您是怎么樣進入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這一方向的？

張怡：借用馬克思青年時期的想法：一個人的職業選擇，（在我看來，甚至包括研究方向），往往不是由個人意志所決定的，而是受到特定歷史環境和社會關系的約束。實事求是地說，我進入這個領域正是如此。

大家可能以為我是文科出身，其實我原本是理科生。當年我報考的是東南大學（原南京工學院）微電子專業。但因學校師資需求，我被分配到了“自然辯證法”師資班（源于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畢業后在華東師范大學讀研也是該方向。由于本科主修物理，所以我早期的研究主要圍繞“物理學哲學”展開。

自然辯證法只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后來轉向更寬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主要源于在東華大學（原華東紡織工學院）的工作經歷。當時我的工作導師是上海非常著名的董孟華教授（曾獲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終身榮譽獎，已故）。

她曾帶我編寫一本關于“當代青年如何追求社會主義理論”的著作。這與我之前的物理哲學研究跨度很大。我們需要研究青年的心路歷程：從最初受西方思潮影響，推崇薩特的存在主義、尼采的“超人”哲學、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到后來轉向馬克思、尋找毛澤東思想，甚至涉獵佛教。正是這項關于青年心路歷程的研究，引導我真正深入地進入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方向。

澎湃新聞：您經歷了幾十年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工作，這對您看待問題的視角或方法有什么潛移默化的影響？

張怡：我深受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影響，習慣站在科學技術發展的前沿視角去探討社會問題。比如在研究當代青年的追求時，我往往會從科技發展的角度去切入和分析，這與我理科出身的背景是分不開的。

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對我影響至深。例如，在探討如何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時，我堅持認為必須同時從歷史和邏輯的維度展開，這樣的教育才是有根基的。

我始終認為，理論研究不能為了學術而學術，必須能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問題。這種將理論與具體問題相結合的態度，讓我在從事學生思想政治工作時，能夠更有效地解答實際困惑。

既然我是理科轉文科，基礎相對薄弱，就更需要掌握好研究工具，特別是外語。那個時候根本沒有翻譯軟件，必須依靠扎實的英語閱讀能力去攻讀大量文獻。雖然我口語一般，但在外文文獻的閱讀和掌握上，我投入了大量精力，這對我的研究至關重要。

澎湃新聞：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怎么看的？

張怡：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與時代化是兩個不同但緊密聯系的維度：

中國化的核心是將理論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毛澤東思想就是最好的例子，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并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轉化為指導中國實踐的行動指南，從而?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可見任何外來文化要在中國落地，都必須經歷這種轉化。

時代化的核心是緊跟全球社會進程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當今的“時代化”必須回應“互聯網+”、人工智能、數字經濟以及新質生產力等前沿問題。我們不能僅停留在傳統的中國化層面，更要站在歷史和科技發展的高度，用馬克思主義去研究這些新興領域對我國社會的影響，并且從中汲取營養，讓馬克思主義具有新時代的特色。

我從2000年起就開始研究“虛擬哲學”，在國內算是最早的一批。我們過去研究的是“實體哲學”，而在數字化時代，如何從馬克思主義視角切入“虛擬”這一非實體領域，探討唯物主義在虛擬空間中的體現，是一個巨大的理論挑戰。

比如關于青年人沉迷虛擬社區的現象。這涉及到人性的基本問題。現實社會充滿了各種約束（工作、人際、生活壓力），而人性深處有一種突破約束的沖動。當現實讓年輕人感到迷茫或壓力過大時，虛擬空間就成了一個很好的釋放場所。那里的規則比現實寬松，能給予他們心理上的慰藉。但是，任何社會空間，沒有絕對的自由。虛擬世界看似自由，但這種自由并非沒有底線。從哲學技術術語來講，虛擬世界是由“二元符號系統”（0和1）構建和規定的。這意味著，即使在虛擬中，人也無法獲得絕對的無限制自由。真正的進步，是在自由與限制之間尋找平衡。

澎湃新聞：您能聊一聊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未來嗎？

張怡：作為一個將馬克思主義視為“立身之本”的學者，我非常關注它的未來發展。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必須與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相適應，特別是與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這些科學技術元素相結合。

比如說，對“勞動價值論”的深化研究上。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奠基性理論。但在人工智能和算法系統開始執行越來越多原本屬于人類的活動時，價值創造的源泉出現了一些新的現象，應該如何深化理解？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個關鍵理論問題。由于我是理科背景，我更傾向于從定量角度思考：勞動中蘊含的技術分量會對勞動價值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從勞動形態來說，我曾提出要加強研究“超專業勞動分工”的現象。以快遞為例： 過去郵局寄書只是單純的物理傳送。現在的快遞服務包含了實時追蹤、智能調度等功能。這種由系統和算法完成的“超專業介入”，大大提升了勞動的價值含量。再如網約車和推薦算法， 現在叫車靠算法匹配，看新聞靠算法推送。這種“算法勞動”和“數據勞動”已經成為新的勞動形態。

算法和數據為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價值，雖然這對企業有利，但對社會的影響需要審視。如果能深入研究這些新形態下勞動價值的形成機制，就能極大地豐富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推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建立新的學術體系。

澎湃新聞：在思想理論領域幾十年來，馬克思主義對于您來說意味著什么？

張怡：對我而言，馬克思主義不僅是研究對象，更是我幾十年來的“立身之本”。結合在理工科院校的教學科研經歷，我始終秉持“明德篤學致用、人文理工交融”的理念：既要通過馬克思主義確立個人修養與治學態度，更要拒絕“空對空”的理論空談，主張立足現代科技與中國社會發展現狀，將人文社科與理工知識有機融合。我曾指導學生結合人工智能、互聯網等技術背景，就“敬畏自然”或“超專業勞動分工”等課題在全國“挑戰杯”競賽中斬獲大獎，這正是該理念的實踐印證——只有當我們不局限于單一的理論條框，而是具備跨學科的技術視野，真正讀懂當下的AI與互聯網時代，馬克思主義理論才能在解決實際問題中煥發出真正的生命力。

澎湃新聞：關于馬克思主義的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的推進，您是怎么看的？

張怡：我覺得這個主題比較大，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講清楚的，總體上關于馬克思主義的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的推進，應該從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兩個角度切入，研究內容一方面在基本原理、基本觀點和基本立場等方面進一步深化，比如前面講的勞動價值論。另一方面要根據社會新的變化，豐富內容。我的看法是要緊扣“新質生產力”與“社會權力結構”的變化形成新的學理內容。推進馬克思主義研究，必須圍繞前面提到的“中國化”和“時代化”，核心在于分析當代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質生產力”，其中一個要求就是要我們深入探討其對社會關系的沖擊。

在數字化時代，傳統的產業工人（如紡織、鋼鐵）依然重要，但數據可能成為新的權力來源。誰掌握了大數據和算法技術，誰就擁有了話語權和控制權。這可能會導致社會產生一個新的“技術精英階層”。這個精英階層可能會影響社會機構的權威。如果不加以規范，任由技術權力無序擴張，可能會產生不良的社會后果（如“尋租理論”中的負面現象）。因此，如何通過制度將技術精英的權力關進“籠子”里，也是我們必須研究的課題。

此外，從研究方法上看，現代社會離不開“計算”。推進馬克思主義研究，不能僅靠傳統的文科方法，必須引入計算社會科學，構建跨學科研究體系。面對海量的經濟、文化和社會數據，如果我們不會利用計算工具進行分析，就無法準確把握社會動態，更談不上豐富馬克思主義理論。互聯網時代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如“十五五”規劃中的智能治理），也需要我們運用AI等技術手段來提升治理效能，包括風險預警、反腐敗、宏觀調控等。

我認為目前中國在利用AI輔助治理（如反腐、風險預警）方面做得還不夠，現階段應加強技術應用。但技術是把雙刃劍。雖然我們需要AI來提升國家治理能力，但絕不能讓執政能力異化為對技術的依賴，更不能變成“人工智能的奴隸”。這需要在技術倫理和政治哲學層面進行嚴格的把控和平衡。

澎湃新聞：如何讓同學們或者青年群體更好地去理解馬克思主義？上好高校的思政課，關鍵在哪里？

張怡：關于如何讓青年學生更好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并上好高校思政課，首先要澄清一個誤區：從統計數據看，當代青年對馬克思主義并非排斥，甚至因為就業競爭等現實考量，入黨積極性很高。但不得不承認，課堂上確實存在學生“抬頭率”低、打瞌睡的現象，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教學內容從小學到研究生層層重復、過于粗放，缺乏新意。要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關鍵在于教學方法的革新與教師的主動性。一方面，我們要拒絕“面面俱到”的粗放灌輸，轉為“精準化”教學。應充分利用數字技術和AI，借鑒“建構主義”理念，將課程設計得像游戲“闖關”一樣，讓學生在解決問題中“升級”；同時結合虛擬沉浸式技術與線下實踐基地，做到虛實結合。另一方面，核心在人，在教師。雖然不能苛求所有老師都是頂尖精英，且目前確實存在部分老師僅被動應對考核的現象，但我們必須通過合理的分類考核與培訓，激發老師的主動性和創造力。只有當老師能把課講得既“入耳”又“入腦”，思政課才能真正擺脫枯燥，產生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