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中科院院士張宏警告,中國科研論文和專利數量全球第一,卻陷“虛假繁榮”:評價體系唯論文、唯項目,重數量輕質量;資源驅動型研究追熱點、堆規模,擠壓“從0到1”原創空間;經費分配不均、海歸優先、激勵扭曲,致年輕學者避風險、難出顛覆性成果。巨額投入換來“集郵式”產出,質量堪憂,亟需改革機制,方能實現真正的科技創新。
一、中科院院士張宏在接受《知識分子》采訪時稱,研究論文熱是一場“虛假繁榮”,真正的創新可能面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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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頂尖科學家嚴厲批評中國日益以資源為驅動的研究文化,警告說依賴龐大積累的資金、人力和數據來進行科學產出是低效的,且實際上是在削弱真正的創新。
自2019年以來,中國科學家在頂級國際期刊發表論文數量不斷增加,發表的論文數量領先全球,實際上這可能是一場虛假繁榮,不僅無益于中國的科學研究,還可能阻礙中國真正的科技創新。
這位頂尖科學家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資深細胞生物學家張宏,近日他在接受科學傳播媒體《知識分子》(The Intellectual)采訪時,指出為了獲得頭銜和更多資源并從中牟利,中國的一些研究人員人為地擴大項目規模,夸大項目重要性,精心策劃包裝后在頂級期刊上發表論文。他譴責了中國科學研究日益陷入的“惡性循環”。《知識分子》周一在其社交媒體賬戶上發布了一篇文章介紹了對張宏院士的訪問。
張院士說:“我經常聽到有人吹噓自己在《科學》、《自然》或《細胞》等頂級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價值數千萬元的論文。他們真正炫耀的并非科研成果的科學價值,而是自己掌握了多少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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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院士指出,這類研究雖然擅長追逐熱點話題和拓展現有理念,在大陸還通常被稱為“超大規模科學”,卻擠壓了真正創新所需的空間、技術和資金。
他警告說,那些被定義為原創性、高風險、開辟全新方向的“零到一”突破,往往與規模無關,而且在我們這種追逐論文數量領先的科研環境下越來越難以實現。
張院士承認,中國科學家在百萬到億級的科研領域表現出色(意思依托巨額資金的研究),今年在頂級期刊上發表了數百篇論文。張院士稱:“這就像集郵一樣,有錢可以買到更多的郵票,但為什么我們從零到一的突破卻如此罕見?”
他還指出,過去常有一些中國論文在國際期刊發表后,被別國的科研人員發現難以重復驗證,多數是因為存在造假或數據斷章取義的情況。
現在這些研究無法重復,因為其他人負擔不起。——數千組學檢測,數萬個樣本分析。誰有資源來重復這些研究?
張院士指出,科研經費分配日益不均,從國外回國的資深科學家往往一回國就獲得數千萬元的資助,而本土默默從事原創研究的研究人員卻難以獲得支持。
他警告說,這種不平衡正迫使年輕科學家追逐資源驅動的道路。“這種科研文化的轉變令人擔憂。它可能會扭曲整整一代人,甚至更多。”
張院士表示,他并非反對大型項目本身,而是反對那些資金和人員臃腫、目標卻只是為了發表引人注目論文的項目。
他指出,這類項目往往追逐那些看似新穎卻缺乏深度的理論、框架和流行語。張院士說:“這是一種建立在自我宣傳之上的虛假科研繁榮。它誤導了決策者,最終損害了國家利益。我對此深感擔憂。”
二、自2022年開始,中國在期刊發表的論文數量和提交的專利數量均超過美國,但從0到1突破性原創成果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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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在科技領域的投入大幅增長。根據SSTi的數據,從2000年到2023年,中國的研發總支出從254億美元增長到4830億美元,增長率19.3倍,研發經費規模僅次于美國。美國的R&D
從2686億美元增長到9563億美元,僅增長3.6倍。但美國的R&D規模仍然是我們的2倍多。
從R&D占GDP的比例看,我們從2000年的2.1%增加到2023年2.7%;但美國從2.62%增加到了3.45%。美國GDP中用于R&D的比例仍比我們高出0.75個百分點。
科技部稱,中國科學家在科研產出方面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比如去年,中國科學家發表的醫學相關論文占全球總數的一半。多項美國研究也表明,從期刊論文數量角度,中國在多個學科領域的科研水平和影響力似乎已經超越美國。
根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院發布的數據,中國從2022年開始,在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期刊發表論文數量首次取代美國,位居世界第一,中國在高水平國際期刊論文和被引數量方面也位居世界第一。
在該研究所發布的統計數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超過美國,成為在全球最具影響力期刊上發表論文最多的國家。
2022年,全球共有159種極具影響力的期刊,涵蓋178個學科。
去年,中國為這些期刊投稿了16,349篇論文,占全球總數的30.3%,首次超過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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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國家科學與工程統計中心(NCSES)的數據,2022年,中國創新者通過《專利合作條約》(PCT)提交了約68,600件專利申請,超過同期提交的58,200件美國同行。這一發展不僅凸顯了中國在全球技術進步舞臺上蓬勃發展的角色,也標志著全球知識產權創造平衡中的關鍵時刻。
盡管中國科技發展迅猛,中國官方仍多次呼吁取得更多“從零到一”的突破。高層領導人強調,需要大膽創新,以減少對外國技術的依賴,并將中國打造成為真正的科技強國。
三、中國的科研成果為什么數量多而質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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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研論文和專利數量全球第一,但“從0到1”突破性原創成果稀缺,主要源于體制性與文化性因素。
一是評價體系重數量輕質量。
科研人員晉升、經費、獎金高度依賴論文數量、期刊影響因子和專利申請量。這種“唯論文、唯帽子、唯項目”機制鼓勵快速產出、安全增量研究,而非高風險原創。大量研究追逐熱點、堆砌資源(如超大規模樣本分析),易發頂級期刊,但深度創新不足。張宏院士稱此為“資源型科研”,像“集郵”般有錢買更多“郵票”,卻難誕生真正突破。
二是激勵機制扭曲創新方向。
政府補貼和現金獎勵刺激專利申請,導致許多低質量、防御性專利涌現。論文也類似:過去有造假問題,現在規模過大難以重復驗證,質量參差。成果轉化率僅約6%,遠低于美國50%,反映產出多為“熟練工”式而非顛覆性。
激勵機制還體現在榮譽和職位上。比如本科畢業于鄭州大學的閔超,2021年進入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攻讀碩士學位,2023年轉為法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由于在中國大學研究馬列容易寫論文,閔超以獨立作者或第一作者發表的論文,刊登于《思想理論教育導刊》《江蘇社會科學》《山東社會科學》等期刊。憑借這些永遠無法驗證與實用的論文,閔超26歲便任浙大博導,成為中國研究人員通過論文走捷徑的新典范。這種激勵機制對科技創新方向的扭曲是非常嚴重的。
三是風險厭惡與資源分配不均。
原創研究失敗率高,但體系不寬容失敗,年輕科學家被迫追逐資源驅動項目。海歸學者常獲巨額資助,本土持久耕耘者難獲支持,擠壓“冷門”與高風險方向空間。教育文化也抑制批判思維和創造力。
四是整體生態影響。
巨額R&D投入推動科研數量躍升,卻在“內卷”中犧牲質量。盡管中國在AI、量子等領域有進展,但諾獎級“從0到1”突破仍罕見。官方多次呼吁大膽創新,以減少對外國技術依賴,但反映在實際的科學研究中,鮮有科研機構和科研人員瞄準從0到1的原創,大有都不愿意從事難以見效的原創研究。
總之,這種科學研究的“虛假繁榮”除了有利于每天宣稱造勢,還會誤導決策,扭曲一代科研生態。若不改革評價與激勵機制,數量優勢難轉為真正科技強國實力。
【作者:徐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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