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民主黨派，80歲了

2025年12月16日，是中國民主建國會（以下簡稱“民建”）成立80周年的日子。黃雅言計劃去重慶，到在西南實業大廈原址復建的民建成立舊址陳列館等處走走看看——那里沉淀著民建的初心和夢想。

生于1947年的黃雅言與民建幾乎同齡。她的家族與民建淵源深厚，祖父黃炎培是民建主要創始人和領導人，父親黃大能和哥哥黃孟復先后擔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她自己也是民建一員。

“80年中，民建的主體界別從實業界到工商界再到經濟界，始終保持著與工商業和經濟界的密切聯系，對國家發展起到了其他社會力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黃雅言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而她的家人與民建一起，始終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行，與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和經濟發展同呼吸、共命運。

1945年7月，黃炎培等六位國民參政會成員訪問延安，其間黃炎培與毛澤東作“窯洞對”。圖為毛澤東與黃炎培（左）在延安機場交談。

從“窯洞對”到雙清別墅談話

位于重慶白象街的西南實業大廈，在抗戰時見證了一段特殊的歷史——這里是內遷重慶的民族工商業者每周開聚餐會、交流時局的地方。

黃炎培日記中記載，從1942年7月到1946年離開重慶的三年多里，他至少參加了52次聚餐會，其中5次擔任主席，與工商界同仁在亂世中探尋救國之路。

1945年7月，受中共中央邀請，黃炎培、褚輔成、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六位國民參政員訪問延安，共商國是。其間，黃炎培與毛澤東長達十小時左右的“窯洞對”成為一段歷史佳話。

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都沒有能夠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澤東回答：“我們共產黨已經找到了新路，能夠跳出這個歷史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次訪問，成為黃炎培一生中的重要轉折點。同年8月，他與工商界領袖、遷川工廠聯合會理事長胡厥文會面，兩人達成共識：民族工商界不能只埋頭搞實業，更要主動擔當救國責任。他們決定發起組織一個新的政黨，并邀請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等人共同成為發起人。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國會成立大會在西南實業大廈召開，會議推選出37位理事與19位監事。在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上，黃炎培和胡厥文等11人被選為常務理事。1946年4月，民建總會遷址上海。內戰中，民建會所屢遭查抄，活動被迫由公開轉向地下。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號召籌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5月23日，民建總會秘密舉行常務理事監事聯席會議。出于安全考慮，黃炎培在當天日記中只簡略寫著“商定對某問題態度及意見”。事實上，這次會議的核心決議——一致贊成中共“五一”口號，標志著民建放棄了成立初期的中間路線，堅定選擇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1949年3月，黃炎培把民建在上海的工作妥善移交后，輾轉抵達北平。毛澤東專門邀請他到位于香山的雙清別墅做客，請他做新中國民營經濟的牽頭人：一方面向共產黨反映民營實業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向民營實業家傳遞共產黨的聲音。毛澤東說，中共對待民族工商業不會像蘇聯那樣，相反要予以利用和發展。

在上海，黃炎培次子黃競武與民盟、民建同仁一道，秘密做著迎接解放的準備。他利用中央銀行稽核專員身份，收集國民黨金融情報，組織罷工，竭力阻止國民黨政府運送銀行金庫財物去臺灣，同時配合中共地下黨策反國民黨軍官。黃競武被特務逮捕，受盡酷刑。1949年5月17日夜，離上海解放只差8天時，他遭活埋犧牲，年僅46歲。

當時，黃競武的女兒黃雅言只有一歲半。年輕的母親無力兼顧六個孩子，黃雅言被四叔黃大能收養，隨他在北京長大。她的哥哥黃孟強、黃孟復則從小和祖父黃炎培一起生活。

黃孟復曾回憶，祖父的家訓是：“事閑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無欲則剛。和若春風，肅若秋霜。取象于錢，外圓內方。”這對黃家人影響很大。

民建第二次總會擴大會議于1952年7月召開，“民主建國會”更名為“中國民主建國會”，推選黃炎培為主任委員。圖為全體參會人員合影。

“緩沖裝置”與橋梁

新中國成立前夕，民建只有404名會員。之后，民建陸續吸收了榮毅仁、郭棣活、劉靖基、劉鴻生、吳蘊初、樂松生等一批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民族工商業者入會。

1952年3月，毛澤東在同黃炎培談話時，如此闡釋“利”的內涵：“資本家唯利是圖，人家說是不好，但‘利’可以分析一下，一部分是國家的利，一部分是工人的利，其余一部分是資本家的利。如果唯利是圖的資本家，他們所圖的利，三方面都能夠顧到，正是希望他們、需要他們來‘圖’，只不能讓他們光圖私人的利。”這番話鼓舞了民族工商業者。

同年7月，民建總會通過新會章，正式更名為“中國民主建國會”，并在總綱中規定：“接受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共同綱領為準則，團結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代表其合法的利益。”在這次會議上，黃炎培當選為民建總會主任委員。1955年，他當選為民建中央主任委員，此后一直擔任這一職務，直至逝世。

身兼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以及民建領導人的雙重身份，黃炎培成為聯系政府和工商界的重要樞紐。他既要參與國家經濟和統戰政策制定，又要通過民建平臺組織教育工商界，發揮其積極性；既要向工商界傳達解釋中央政策，也要向政府上報工商界的情況和意見。

2019年9月26日，上海“我家的紅色記憶——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上海民間藏品展”現場，黃炎培致兒子黃競武烈士的手書原件。圖/視覺中國

他把土改中一些工商界人士關于“斗爭過火”和“有偏差”的意見、“三反”“五反”運動中部分工商業者不安悲觀的現象等等，都寫信上報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再將毛澤東等人的意見、中央的政策向工商界傳達，努力化解矛盾。在這個過程中，他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和不少質疑，卻始終泰然處之。

在社會主義改造中，部分工商業者不免有動蕩不安的情緒。1955年10月，毛澤東邀請陳叔通、李燭塵、胡子昂、胡厥文、榮毅仁等民建、工商聯領導人和出席全國工商聯執委會議的全體執行委員座談。他表示，希望每個大城市有幾十個、幾百個核心的工商界人物，比其他人覺悟要高一些，經過他們去教育其他人，逐步適應新制度。

那段時間，黃雅言在黃大能和黃炎培的家里經常看到人來人往，有時他們就在家里開會。年幼的她似懂非懂，但“公私合營”這幾個字卻深深留在了記憶中。長大后她才明白，那是一段復雜而艱難磨合的歷史過程。

公私合營后，政府要按資產付給利息，工商界基本抱著“坐三望四”的心態，覺得“三厘稍低，四厘不好講，五厘不敢想”。令他們意外的是，政府公布定息為5厘，期限為7年。1962年定息期滿后，政府又兩次延長定息，直至1966年9月才停發，以體現對工商業者的關懷和誠意。

民建上海市委理論研究委員會副主任王昌范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民建成員經營的企業雖然只占當時私營工商業的一小部分，但多是行業龍頭，資產規模大，社會影響廣。民建憑借組織優勢，把政治引導、政策解讀、利益示范和情感安撫融為一體，在公私合營這場和平改造中充當了不可替代的“緩沖、催化”裝置，發揮了其獨特的橋梁與示范價值。

到1957年，民建會員總數發展到26332人。此時民盟盟員總數為33118人，民建成為人數僅次于民盟的民主黨派。

1957年，在反右派斗爭中，黃炎培的兒子黃萬里、黃大能、黃必信，女兒黃路、黃素回，女婿陳鏘，外孫王實方，一家七人被錯劃成“右派”。那時黃炎培已79歲，妻子姚維鈞擔心他受不了打擊，讓子女們不要告訴他，所以他只知道在報紙上被公開點名批判的黃萬里和黃大能成了“右派”。

也就是在那段時間，黃炎培第一次鄭重告訴黃雅言：“你的生父不是黃大能，而是已經犧牲的黃競武。”黃雅言一時無法接受，她自幼以為黃大能是生父，黃大能也一直將她視如己出，給了她與生父無異的父愛。她對生父全無印象，那是她第一次聽說黃競武這個名字。

黃雅言1960年升入中學，她品學兼優，本來是班上培養的預備加入共青團的四個積極分子之一，但最后因受家庭情況影響，只有她沒能入團。

1965年12月21日，黃炎培逝世。“文革”時，黃家遭到了更大的厄運。民建和其他民主黨派也都被迫停止了活動，直到“文革”結束。

“事業正方興未艾”

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邀請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等民建、工商聯領導人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座談，商談對外開放和吸收外資問題，就經濟建設中如何發揮原工商業者的作用征詢意見。

談話從早上進行到中午，鄧小平說請大家吃涮羊肉，工作人員在福建廳支起桌子，大家邊吃火鍋邊談。后來人親切稱為“五老火鍋宴”。席間，鄧小平明確指出：“聽說你們對搞好經濟有很好的意見和建議，我們很高興。我們搞經濟建設，不能關門。”他強調，人要用起來，錢也要用起來。

此次座談極大地鼓舞了工商業者。之后，榮毅仁創辦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王光英創辦中國光大實業公司，開啟民建投身國家建設新的一頁。

1979年10月，胡厥文當選第三屆民建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黃大能獲得平反，恢復中國建材科學院副院長職務，并開始擔任民建中央常委。1983年11月，黃大能擔任了民建中央副主席。

在黃雅言眼中，養父黃大能性格簡單直率，為人感性，相比從政，他更適合當一名學者，建材科學系統很多領導都是他手把手帶過的學生。

1997年，黃家第三代黃孟復擔任了民建中央副主席，后擔任了全國工商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

進入新世紀，民建中央把促進非公經濟發展作為參政議政的重點領域，每年高層協商都就民營經濟發言，年年在全國兩會上提交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提案。2003年創辦的非公經濟論壇，成為動員組織民建內外非公經濟人士參與地方經濟建設的平臺。

2001年兩會期間，黃孟復呼吁“盡快造就一批企業家隊伍以適應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他建議，應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加速國有企業的公司制改造，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和市場主體。

2005年，《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俗稱“非公經濟36條”）出臺，這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個里程碑。黃孟復是這個文件的積極推動者，他主持了多場民營企業家與有關主管部門和專家共同參與的研討會，文件出臺后又針對執行中需要解決的問題提出建議，呼吁為非公經濟發展創造有利于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2010年“新36條”出臺后，他又積極參與政策解讀座談會，呼吁各地出臺實施細則。

在《永遠懷念父親黃競武》中，黃孟復寫道：“您所親自參與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事業正方興未艾，您更可以安心了。”

曾有一度，黃雅言只想遠離政治，無意加入任何黨派。但黃大能一直鼓勵她積極加入組織，參與社會活動，她慢慢被父親這種積極履職的態度所感染。還有一個促動她的因素是：她當時在國家體育總局田徑中心工作，隨著商業性體育活動的開展，開始學著跑廣告、拉贊助，她發現，很多贊助商和合作方的人都和民建有關聯，在民建能幫助她了解企業家群體的思維方式和行業邏輯。1999年，她申請加入了民建。

2003年是黃競武的百歲誕辰，黃大能在紀念文章中寫道：“現在你的兒子黃孟復，已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并任全國工商聯主席，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了；你的女兒——經我們扶養的黃雅言也已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現正在國家體委田徑中心為北京2008年奧運會而繁忙地工作著；你的大兒子黃孟強也是好樣的，業已成為一名優秀的飛機設計師；你那最小的女兒黃烈雛現定居香港，正幸福地和她那位醫生丈夫一起生活著。如果你九泉之下有知，在我們紀念你的百歲生日時，也可以瞑目安心了！”

進入新時代，民建圍繞經濟體制改革、產業鏈升級、自貿港建設、鄉村振興等重大戰略調研，向國家提供了多元的專業建議。其中，民建開展的“大調研”（即發動全會參加的有組織調研）極具特色。受中共中央委托，結合界別特色，民建中央近年來始終圍繞黨和國家重大決策部署和發展戰略，貫穿“推動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這條主線進行調研，提出系列性的意見建議。

2018年，民建中央提出了《關于加快建設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的提案》，建議加強自由貿易港的國家立法。2020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民建中央大調研的意見建議在方案中得到了體現。

加入民建后，黃雅言對民建有了更深刻的體會：民建組織的一個重要意義就是激發經濟界人士和企業家的愛國精神，匯聚他們的力量，從經濟建設的角度為國家多做貢獻。

黃炎培創辦了中華職教社，這是中國近代職業教育之始，并最終融入了新中國教育體系。退休后，黃雅言很關注中華職教社做過的工作，走訪了多所黃炎培創辦的職業學校。

黃炎培生前寫了五十多年日記，留下大量通信。受其影響，黃家人有記日記和寫信的傳統。日記和書信的大部分原件保存在黃雅言這里，她計劃好好整理這些家族記憶。

整理這些資料的過程中，黃雅言慢慢對生父有了更多了解。黃大能和黃萬里記憶中的“二哥”愛憎分明，總是替弱者打抱不平。大家都說，黃雅言的脾氣很像他。

黃炎培有一幅手跡，叫《玄武湖秋感三絕》：“黃花心事有誰知，傲盡風霜兩鬢絲。爭羨湖園秋色好，萬千寒葉正辭枝。紅黃設色補寒苔，點綴秋光枉費才。畢竟冰霜誰耐得，青松園角后彫材。那有秋紈怨棄遺，金風盡爾鼓寒漪。誰從草際憐生意，百萬蟲兒絕命時。”

1947年10月，國民黨當局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民建、民進、民聯等黨派也被視為其“化身”。黃炎培時任民盟中央委員，赴南京與當局交涉多日未果，身心疲憊。11月4日，離開南京的前一天，他在兒子黃大能陪同下去玄武湖散心，十分傷感地寫下了這首詩。那時黃雅言剛剛出生，后來黃炎培就把這幅手跡送給了她。小時候，這幅手跡一直掛在她的床前。

年輕時黃雅言對長輩們的很多選擇和堅持并不完全理解，隨著年歲漸長，她才逐漸懂得，他們的愛國和犧牲是刻在骨子里的信念，無論環境如何變化，都從未動搖。在她看來，民建及其他民主黨派正是凝聚了這樣一批有情懷、有才華的愛國人士，成為建設國家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本文參考了民建中央宣傳部編《中國民主建國會史稿》、俞潤生《黃炎培與中國民主建國會》）

記者：宋春丹（songchundan@chinanews.com.cn）

編輯：黃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