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不能涵蓋中國所有的邊境“墻”

《從“分治”到“整合”：明清湘黔邊墻歷史演進與結構變遷》是一部研究中國南方邊墻的史學佳作，以明清湘黔邊墻為研究對象，系統討論了其修筑前后的歷史演進與社會變遷。作者運用大量圖、表、實地調查圖片等，具體考訂了明代邊墻的起止路線，分析明清政府修筑邊墻的軍事控制，探討明清湘黔邊墻的演進過程、湘黔邊區的社會整合與族群交融等情況，并將湘黔邊墻與北方長城做對比。書中總結了明清中國在邊疆的治理得失，揭示傳統中國地域民族社會的治理方式與運作模式。

《從“分治”到“整合”：明清湘黔邊墻歷史演進與結構變遷》，陳文元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內文選讀：

治理邊緣與經略腹地——南方邊墻與北方長城之比較

縱觀中國歷史，自先秦至明清，不論南、北，有關“墻”的修筑與維護不絕于書。剖析“墻”的歷史敘述，對比南、北“墻”的延續與轉換，或可窺探傳統中國推進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和鞏固過程中統治理念演替與經略思維變遷，從而進一步總結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政治統治脈絡與多元治理方略，為今日之民族地區社會治理提供經驗教訓。

明代南、北皆筑“邊墻”，不能不說是巧合。考慮到明代為抵御北元/蒙古勢力，在北方大范圍修筑長城，為解決南方“苗患”又修筑邊墻，治理思維或有相應延伸。明代在北方修筑長城不遺余力，于南方修筑邊墻同樣耗費甚巨，跨越時間較長。雖然南方邊墻與北方長城在性質與特點上皆有不同，但大致體現了明朝中后期解決地方動亂與調控族群關系的一種思維借鑒。

南方邊墻與北方長城有著各自的特點。拋開二者的懸殊地位與建筑形制差異（譬如建造方式、防衛布局、工程里數），彼此在制度實踐、治理內涵、政治屬性、文化形態上有著重要區別。

制度實踐上，明代在北方大規模地修筑長城，是在推翻元朝統治后防范北元/蒙古勢力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更與土木堡之變后明朝軍備實力下降，不得不采取守勢有關。其制度實踐是因循歷代中原王朝面對游牧政權的邊疆經略思路，輔之明代衛所制度和屯邊募兵體系；南方修筑邊墻則是明廷針對傳統的“剿、撫”民族政策失效，州縣體系又無法推進，因而沿續衛所/營哨結構布施邊防，后雖營、哨累加，增堡筑墻，但總體思路仍是衛所防衛體系的延伸。

高塘石邊墻

治理內涵上，明廷在南方修筑邊墻，秉持對南方民族地區的深入治理與策略改制，雖為“御敵”，但主要“治夷”，是對腹地統治區域的強化與控制。但明廷在北方修筑長城，打造九邊重鎮，長期與北元/蒙古勢力對峙，兩者的實力轉換與戰和不定，北方軍事重點既是“治夷”，更是“御敵”。

政治屬性上，北方長城在中國歷史上曾是中原王朝與北方游牧民族政權的“邊界”，以長城為界，南北對峙，乃地緣政治與文化結構交織的產物；南方邊墻實為圍繞“內地的邊緣”隙地的治理與控制，乃直接統治范圍內的治邊、安邊軍政舉措與社會治理，顯然不是由兩類政權體系間的交替引發。二者在政治屬性上有著本質的不同。

文化形態上，南方邊墻所處區域雖在腹地，但又極其邊緣，境內高山深壑，溪流縱橫，多族群分布，地域環境復雜；北方長城沿線則處在草原與平原之間，雖也是建在山嶺之上，但總體地勢相對平坦，游牧與農耕長期交融共生。地域生態并不相同。地理形態對應的地域氣候與經濟文化類型更是有著顯著差異。南方邊墻屹立于湘黔邊區，處在華南漢族與西南少數民族的過渡地帶，區域內文化形態多樣，族群關系復雜；而長城所處的北方地帶長期以來是中原漢族與北方游牧民族交互的舞臺，二者關系時常影響到中國歷史發展進程。

更應看到，南方邊墻對應的“西南邊疆”與北方長城對應的“北方邊疆”在中國整體歷史進程中作用的差異性。長期以來，游牧與農耕兩股政治勢力交互，主導了傳統中國政治統治脈絡演進。相較于西南邊疆，北方邊疆更緊鄰中央王朝統治腹心，政治統治輻射力更強，文化結構更趨穩定，再經由元明清大一統中央王朝經略，北方邊疆整體上呈現出更高的整合度；而西南邊疆族類眾多，地方勢力紛繁復雜，“多國林立”卻又政治影響較小，地處邊緣卻又遠離政治中心，中央王朝很難實現全面的直接治理，更無法有效統籌整齊劃一的政治統治，故而長期羈縻而治、間接控制，也因此缺乏一以貫之的整合力度，此類狀況緩至清代雍正朝改土歸流才得以改觀。換言之，清代湘黔邊區改土歸流后，仍然產生了“邊墻”這一歷史產物，與先前的整合程度和區域差異密切相關。

喜鵲營

如果從傳統中國邊疆治理的政治邏輯上來審視，明代南方邊墻與北方長城又具有一定的共性。歷代中央王朝治理邊疆/邊緣，處理與周邊各族的關系，王朝統治者皆須認真對待，且是無法回避的政治議題。中國邊疆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它的民族性，不論南方邊墻，抑或北方長城，皆為明廷應對邊疆/邊緣復雜社會形態與多元族群結構情形下，建立賴以治邊固界的軍政型管理系統，是傳統中國邊疆統治方略的體現，尤其涉及邊防危機，或遇突發事件、重大災害時。也就是說，邊墻抑或長城，乃是中國古代中央王朝基于地理結構與社會形態的“因地制宜”和“因俗而治”之策，修“墻”不是目的，而是一種統治策略、管控手段。邊墻是劃界治理的重要載體，重在區隔而非隔離，況且邊墻內外均有一定的經濟文化交流。明代國家治理體系中，有州縣、衛所、土司等政治管理體制，南方邊墻與北方長城皆體現了傳統中國邊疆治理體系的靈活與彈性，折射出傳統中國邊疆制度的整體結構與區域差異的歷史性因素，是為“多重型結構”下的“多重型天下”。保持彈性的治理架構與多元的治理方略，是推進傳統中國統治穩固的重要前提。

進入清代，北方長城的角色已然發生轉變，其軍事功能逐漸退化，非軍事功能日益顯現。不過在清初，長城依然具有較為重要的軍事屏障作用，“御敵”性質仍存。清廷為應對漠北蒙古的進攻，還曾予以修繕。隨后長城的功能主要是限制出邊/入邊、管理貿易和朝貢，演變成清朝溝通中原及藩部的交通要道。清中期以后，當北方長城愈加顯現出融合內外的象征情形時，清廷又在南方重修邊墻。清代邊墻與邊防體系是對明代邊墻防御體系的繼承與深化，但卻不是簡單的“歷史復制”，二者有著不同的歷史語境和建構策略。與明代修筑邊墻有所不同的是，清代基于“治苗安邊”宗旨，將邊墻作為治理湘黔邊區重要舉措，并以軍事防衛與治安保障體系經營，區隔苗漢、分而治之，形成了邊墻治理，重構了族群關系，引發了湘黔邊區社會變遷。此時，與北方長城相比，清代邊墻的軍事功能與非軍事功能均比較突出。

與此同時，明清中央王朝在南方修筑邊墻，亦體現出傳統中國統治思維缺陷。在傳統中國的統治邏輯里，當動亂發生或族際沖突時，中央王朝多偏向于“壓”的解決手段，隨后才是“撫”與“疏”。基于這一點審視，亦不難解釋為何至清代，當北方長城已失去其防衛功能時，南方依然會有“邊墻”這一產物。“墻”的“廢棄”與“重修”，是傳統中國在南、北地域政治統治脈絡的演變。歷代中原王朝于北方不遺余力地修筑長城，但清代大漠南北一統，北方不再需要長城御邊，統治者較為得意于此，卻又在南方不得不按照明代的方式再筑邊墻。湘黔邊區不同于北方草原地區，其對應的是南方民族地區復雜的地理環境與多樣的族群交互，且長時期以來統治基礎較為薄弱。修筑邊墻，厘清民、苗界址，重在“因俗而治”“民苗相安”，彼此尊重，天下一統，既突顯了傳統中國統一性的整體維持與差別化治理方式的延續，更反映了中央王朝將“夷民”向“編民”整體轉化的政治結構轉型。

更應看到，中國歷史上從來不缺乏“墻”的存在，修筑“墻”以及圍繞“墻”的經營與維護可視為傳統中國的一種統治模式。然而，學界目前尚未重視這一問題，且多集中于北方長城的討論。其實，中國古代有關“墻”的含義極為豐富。筆者粗略認為，如要理解傳統中國的政治統治，一是不能談“墻”色變，更不能把“墻”統統固定理解為“軍事防衛”“隔離”“鎮壓”等。事實上，圍繞“墻”的修筑與維持，往往是沖突與和睦并存，墻內外人口、道路與聚落交互，界內外人群開展各類形式的經濟文化交流，交融互嵌無時無刻地不在發生著；二是要看到中國古代“墻”的多樣結構與內涵。北方長城從游牧與農耕的政治脈絡演化至中華文明的象征，但其不能籠統概括中國所有“墻”的政治內涵與文化細部。比如，南方即有“楚長城”“滇東古長城”以及本書探討的位于湘黔邊區的邊墻，有些“墻”的歷史甚至要比北方長城的歷史更為久遠。簡言之，對這些“墻”的闡釋都不應大而化之地貼上“長城”的標簽，或者說不應該被北方長城的內涵覆蓋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