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書】蔡昉著《讀懂未來中國經濟：“十四五”到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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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戰勝新冠肺炎疫情、打贏脫貧攻堅戰、圓滿完成“十三五”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等偉大成就為標志，中國已經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并進入新發展階段，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這個新發展階段的終目標，就是黨的十九大確定的“在21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也確定了兩個具有定量含義的階段性目標，即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衡量，到“十四五“未達到現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到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中長期規劃以定性表述為主、蘊含定量的方式確定人均GDP增長目標，也宣示了一個道理：在新發展階段，發展仍然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是實現14億人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的必要物質基礎。特別是在推進現代化的新發展階段，無論是遵循一般規律還是由于特殊國情，都意味著會產生諸多發展中的問題和成長中的煩惱，歸根結底要靠發展本身來解決，而且這個發展必須遵循新發展理念，必須借助新發展格局的形成。

本書將詳細闡述中國在新發展階段所面臨的不確定性日益增強的國際環境。至少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就呈現出低通貨膨脹、低長期利率和低經濟增長的長期停滯狀態，也可以說是世界經濟的新常態。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后世界經濟復蘇的情況下，長期停滯仍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特點。同時，各國發展內顧傾向日益嚴重，供應鏈和技術脫鉤現象頻繁出現，這些問題都將進一步助長逆全球化趨勢。

中國的人口轉變和經濟發展也呈現出階段性變化的新特點，給經濟增長帶來諸多風險與挑戰。本書將揭示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的重要關系：中國人口老齡化在其個轉折點（即勞動年齡人口到達峰值時）產生對經濟增長供給側的沖擊，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第二，預計中國將很快迎來人口老齡化的第二個轉折點（即總人口達到峰值），并產生對經濟增長需求側的沖擊，致使經濟增長遭受總需求制約。因此，這兩個轉折點也是兩個經濟沖擊引爆點。

無論是基于一般發展規律，還是從中國特有國情的角度，都會得出這樣的預判，即面對國際和國內發展環境的挑戰，中國在按照世界銀行人均收入標準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前后，存在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或門檻效應的風險。對此，中國既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也不能采取回避態度。現代化途中不會處處鳥語花香。面對荊棘坎坷，中國經濟增長的必由之路是實現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終達到新發展目標確立的增長速度要求。

本書將結合經濟理論、國際經驗與中國現實，探討如何從供給側提高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闡釋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拓展比較優勢，找到市場和政府作用的結合點，終實現從人口紅利到改革紅利的轉變。與此相對稱地，本書同時探討如何從需求側挖掘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如何通過調整經濟社會政策提高居民收入，以及如何通過改革和再分配改善收入分配狀況，培育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本書還將回答經濟理論和政策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同時對社會關切的議題予以回應。例如，如何防止資源配置的僵化和退化，保持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提高；如何消除老齡化抑制居民消費的效應；如何既尊重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聚集效應，又努力打破“胡煥庸線”的制約；如何利用改革的報酬遞增性質，推進關鍵領域改革；如何充實和創新政策工具箱；如何通過建立中國特色福利國家，營造創造性破壞環境；如何與人口老齡化共舞，贏得老年人口紅利。

文摘

“投資中國”與“中國投資”

中國高度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體現是大規模引進外資。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投資環境、營商環境不斷改善，吸引了大量外資，“投資中國”成為世界性的現象。即便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顯著下降，并且中國引進FDI也有所下降的情況下，2019年，中國的FDI的凈流入規模仍居全球第二位（美國居首位）。

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21世紀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迅速，特別是在過去10余年中，中國一躍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大國，2019年對外直接投資總規模位列日本、美國和德國之后的第四位。這就是說，“中國投資“也日益成為現象。

不過，此處討論的“中國投資”指的是把中國的儲蓄轉化為中國的投資，擴大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大內需。所以，相應的話題就是如何擴大有效資本形成，發揮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內需拉動作用。具體來說，以下幾個方面是拓展投資空間的重點。

首先，新發展階段的新增長極。這里，我把具有巨大投資空間的區域性發展機會作為增長極。這些增長極包括。按照國內版并雙向推動的雁陣模型思路，以及一系列旨在促進區域協調和均衡發展的戰略，如西部大開發、推動東北振興、促進中部地區加快崛起等。這些戰略既有延續的內涵也有新的任務，可望產生趕超發達地區的新勢能和新勢頭。與此同時，東部地區加快現代化，以及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等，可以強化發達地區的規模經濟優勢和輻射力，實現技術和制度創新以及產業升級，也推動國內版雁陣模型的回移。

推動鄉村振興和實施新型城鎮化戰略，是未來需要按照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則進行大規模投資的方面，旨在促進多村產業興旺和提升生活品質的建設，以及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城鎮化建設，具有一定的公共品性質，也能帶來直接的投資回報，或者通過產業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帶來間接的回報。鄉村振興的資金來源，除了國家必要的投入外，關鍵是要盤活農村資產存量，而新型城鎮化的資金來源是從新市民的強大需求中通過市場渠道籌措。

其次，新發展階段的新增長點。這里，我把具有巨大投資空間的產業和行業發展機會作為新增長點。為迎接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相應的產業革命、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應對氣候變化，以及探索動態比較優勢，需要實施體現競爭原則的產業政策，特別是為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需要在低碳經濟領域實施相關產業政策。其中，在清潔能源、碳捕獲、節能減排技術等產業領域都具有大規模和長期的投資機會。

此外，補齊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短板，打通國內經濟循環中的堵點，也能形成新的增長極和增長點，具有巨大的投資潛力、社會效益和長期回報率。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來的公共衛生領域的短板，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國家戰略，特別是加強與降低生育、養育和教育成本以及老年人醫養結合和長期照護等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

再次，針對創業者、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的需求，通過消除投融資機制不健全甚至扭曲、資金成本高、貸款通道不暢等缺陷，讓它們更順暢地獲得所需資金，是拓展投資領域和支持創新創業的重要舉措。在科技進步及其應用于生產的速度都加快的情況下，中小型企業往往是創新的主體，也是潛在的成功者。金融機構和銀行應該借鑒互聯網平臺金融服務的技術和經驗，打通經濟史上從未實現突破的中小微企業貸款難題。

最后，消除導致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的各種體制機制障礙，改善資金配置和使用效率，提高投資回報率。一方面，要推進生產要素供給的均衡化，例如，通過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促進勞動力流動，同時實施統籌城多的積極就業政策，挖掘勞動力供給的潛力；另一方面，通過教育深化和在職培訓，增進勞動者的人力資本稟賦，提高勞動力市場匹配水平。此外，建立和完善對市場主體的獎優罰劣機制，及時處置無效產能和僵尸企業，對提高資本回報率也至關重要。

“中國制造”與“中國消費”

2019年，中國的人口數量占世界總人口數量的18.2%，中國的GDP占全球經濟總規模的16.4%，中國的終消費總額占世界消費總額的比重只有12.4%。三個占比之間仍然有很大的差別。全球GDP的占比小于人口數量占比，可見中國人均收入與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但這個差距已經越來越小，很快中國的人均收入將達到世界平均水平。終消費占比與GDP占比的差距則標志著“中國消費”與“中國制造”之間的不對稱，也亟待以消費趕超方式予以彌補。

進一步說，在2019年世界全部制造業增加值中，有28.0%是由中國企業生產的，全球商品出口中有13.1%是中國貢獻的。從一個角度來看，當時在世界經濟繼續徘徊于長期停滯、經濟全球化處于低潮，以及供應鏈或多或少脫鉤的環境中；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以及消除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都要求持續擴大消費需求，用中國消費引導中國制造，提高中國制造的質量和效益。

經濟增長需求拉動方式的轉變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一方面，投資長期以來在需求拉動中占據主導地位，經濟快速增長也總是伴隨著高投資率。例如，在過去20 年中，資本形成對GDP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 是一種常態，并且GDP 的增長率與資本形成的貢獻率高度正相關。另一方面，擴大投資常常被用來作為遭遇經濟沖擊（如出口萎縮）時的替代需求因素。例如，在過去20年GDP 增長的需求因素中，資本形成貢獻與凈出口貢獻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看到任務和挑戰的艱巨性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在啟動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方面，中國也有獨特的優勢。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既是中國經濟長期向好基本面的優勢保障，也是化解貿易戰、新冠肺炎疫情和供應鏈脫鉤帶來的經濟沖擊的制勝法寶。可以從幾個方面認識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消費需求的現狀、趨勢和潛力。

首先，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消費市場規模超大的特點。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18 年終消費總額，全球為62.6萬億美元，中國為7.3 萬億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收入分組，中國自2010 年就進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中國的終消費規模在這組國家中占比高達46.9%。雖然就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費水平來說，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但是由于中國的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龐大，終消費總額已經相當于歐元區國家加總水平的71.8%。

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國消費規模仍保持著持續增長的趨勢，具有巨大的潛力和充沛的后勁。2008-2018年，中國的終消費總額年均增長率高達8.5%，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3%）、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水平（2.3%）以及歐元區國家平均水平（0.7%）。并且，中國還保持著終消費增長快于GDP增長的勢頭。這種消費增長領先于經濟增長的趨勢是在過去10年中形成的。從終消費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比來看，1998-2008年為0.903，2008-2018年提高到了1.072。隨著新發展理念的進一步貫徹實施，預計這個領先趨勢將保持下去。

最后，上述事實也標志著中國經濟增長貢獻因素的構成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在拉動經濟增長的需求因素（即凈出口、投資和消費）中，2018年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6.2%，與2008年的44.2%相比提高幅度巨大，10年間平均每年提高3.2個百分點。在2018年的終消費構成中，城鄉居民消費占70.0%。

同時也要看到，在居民消費的構成中也存在城多之間不平衡的問題。目前，接近中國人口40%的農村人口消費占比僅為22%，與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勢頭還不對稱。這說明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相比，面臨更多的消費障礙。把超大規模消費市場潛力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增長拉動力，需要著眼于構成消費市場潛力的三個主要因素，其中需要針對農村居民消費的短板著重用力。下面，我們基于經濟正常運行和遭遇沖擊兩種情形進行簡潔的概括說明。

第一是人口因素，既取決于人口規模，也取決于勞動年齡人口參與經濟活動的程度。在正常經濟增長時期，需著眼于限度地提高適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即促進農業勞動力轉移和擴大非農就業；在應對各種宏觀經濟沖擊時，則要盡快讓勞動者和創業者各就其位，讓農民工返城返崗，恢復正常經濟活動。

第二是收入因素，既包括居民收入水平，也包括各人口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在經濟運行的正常情況下，促進經濟增長和改善收入分配均有助于形成大規模的居民消費能力；在應對各種突發情況和經濟沖擊時，則需要進行特別的收入扶助和消費引導。

保市場主體無疑是重要的，但是遭遇經濟沖擊時，市場通常也會淘汰很多過剩和無效的產能，以及生產率和競爭力低下的企業。經濟學家常說不要浪費任何一次難得的危機，也就是說要抓住這個機會充分利用市場出清機制，取得不可多得的創造性破壞成果。

經常發生的情況是，一方面，政策并不能準確地辨別哪些市場主體應該得到保護，哪些應該任其消亡；另一方面，保市場主體與保居民就業和居民收入兩者之間未必完全一致。撒開一些企業在領取穩企援崗補貼的同時仍然解雇員工這類情況不說，如果個人和家庭的收入減少了，預期變壞了，消費就會受到沖擊和抑制，這時，即使市場主體保住了，經濟活動的復蘇卻弱乏力。因此，從穩定和擴大居民消費著眼，確定保市場主體和保就業的政策措施相互對應，可以在政策實施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是供給因素，包括產出的數量、質量和供給品種。在經濟活動正常運行的情況下，應該著眼于推動制造業的設計、市場營銷、售后服務等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在深度和廣度上的發展；在應對各種類型的沖擊時，則要盡快推動以居民消費為對象的服務業率先復蘇，特別是借助互聯網時代的新平臺、新模式和新業態，盡快形成超常規的商業便利性。

打破抑制消費的老齡化效應

2019 年，中國有1.76 億人口年齡超過65 歲，占總人口的12.6%，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老齡化既帶來挑戰，也孕育著機遇。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都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因此我們應該善于與老齡化共存，把挑戰轉化為機遇。為此，需要把只爭朝夕與久久為功兩種精神狀態相結合的任務，便是抑制老齡化阻礙經濟增長的不利因素，挖掘其潛在的新增長點。

把挑戰轉化為機遇的一個重要著力點是打破人口老齡化抑制消費的效應，提高消費對社會總需求的貢獻率，提升總需求與供給側潛在增長能力的適應性。下面，我們結合一般規律和調查中獲得的數據，逐一分析人口老齡化三種明顯抑制居民消費的效應。

第一，人口總量效應。就單個的人來說，消費是收入的函數。也就是說，有收入才能有支出。但是，在家庭共濟的條件下，每個人無論是否工作都要消費，即便沒有勞動收入的家庭成員，也同等地進行一般性的生活消費。一般來說，沒有勞動收入的群體要么依靠家庭成員的收入，要么依靠社會轉移性收入，或者依靠自身的儲蓄，以滿足自己的消費需求。

但是，從一個方面來看，家庭統籌消費或分享收入的基礎強弱，歸根結底取決于有勞動收入家庭成員的人數，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把個人消費的結果匯總到全部人口后，仍然要遵循以下規律，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假設下，人口總量增加的話，消費就擴大；人口增長快的話，消費增長就快；人口增長減速的話，消費也會減速；人口總量減少的話，消費就萎縮。城鎮住戶調查數據結果可以從中觀察家庭成員分年齡的勞動收入和消費支出。勞動收入僅出現在20~60歲之間，在30~40歲之間達到水平，這是由于就業參與程度具有年齡別的差異。也就是說，勞動收入在年齡分布上是不平衡的，在人的整個生命周期形成一個陡然的倒U 字形曲線。

然而，在每個年齡段，家庭成員的消費差異并不十分明顯，甚至可以說消費與勞動收入的正相關關系并不顯著存在。多勞多得這個原則，在家庭這個共同體中并不起支配作用。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將一步一步地，在中國家庭強烈的利他主義傾向中，同時揭示居民消費遇到的現實障礙。

第二，年齡結構效應。已有的研究認為，消費水平傾向于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下降。國際上也有研究發現，臨近退休和已經退休的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趨于降低。在發達國家，這個現象與人們隨年齡增長收入和財富得到積累的情況相悖，所以被稱為“退休消費之謎”。從中國人口的年齡與消費關系看，也有消費能力和邊際消費傾向隨著年齡增長而減弱的趨勢。不過，這種現象在中國的情形下卻算不上是一個“謎”，因為老年人收入是明顯降低的，消費水平變化與收入水平變化的軌跡相一致。

然而，如果深入分析調查數據的話，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國當前的情況下，前述年齡結構效應的表現比表面上的邏輯要復雜得多。在整個生命周期中，消費支出水平都是隨年齡遞減的。在少年兒童階段，雖然沒有勞動收入，卻是消費支出的。這反映了兩種當前中國特有的現象；其一，在少子化特別是獨生子女占孩子比重很大的條件下，孩子對家庭來說十分金貴，家長舍得為孩子花錢；其二，市場也好，不應該市場化卻利欲熏心的有關組織也好，對此做出的反應是，引導性產品和服務花樣迭出，致使家庭要承擔高昂的養育和教育費用。

處在就業階段的家庭成員雖然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掙取者，卻未必在消費支出上面明顯高于其他年齡段的家庭成員。正如俗話所說：這個人群處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境地，在承擔社會責任的同時，為孩子花錢和贍養老人都是他們的義務。此外，繳納社會保險費用的支出，以及子女上學、家庭成員生病、自己的失業和退休，都是回避不了的后顧之憂，使他們不得不進行預防性儲蓄。

其中，受老齡化日益加速和加深的影響，就業群體面臨當下和未來的雙重負擔。一方面，在現收現付制度下，他們要繳納養老保險，即時支撐著當前的養老金給付；另一方面，在預期人口撫養比顯著提升的情況下，他們也不可能完全寄希望于未來的養老金繳費者，只好在可能的情況下增加家庭儲蓄，或者為了儲蓄保值，勉為其難地購買資產。

家庭中尚處于就業年齡段且年齡偏大的那部分成員，或者借用一個并沒有失去針對性的說法——“40-50“人員，陷入了一種勞動收入和消費支出雙雙下降的窘境。這恰好說明，在未富先老的條件下以及在撫養比提高的預期下，勞動年齡人口面臨諸多不能放手消費的現實制約。

中國的退休群體，或者廣而言之中國的老年人，的確表現出消費能力和邊際消費傾向都趨于降低的情形。把60歲及以上家庭成員的醫藥支出剔除后，可以看到這個群體是各年齡組中消費水平的，并且呈現出消費支出隨年齡增長遞減的趨勢。

這種家庭成員在勞動收入與消費支出之間的不對稱，以及消費隨年齡遞減的現象，完全可以放大為整體人口的狀況。由于整個人口的收入和消費關系無非是家庭共濟和社會政策的共同結果，因此，我們在全部人口這個層面也可以得出從家庭調查中觀察到的同樣的結論。

第三，收入分配效應。在存在較大收入差距的條件下，社會總收入的較大部分為因沒有足夠消費需求而只能擴大儲蓄的高收入群體獲得，與此對應的是，低收入群體由于不能獲得足夠的收入，他們的消費需求得不到充分滿足。兩相對比，收入差距造成社會整體消費不振和過度儲蓄的結果。可見，收入分配越不均等，消費需求越是受到抑制。

這個效應看似與人口老齡化關系并不大，但是由于收入分配狀況受人口變化以及勞動力市場狀況的影響，而且老齡化具有放大收入分配效應的作用，所以將其作為老齡化抑制消費的一種效應并不算十分牽強。

我們可以理解收入分配狀況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總體來說，消費能力是由收入水平決定的，但是邊際消費傾向并不與收入水平成正比。我們可以看到，高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低，掙的錢花不掉，所獲得收入的很大部分必然用于儲蓄，其高儲蓄率必然主導整個社會的儲蓄率。相反，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高，儲蓄率較低，對社會整體的消費一儲蓄關系影響卻十分有限。因此，在存在較大收入差距的條件下，社會總收入的較大部分為富裕群體獲得，與此同時，相對貧因的群體卻未能獲得足夠的收入，以充分滿足自身的消費需求，并且由于社會保障水平和覆蓋率與收入水平具有一定的關聯性，所以低收入家庭往往還要進行預防性儲蓄。結果便是居民消費受到抑制，造成總需求不足的情形。

由此可見，如果收入分配狀況得到改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擴大，占人口比重顯著提高，則會產生擴大消費需求的明顯效果。由于這種情況既縮小收入差距、增進社會公平正義，又擴大居民消費，保持社會總需求的不斷提高，有利于經濟增長，所以擴大消費需求的政策具有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性質。

作者信息

蔡昉

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長期致力于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人口和勞動經濟學、經濟增長、收入分配、減貧等。著有《人口負增長時代》《破解中國經濟發展之謎》《中國經濟發展的世界意義》《成長的煩惱：中國邁向現代化進程中的挑戰及應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