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醫學人士在祖國大陸的抗日救亡活動

（來源：團結報）

轉自：團結報

　　□ 李君娜

　　在近代臺灣，醫學人士是一個有相當規模的群體。抗戰時期，這些醫學人士在祖國大陸開展醫療救護、情報搜集和傳遞等多種形式的抗戰活動，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和臺灣光復作出了獨特貢獻。

　　近代以來，在被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人受政策限制多就讀于師范和醫學專業，且由于從事醫學相關的職業容易獲得較多的就業機會，當時的臺灣人熱衷于學醫，因此在近代臺灣醫學人士是一個有相當規模的群體。抗戰時期，這些醫學人士在祖國大陸展開多種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動，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和臺灣光復作出了獨特貢獻。

　　開展戰時醫療活動

　　“在祖國抗戰中，是迫切的需要救護、醫藥工作”，因此在祖國大陸的臺灣醫學人士多愿以專業所學“做傷病兵民之醫療工作”，活躍在救死扶傷的前線后方。兩次淞滬抗戰中留下了臺灣醫生的身影。石霜湖在淞滬抗戰中不僅捐出了自己醫院的全部醫療器材和藥品供前線使用，還化名擔任紅十字第十一傷兵醫院的醫務主任參與戰地救護。而淞滬會戰時李偉光、張錫祺和林有泉都積極參與救治傷病員。李偉光、張錫祺二人除承擔上海福建同鄉會設置的救護組的訓練工作外，還分別負責大世界太和醫院傷兵站的外科醫療工作和主持何香凝舉辦的婦女救護慰勞工作訓練班。林有泉則幾乎整整一個星期沒有合眼地做手術，緊急救治十九路軍的傷員和被炸傷的百姓。另有臺灣醫生參與后方醫藥救護工作。1943年，就讀于名古屋大學的林棟于畢業典禮當天毅然返回祖國大陸。1944年來到太行抗日根據地的他目睹日軍的掃蕩和連年戰爭導致根據地缺醫少藥、疾病流行的情況后，主動要求調往第一線的制藥廠工作。翌年初，林棟來到八路軍野戰總部衛生材料廠（利華藥廠）擔任研究部主任兼技師。當時，藥廠僅有一臺從日軍醫院繳獲的單沖式壓片機，且大部分制藥原料依靠從中草藥和礦石中加工提煉。在捉襟見肘的生產條件下，林棟帶領藥廠員工用土辦法和設備生產出了供前線使用的針、片、丸、脫脂棉、藥布等大量戰時醫用品和“解熱鎮痛的柴胡注射劑等50多種”，為數十萬根據地軍民的疾病防治和前線戰士的傷痛解除發揮了重要作用。

　　臺灣醫生在祖國大陸參與戰時醫療工作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臺灣義勇隊。1939年成立的臺灣義勇隊是唯一一個由在大陸的臺胞組成的抗日武裝團體，其隊員中醫者占三分之二。鑒于抗戰時期后方城鎮醫務人員供不應求，臺灣義勇隊先后在金華、衢州、蘭溪和建陽建立四所醫院，開展戰時軍民醫療工作。臺灣義勇隊不僅時常派遣醫護人員到浙東前線和當地的野戰醫院去協助工作，還全力為普通民眾診治。陳志成、鄧東光、吳省三、鄧東介、劉敏夫、黃志旋、曾健齡等人經常前往前線進行醫療服務，劉新民也在1940年和1942年先后被派到浙東前線的第190師野戰醫院和第三戰區政治部醫務室擔任軍醫。這些服務“很受前線官兵的歡迎”。而面對普通百姓時，義勇隊的醫生不僅憑借高超的醫術解決了很多疑難雜癥，還不顧生命危險出診，在日軍使用細菌武器重災區的浙江城鄉，一般醫生都不敢前往診治，臺灣醫生不怕，因此他們“深受社會各界的廣泛贊揚”，被傷病員親切地稱為臺灣醫生。臺灣醫生的戰時醫療救護活動既救治了傷病員的生命和病痛，為抗戰保存了有生力量，也為他們帶來了精神上的希望。

　　掩護抗日人士

　　臺灣醫生通常有自己開辦的診所或固定任職的醫療機構，正當的職業和充足的空間為其救治和掩護重要人士提供了條件。林思平在太原鐵路醫院任職時曾秘密救治地下黨的傷病員、掩護地下黨的干部。先后在廈門和石獅行醫的蘇鴻樹將開辦的惠民醫院和華僑醫院開辟為地下黨的秘密診所和聯絡站，晉南工委書記李剛、泉州中心縣委領導人許運伙及在沿海開展地下斗爭的朱漢膺、盧明堂、盧彬朗、何邦基等人經常在華僑醫院治病養傷和接頭會晤，尹林平、方毅、陶鑄等重要黨組織成員也曾在這里受到掩護。

　　為黨內重要人士和抗日人士提供救治和掩蔽較有代表性的臺灣醫生是在上海的李偉光、張錫祺和林有泉，他們開辦的偉光醫院、光華眼科醫院和博濟醫院均為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秘密治療站和聯絡點。其中，張執一、王樹聲、田漢、翦伯贊等人曾在偉光醫院接受掩護，曹荻秋和吳成方更是長住在那里秘密從事地下抗日工作，有的新四軍高級干部也通過吳成方聯絡來此治療胃病。為新四軍秘密提供醫療服務的還有博濟醫院。據新四軍浙東游擊隊隊員黃玉回憶：1943年其右膝關節在戰斗中被子彈打碎后經組織安排到上海治療，但跑遍上海的醫院卻都得到只有截肢才能保住傷腿的結論。這時滬上著名骨外科專家林有泉決定為他實施風險極大的手術，經過1944年的三次手術終將黃玉的碎關節成功拼接，保住了傷腿。當時，日軍強化了對上海的控制和搜查，但在林有泉的精心照料和掩護下，黃玉最終傷愈歸隊重返前線。游擊隊政委張文碧后寄來親筆信向林有泉表達感謝并希望以后能繼續合作。此后博濟醫院成為新四軍傷病員在上海的秘密治療所，五支隊作戰參謀杜銳、政工隊指導員金虹、參謀處指導員王梅林等都曾在此接受治療。張錫祺則不僅為劉伯承裝過義眼、為許廣平治過眼疾，還以光華眼科醫院為基地掩護過陸定一、潘漢年、許滌新、鄧穎超等黨內重要人士和白薇、楊騷等進步作家。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交通局地下交通線的成員江寧靜也以光華眼科醫院為聯絡點與王學文進行單線聯系，收轉黨內信件。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民政府對日情報機關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站的成員被迫化整為零，主要領導人以光華眼科醫院為掩護開展活動。臺灣醫生對重要抗戰人士的冒死救治和掩護為抗日救亡保存了骨干力量和不滅的火種。

　　開展戰時情報活動

　　醫生有職業身份的掩護，再加上其自身文化素養高、能在行醫過程中與社會各界結成聯系等，因而具備開展情報活動的便利條件。

　　在廈門的臺灣醫生劉壽祺和許葆棟曾是國民政府的情報人員。1918年劉壽祺來到臺灣博愛會醫院鼓浪嶼分院擔任內科醫生，后成為軍統廈門第二潛伏組的成員，而20世紀20年代從臺灣來到廈門臺灣博愛會鼓浪嶼醫學專科學院就讀、后留在廈門行醫的許葆棟也在東京學習期間與軍統駐日本的秘密特工組進行了接觸。1943年許葆棟潛伏組被軍統總部劃歸閩南站指揮，并因出色的成績被閩南站授予“廈門第一潛伏組”的名號。1944年夏，中美空軍混合聯隊根據廈門第一、第二潛伏組傳回的軍事情報對駐廈日軍的戰艦、碼頭、發電廠、飛機場、防御工事等軍事目標實施密集轟炸，使日軍準備運往東南亞戰場的大量戰略物資毀于一旦。1945年初，許葆棟冒著風險將電臺隱藏在家中，繼續向閩南站傳遞駐廈日軍船艦的進出動向和軍隊調動情況。李偉光和張錫鈞則為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提供了多年的情報。李偉光于1937年至1942年在中共上海辦事處吳成方的領導下進行情報工作，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依據收集的資料準確推測出日軍將襲擊珍珠港。這些情報都被交給了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張錫鈞廣泛結交各界人士、聯絡在憲兵司令部和特務機關等日軍重要機關供職的臺胞，而且還設法獲取法租界情報機構的情報，甚至還通過一條特殊渠道得到了日軍大本營和日本天皇御前會議的重要情報。這些情報同時被發送到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和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成績卓著。

　　開展抗日復臺活動

　　在祖國大陸的臺灣醫學人士雖身在臺灣島外但時刻不忘抗日復臺的志向。李偉光和張錫鈞曾分別在上海建立臺灣革命大同盟和臺灣革命黨，號召臺灣同胞聯合起來參加抗戰。開展抗日復臺活動的臺灣醫學人士中較有代表性的是畢業于臺灣醫學院的翁俊明。翁俊明1915年因不滿日本的殖民統治舉家遷往廈門。此后，他邊行醫邊組織思宗會、健行社、重慶臺灣革命同盟會等臺胞抗日團體，并創辦《臺灣民生報》宣傳日軍的侵華罪行和中國軍民的艱苦抗戰，號召臺灣同胞團結起來抗日復臺。1941年，翁俊明和劉啟光等人在重慶成立了臺灣革命同盟會，號召臺胞在祖國的旗幟下團結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殊死斗爭，爭取臺灣民眾的解放與自由。該會成立后根據臺胞的特點展開了情報搜集、復臺宣傳等抗日活動，成為“臺灣同胞的抗日核心”，其在1942年發起的“臺灣日”活動更是將中國抗戰以來抗日復臺的聲音推到了高潮。此后，翁俊明奉命組建臺灣黨部，并以此為據點研究復臺策略、培養復臺人才。此外，臺灣義勇隊的醫生在治病救人時經常向傷病員宣傳臺灣被日本殖民壓迫和臺胞抗戰的情形，“以加強祖國人士抗戰決心”。臺灣醫學人士在祖國大陸開展的抗日復臺活動使有志于抗戰的臺胞團結在一起投身于祖國抗戰的洪流，這不僅增加了祖國抗戰的力量，也推進了臺灣民眾爭取解放與自由的進程。

　　此外，在祖國大陸的臺灣醫學人士還參加對敵政治工作。臺灣醫生大多精通日語，因此常擔任日俘策反或翻譯工作。臺灣義勇隊的醫生在前線救護時就時常參與對日本戰俘的策反教育，甚至在陣前為作戰部隊開展反戰日語喊話宣傳。楊美華也曾為八路軍勸降日軍而做翻譯。

　　抗戰時期，許多臺灣醫學人士來到祖國大陸投身抗日救亡的歷史洪流。他們利用醫生職業身份的掩護和行醫構建的人際關系網絡為情報、營救等隱秘性較強工作的開展提供必要條件。這些抗日救亡活動因其專業性和不可替代性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不僅為抗日復臺提供了機會，還感召了許多臺胞參與祖國大陸的抗戰，增強了民族凝聚力，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作出了獨特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