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湘黔邊墻格局下的族群貿易

雖然清廷在湘黔邊區修筑了邊墻，進行“劃墻而治”，但并不代表湘黔邊區族群間日常生活中沒有經濟貿易交流。隨著貿易的開展，民、苗之間的經濟文化得到共生互補，苗民也逐漸形成經濟與價格意識。整體來看，邊墻規范了民、苗的貿易秩序，推動了族群的交流與融合，但邊墻的布局也有局限性。

明清湘黔邊墻格局下的族群貿易

文 | 陳文元

雖“劃墻而治”，但并不代表湘黔邊區族群間日常生活中沒有經濟貿易交流。產生貿易的前提是彼此之間提供的物品能夠滿足對方所需，民、苗之間經濟方式、文化習俗、社會結構略有不同，經濟文化共生互補是社會發展趨勢，并不為邊墻區隔所限制。

湘黔邊區多山，雖可耕地較少，但氣候濕潤，冷熱交加，境內動植物豐富，出產山珍，生活在這里的人們依靠有限的自然條件生息繁衍。作為當地的土著——苗民，進入清代，他們的生活狀況與經濟形態又是怎樣的呢?《苗防備覽》中有載：

苗耕，男婦并作，山多于田，宜谷者少。燔榛蕪，墾山坡，種芝麻、粟米、麥豆、苞谷、高梁、蕎麥諸雜糧。既種三四年則棄地而別墾，以墾熟者磽瘠故也。棄之數年，地方既復則仍墾之。……婦女亦知飼蠶，惟不曉育種。……耕種之外，惟事牧畜，牛、馬、犬、羊、豕、貓、雞、鴨之類最多，而所重牛，所竊亦惟牛，然不任耕種，供口腹、資貿易而已。

《苗防備覽》描繪了清代苗民的經濟生活形態。囿于地理環境制約，以及眾多西南地區族群生產方式類似，苗民亦從事游耕，耕種一處土地僅三四年，然后另行開墾新地耕種。

由于山地環境并不適宜大面積種植水稻，苗民因地制宜種植芝麻、粟米、麥豆、苞谷、高粱、蕎麥等農作物。除此之外，還養蠶，蓄養牛、馬、犬、羊、豕、貓、雞、鴨等牲畜。

一些廳縣由于獨特的地理區位，形成了區域性的貿易集市。如永綏廳，“惟花園當楚蜀交界，頗通舟楫，有油鐵諸貨。米糯、木樹汛接壤松桃市集，有米貿易數處，人煙尚為稠密”。

當然，湘黔邊區地域不同，所產也略有差異，如“永綏接四川處、鳳凰營接貴州處產馬，乾苗不務孳蕃，故不產馬”，但總體而言，物產比之“內地”亦頗豐。

苗漢貿易有利于彼此交往、交流與交融，彌補經濟的結構性缺失，增進彼此了解，改善族群關系。開展貿易依賴于良好的市場秩序與經濟環境。

乾嘉苗民起義爆發的重要原因是族群沖突與社會矛盾，表現之一即苗漢貿易過程中的不公正、不公平，苗民多受漢民欺詐侵害。

為了防止苗漢因貿易再起糾紛，劃分民、苗界址和修筑邊墻以后，官方數次明令禁止漢民不得無故進入“苗地”，只允許民、苗在規定的集場開展貿易：

一嚴禁民人擅入苗寨，索詐欺凌，以期民苗相安，永臻寧貼也。查舊例，民人原不準擅入苗地，自乾隆二十九年，以苗人向化日久，準于與內地民人姻婭往來，漸資化導。而日久弊生，漢奸出入，即有在內地開墾，及因賬債準折苗地之事，苗人遂借口客民盤剝侵占，糾結滋事。數年以來，沿邊民人，疊被焚殺，無不受其荼毒。……現在民、苗界址劃分清楚，應申明舊例，漢民仍不許擅入苗地，私為婚姻，以免滋事。惟各處集場，原許民苗按期趕趁，以有易無，應令汛屯員弁，親為彈壓，無許市儈侵欺，一切公平，在市交易而散。

為規范苗漢經濟交往秩序，減少漢民對苗民的盤剝，官方規定民、苗須在規定的集場開展貿易，并擇立貿易日期，且明令汛屯員弁親自彈壓，監督苗漢經濟往來。

官方認為漢民進入“苗地”會給苗漢經濟交往和地方社會帶來不利因素。故而，選擇一個能夠讓苗漢有序貿易并規范苗漢經濟交往的區域，對于穩定邊區是至關重要的。

以邊墻與邊防體系為核心的軍事管控不僅保證了穩定的社會秩序，也給苗漢經濟貿易往來提供了可操作的地域空間。邊墻作為國家權力在湘黔邊區的一種象征符號表達，保證了墟場(集場)及其活動的正常開展，沿線碉堡屯卡林立，戒備森嚴，貿易開展有軍事防衛作保證，使苗漢經濟交往愈趨規范化，保證了苗漢貿易的公平、公正。邊墻沿線由此成為苗漢經濟交往的“中介點”，儼然成了多族群社會的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是觀察社會關系的極好場所，在這些地方，各種人們特別是下層民眾，從事著日常生活活動。”國家在“邊墻—公共空間”中逐步型構政治話語，湘黔邊區族群以“邊墻—公共空間”產生交往和交流，修筑邊墻規范了湘黔邊區族群交往場域。

邊墻修筑前，鳳凰廳僅設置有七個集場，分別是西門江集、箭塘集、鳳凰集、永寧哨集、靖疆營集、新寨集、筸子哨集。

而邊墻修筑后，官方在原有基礎上設置了更多的集場(見表4.11)，且十四個集場有十個分布在邊墻沿線，可見官方設置集場是以邊墻為參照，此番設置也與官方令汛兵屯官親自監督苗漢貿易實際情況相吻合。

從整體上看，部署邊墻沿線的集場，其所體現出的市場服務區域不是正六邊形，而是呈線形和條帶狀的，表現為依附于軍事體系下的社會經濟結構與市場運行機制，“理性的經濟人”這一屬性似乎與苗民關聯不大。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關注的是成都平原和相對發達的市鎮，不一定與偏遠山地社會和縣以下鄉村寨落的政治經濟面貌相對應。

邊墻修筑后，鳳凰廳設置的十四個集場除南門外場是“百日場”可長期進行貿易外，其他集場按官方和民間的風俗規定，各有不同日期，依次開展貿易。

沿線設置的集場，一般位于營汛駐地。如鳳凰廳廖家橋場、鴉拉(阿拉)營場、長凝哨場、得勝營場、筸子坪場、強虎哨場等。

有些集場雖不在邊墻沿線，但依然設在軍防重地，如新茶田貿易市集。

一些商業市鎮隨著邊墻沿線的集場貿易興起，并在今天依然發揮作用，如阿拉鎮(鴉拉營場)、吉信鎮(得勝營場)，均是現今鳳凰縣重要的商貿物資交流集鎮。

其中得勝營集場，更有“龍驥開場”佳話。龍驥，晚清舉人，鳳凰廳著名士紳，曾參加光緒年間“公車上書”，事后被革除功名。

龍驥回鄉后創建了棲山書院，招收苗、漢、土各族子弟。在龍驥的倡導下，鳳凰廳都吾約與鎮筸鎮左營共同籌募，將得勝營場修建成當地公共的集場，各族民眾在集場內友好相處，平等貿易。集場建成后，勒石紀功，受人傳頌。

筆者在鳳凰縣吉信鎮調查時，經常聽到有關“龍舉人”的傳說，此類歷史可作為當前“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經典素材。

每逢邊墻沿線“趕場”日期，苗民紛紛將種植的農作物、制作的手工織品和蓄養的牲畜拿到集場交易，換取鹽、蠶種及所需的生活器具。

由于長期與漢民經濟交往，苗民逐漸有了較強的經濟觀念與價格意識。

苗工所需農具……今則市可得而易矣……苗民入市與民交易，驅牛馬、負土物，如雜糧、布絹諸類，以趨集場。糧以四小碗為一升，布以兩手一度為四尺，牛馬以拳數多寡定價值。……屆期畢至，易鹽、易蠶種、易器具，以通有無。初猶質直，今則操權衡，較錙銖，甚于編氓矣。

邊墻沿線設立集場、開展貿易，對于邊墻沿線和距離較近的苗民、漢民自然是十分有利的，增進了彼此的交流。

然而，對于距離邊墻一線較遠、生活在臘爾山深山區域的苗民來說，前往邊墻趕集路途太過遙遠，他們不得不在寨內自行設置集場交流貿易。

官方查知后，認為“深巢”苗民在寨內私設集場容易引發“奸民”混入苗寨生事，故而發布告示禁止：

又查苗民貿易定例在沿邊開設集場，按期趕趁，乃有深巢苗人憚于遠涉，遂在寨內私行開場交易。則私場一設，設有奸民借趕場為名，混入苗地，難以稽查，實所關匪細，不可不預。為防范封閉，亦應請俯如所稟，飭令取具苗官，切結不準再開集場，并飭各地方官隨時查禁，以杜后患。

官方發布告示禁止，說明苗民已經有自行設置集場的行為。當官方政策不利于自身時，苗民選擇相應的應對策略，即便這一策略是在“被迫”的情況下產生。

從上述材料還可以看出，所謂公平、公正、有序、規范只是相對一部分而言，并不能完全體現在整個湘黔邊區。由于邊墻、邊防體系與對應的集場是沿臘爾山環繞分布，所以相對深處臘爾山腹地的苗民而言，此番設置反而給他們帶來了更大的不便。

官方以邊墻為沿線設置集場、開展貿易，顯然是出于官方自身便利，以便于掌控苗漢交往局勢的情況下作出的決定。

“深巢”苗民“私行開場”，可視為對官方依托邊墻設置集場行為的反應，他們對官方的政策并非一味遵循，“私行開場”表明了這一政策并不能得到“深巢”苗民的認同。

湘黔邊區山路崎嶇，處在臘爾山腹地苗民如果要負重載物一一前往邊墻沿線趕集，費時費力，實踐起來太過困難。即便官方嚴令禁止“深巢”苗民“私行開場”，但推行和操作這一“禁令”其實難度很大。

再從民國時期石啟貴的記述中可以看出，苗民“私行開場”的行為并沒有就此被徹底禁止，而是成為既定事實，得到官方承認。

“因是擇大村落，于交通方便、遠近適中之處為墟場中心，以便鄉民、商販定期麇集貿易。初設墟場，本系人民要求試創，后經相當時間，稍有規模，頗得各方熱忱贊許，始請政府準予立案，加以保護，出示公告，規定趕場日期，五天一次。”

集場有分“豬牛羊場”“糧食場”“布匹場”“雜貨場”等。此雖系民國時期記述，但可追溯清末史實，不失為間接印證。故而，肯定邊墻沿線作為開展貿易的重要“中介”場域同時，不宜夸大其促進族群交流互動的范圍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