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登基，一次斷國，大明第一敗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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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吉軍，新媒體：漢唐智庫！

明英宗朱祁鎮的一生，兩次登上皇位，幾乎以一己之力扭轉了大明的歷史走向，使太祖得國最正的大國自信，開始轉頭向下。

如果說土木堡之變是明朝由盛轉衰的起點，那么南宮復辟，直接把這條下坡路徹底夯實、再無逆轉的機會。

軍事崩塌可以重建，制度裂痕尚可修補，但是政治倫理與用人邏輯一旦被徹底摧毀，一個王朝的衰敗就只剩下時間問題。

土木堡之變之前，大明仍然保有洪武、永樂兩朝遺留下來的戰略余威。京營三大營作為中央野戰軍，不僅是拱衛京師的核心力量，更是明朝能夠在北方維持戰略主動的根本依托。

朱祁鎮在宦官王振的裹挾之下輕率親征，一次失敗，幾乎將這套體系連根拔起。20萬精銳覆滅于塞外，大批勛貴將領、部院重臣戰死，意味著明初數代人苦心經營的軍事結構被一戰清空。

從此之后，明朝再無能力主動出擊草原，只能被迫轉入防守態勢，九邊防御體系逐步定型，看似穩固，實則是戰略退縮的產物。

皇帝被俘，更是對國家權威的致命打擊。中樞一度陷入癱瘓，朝廷內部人心浮動，南遷之議甚囂塵上。如果不是于謙力排眾議、迅速整合殘余兵力，組織北京保衛戰，大明極有可能在十五世紀中葉就提前崩盤。從這個意義上說，土木堡之變不僅是一次軍事失敗，更是一次對制度韌性的極限測試，明朝能夠勉強過關，靠的并不是皇帝，而是以于謙為代表的官僚體系。

朱祁鈺即位后，景泰朝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運轉的。它并不輝煌，卻務實而克制，集中精力修復創傷、穩定邊防、恢復民生。于謙主持軍政，整飭京營，北方防線逐漸穩住，國家重新回到可控軌道。

這一切，使景泰政權在現實層面具備了高度合法性，而這種合法性，恰恰成為朱祁鎮復辟時無法回避的障礙。

南宮復辟表面上是一次宮廷政變，實質上卻是一次對國家政治邏輯的全面倒退。朱祁鎮復位，并不是簡單地回到土木堡之變之前的原點，而是必須通過否定景泰朝，來證明自己的正統性。只要景泰政權被承認為合理，那么他此前的失國、被俘乃至失位，就都是無法洗刷的政治污點。因此，于謙這個再造社稷的功臣，在復辟后的政治格局中，注定沒有生路。

關鍵在于，于謙不是沒有選擇。當時京營的調度權仍掌握在兵部，而兵部尚書正是于謙。奪門之變能夠成功，靠的是夜襲和偶然，一旦事態被識破，于謙完全有能力調兵鎮壓，將朱祁鎮重新控制起來。更進一步說，他甚至可以在法理與現實之間尋找折中方案，廢黜已經失德、再度攪亂朝局的朱祁鎮，轉而擁立其子朱見深登基，由自己輔政，跳過天順朝的混亂，直接進入一個新的穩定周期。

但是于謙沒有走這條路。他選擇了徹底束手。這不是能力問題，而是觀念問題。他無法跨越臣子對君主動兵的倫理紅線，在他看來，只要朱祁鎮已經復位，再動兵便是造反。

這種判斷，體現的是傳統士大夫對名分與秩序的極端尊重，也暴露了在非常時刻對政治現實的嚴重低估。他以為自己一死，足以為景泰朝畫上句號，換取大局穩定，卻沒有意識到，權力斗爭從來不會因為一個人的犧牲而自動終止。

事實證明，于謙的判斷是錯的，而且代價極其慘重。他被殺，并未換來政治和解，反而拉開了天順一朝血腥清洗的序幕。為了證明復辟的正義性，朱祁鎮必須不斷制造敵人，景泰舊臣、奪門功臣，輪番成為犧牲品。短短八年，處死、流放、罷黜官員6000余人，朝堂長期陷于恐懼與內耗之中，告密成風，政務停擺。忠誠不再指向國家，而只指向皇帝個人，整個官僚體系迅速退化為自保機器。

從更長遠的角度看，土木堡之變摧毀的是明朝的軍事骨架，南宮復辟摧毀的是政治靈魂。宦官干政在王振之后并未被根除，反而逐步制度化，廠衛權力不斷膨脹；武將地位持續下降，邊防愈發消極；實干型官員選擇明哲保身，清流避禍，國家失去了在關鍵時刻自我糾錯的能力。明朝此后200多年的許多頑疾，都可以在這兩次事件中找到源頭。

回望這一段歷史，于謙的形象無疑是高尚的，悲劇也是真實的。

不過歷史評價不能只停留在道德層面。從結果看，于謙用自己的清名，換來了更長時間、更大規模的動蕩。這并不意味著他不忠，而是說明，在權力已經失控的時刻，僅靠個人的道德完美，無法替國家承擔全部風險。

朱祁鎮的兩次登基，最終讓明朝失去了由盛轉強的可能，只能在防守、內耗與結構性衰退中緩慢前行。

論歷史責任，朱祁鎮，確實是明朝中衰的第一責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