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不要相信那些把中國大學排在第一位的排名

該文作者Ariel Procaccia系哈佛大學計算機科學教授。

我任教于哈佛大學計算機科學系。哈佛曾長期在“萊頓排名”（Leiden Ranking）中穩居榜首，該榜單專門衡量全球大學的研究產出 。然而近期，哈佛在該排名中慘跌至第三，前十名中竟然有八所是中國大學 。雖然在“自然指數”（Nature Index）和“大學學術表現排名”（URAP）中，哈佛依然保住了頭把交椅，但中國大學在這些榜單的高層梯隊中也顯得愈發擁擠 。

有趣的是，有一份至今仍看好美國大學的排名，反倒是中國機構發布的 。

面對這些數據，人們很容易像《紐約時報》采訪的一位觀察家那樣得出結論：一場巨大的轉型即將到來，全球高等教育與科研的主導權正在建立某種新秩序。

我并不認同這種說法。

不可否認，中國大學取得了顯著進步，其中一些還擁有卓越的研究和教育中心 。但它們的實力遠沒有排名顯示的那么具有統治力 。套用毛澤東的一句話，許多中國大學其實是“紙老虎”：它們以驚人的速度炮制論文，但這些出版物的質量往往令人存疑 。除非美國政府繼續削減對世界領先科研的支持，否則美國大學在真正的競爭——吸引全球頂尖人才——中仍將保持領先 。

排名與現實之間的鴻溝可以用“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來解釋：當一個指標變成目標時，它就不再是一個好指標了 。這就像想通過給體溫計敷冰塊來退燒一樣：儀器雖然降溫了，但病人身上依然滾燙 。

中國已將提升全球大學排名列為國家政策目標，但在執行過程中，這種激勵機制往往優先考慮“優秀的表象”，而非科研環境的健康 。

長期以來，中國大學普遍通過發放現金獎勵的方式來鼓勵論文發表，以此提升在國際期刊上的占有率 。期刊越權威，獎金就越高 。根據一項分析，2016年在《自然》（Nature）或《科學》（Science）上發表一篇論文，平均可獲得超過4.3萬美元的獎金，甚至有學校開出了16.5萬美元的天價 。

顯然，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學者也有發表論文的動力，特別是在爭取終身教職的過程中 。但即便是一點點現金獎勵也可能誘發倉促、劣質甚至造假的科研行為，這也是為什么這種做法在美國遭到抵制的原因 。

雖然中國政府在2020年發布了新指導意見，禁止現金獎勵并試圖倡導質量重于數量 ，但那種極度的發表壓力依然存在，其對學術誠信的負面影響也未消除 。2024年的一項研究引用了一位中國研究人員的話稱，這種“非人道”且不切實際的科研產出要求，讓學術不端幾乎成了某種“必需品” 。

這種氛圍為“論文工廠”鋪平了道路——這些規模化的機構公開出售造假或抄襲的論文，有的甚至囂張到在中國醫院的走廊里散發名片來招攬生意 。論文撤稿率是衡量科研誠信系統性問題的另一個指標 。一項評估發現，中國論文因造假或重大缺陷被撤回的比例是美國的七倍多，更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 。

問題不僅在于大學如何應對排名，更在于排名系統本身的構建方式 。只要調整標準，你幾乎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結論 。例如，《泰晤士高等教育》采用了十多項標準，有趣的是，這家英國機構在過去十年里得出的結論如出一轍：牛津大學永遠是第一 。

評估一所大學更本質的方法是看：“誰在聘用誰培養的博士生當教授？” 畢竟，聘請一名教職人員是一項長期投資，這意味著對培養該學者的科研體系投下了信任票 。按此標準衡量，美國學術界對中國仍擁有顯著優勢 。

以我所在的領域為例。清華大學交叉信息研究院可以說是中國最頂尖的計算機科學項目 。據我統計，那里的33名教授中，至少有26人是在美國大學取得的博士學位 。在另一所名校北京大學的前沿計算研究中心，約14名教授中也有至少8人持有美國博士學位 。相比之下，在美國頂尖計算機科學項目中，幾乎見不到擁有中國大學博士學位的教授 。

這并不是說美國的學術實力不會受到挑戰，或者不會被削弱 。聯邦政府近期的舉措已經開始動搖我們在招攬全球頂尖人才方面的傳統優勢 。移民政策的變化可能導致去年秋季學期入境美國的國際學生人數下降了19% 。針對伊朗等國的旅行限制傷害尤深，因為那里一直是理工科天才的重要來源地 。

歸根結底，美國大學全球地位面臨的最大威脅并非來自北京，而是來自華盛頓 。我們真正面臨風險的，不是那些空洞排名中的名次，而是這些長期驅動國家創新與繁榮的學術機構能否保持其長久的卓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