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光明節”槍響:移民困境 槍支漏洞 巴以沖突外溢釀慘案

12月15日，在澳大利亞悉尼，人們在邦迪灘槍擊事件現場附近悼念遇難者。　新華社發

12月14日，在澳大利亞悉尼邦迪灘，醫務人員將槍擊案受害者送往救護車。　新華社發

當地時間12月17日，澳大利亞方面消息稱，悉尼邦迪灘14日槍擊事件嫌疑人、24歲的納維德·阿克拉姆受到59項指控，包括15項謀殺指控。

同日，邦迪灘附近的臨時悼念點已成為一片寂靜的花海。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將手中的花束輕輕放下，哀悼者或駐足凝視，或垂首默立，人群中不時傳來壓抑的啜泣聲。在眾多鮮花與卡片之間，有一張卡片上寫著“團結，沒有仇恨，更多愛”。

槍擊發生時，海灘上正在舉行一場慶祝猶太節日光明節的活動。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已將此定性為“一場直指國家心臟的反猶恐怖主義襲擊”。16日他表示，制造這起槍擊事件的一對父子可能受到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意識形態驅動。據警方披露，兩名嫌疑人來自當地的一個普通移民家庭。

一向以“遠離沖突、治安穩定”著稱的澳大利亞，為何成為反猶恐怖襲擊的目標?對此，多位國際問題專家向南都記者分析，事件背后交織著極端思想滲透、槍支管控漏洞與移民融入困境等多重因素，同時也反映出澳大利亞政府長期追隨美國、在巴以問題上單方面偏袒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對包括此次事件在內的多次安全危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29年以來最嚴重槍擊案

槍擊發生時，海灘上正在舉行一場慶祝猶太節日光明節的活動。一對父子持槍襲擊，導致包括一名槍手在內的16人死亡、40人受傷

當地時間12月14日下午，澳大利亞悉尼著名的邦迪灘上空被槍聲撕裂。一對父子持槍發動了這場襲擊，導致包括一名槍手在內的16人死亡、40人受傷。

這是自1996年塔斯馬尼亞州亞瑟港槍擊事件造成35人死亡以來，澳大利亞發生的最嚴重大規模槍擊事件。15日，澳大利亞全國降下半旗。悉尼歌劇院的帆形屋頂被投上一盞明亮的光明節燭臺圖案，寂靜而莊嚴。在邦迪灘，無數市民自發聚集，手持鮮花與燭光，為逝去的生命默哀。

槍擊發生時，海灘上正在舉行一場慶祝猶太節日光明節的活動。事發后，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將此定性為“一場直指國家心臟的反猶恐怖主義襲擊”。澳大利亞聯合反恐小組調查人員則表示，兩名嫌疑人曾宣誓效忠“伊斯蘭國”恐怖組織。警方在槍手車內發現一面“伊斯蘭國”旗幟。

當整個澳大利亞仍在燭火與鮮花中試圖撫平創傷時，對事件根源的追問已迅速轉向一個核心謎團:遠離中東的澳大利亞，為何會成為反猶恐怖襲擊的發生地?

對此，上外中東研究所智庫研究員舒夢向南都記者分析，“伊斯蘭國”恐怖組織的意識形態中一直存在反猶思想。在該組織的宣傳中，猶太社區常被當成代表西方和以色列的符號目標。而近年來巴以雙方在加沙地帶的持續沖突，更為該組織提供了可乘之機，其正好借這個話題大肆煽動宗教對立，放大反猶情緒。

16日，阿爾巴尼斯表示，制造該起槍擊事件的一對父子可能受到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意識形態驅動。澳政府正聯系“五眼聯盟”等安全伙伴，以確定槍擊事件是否存在任何國際關聯。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陳弘也向南都記者介紹，澳總理提到的“五眼聯盟”是一個由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五個國家組成的高級情報共享聯盟，起源于二戰后的英美情報合作協議。如今，“五眼聯盟”維持了情報共享和安全合作，且擴展到了反恐、網絡安全、極端主義和跨國犯罪等領域。它并非一個公開的國際組織，而是一個高度制度化、長期運行的情報協作網絡。

陳弘認為，澳政府在調查階段特別提到這個組織有著多方面的考量。首先是技術層面的現實需要，若案件涉及“伊斯蘭國”意識形態、跨境網絡傳播與海外聯絡，僅憑澳方自身情報體系難以全面還原。“五眼聯盟”覆蓋美洲、歐洲、大洋洲及亞太地區，可調動盟友數據庫與長期監測成果。

其次，該機制具備風險評估與責任分擔功能，通過“五眼體系”，可迅速判斷事件屬本土個案還是存在跨國恐襲網絡關聯。此外，澳政府也考慮到了政治與輿論管理意義，在高度敏感的安全事件中，澳方強調與盟友協作有助于對內展示政府控制力，對外釋放澳大利亞并非孤立應對的信號。　　　　

　　槍支管控體系面臨考驗

澳大利亞人合法擁有的槍支數量超過400萬，遠超21世紀初的水平。僅悉尼就有70多人持有的槍支數量超過100支，其中一人擁有高達385支槍支，且并非用于收藏或分銷

據新南威爾士州警方消息，制造悉尼邦迪灘槍擊案的兩名嫌疑人為父子關系，來自一個普通的移民家庭。

父親是50歲的賽義德·阿克拉姆，死于14日與警方的交火中。兒子是24歲的納維德·阿克拉姆，傷勢嚴重，在醫院接受治療。

在鄰居與社區的印象里，50歲的賽義德·阿克拉姆是悉尼西南部邦尼里格社區一位再尋常不過的父親。作為定居澳大利亞的移民，在多元文化的中產社區里，他持有槍支執照長達10年，合法擁有6把槍，是當地槍支俱樂部成員，熱衷“娛樂性狩獵”，其持槍記錄在當地槍支管理體系里并未顯示出任何異常。

澳大利亞曾被認為是西方國家中槍支管控最為嚴格的國家之一，這要追溯到1996年發生在塔斯馬尼亞州亞瑟港的大規模槍擊事件。當時，槍手持半自動步槍和沖鋒槍闖入當地一家咖啡館內掃射，造成35人死亡。

亞瑟港事件直接促使澳政府在1996年通過了嚴格的槍支管控法案。該法案包括槍支回購計劃、全國槍支登記制度，以及對半自動武器持有量的嚴厲管制。

然而，近年的情況正在發生改變。根據智庫澳大利亞研究所今年1月發布的報告顯示，澳大利亞人合法擁有的槍支數量超過400萬，遠超21世紀初的水平。新南威爾士州槍支登記數據顯示，僅悉尼就有70多人持有的槍支數量超過100支，其中一人擁有高達385支槍支，且并非用于收藏或分銷。

此外，槍支被盜也是一大問題。澳大利亞槍支管制組織獲得的數據顯示，澳大利亞過去槍支失竊數量幾乎翻番，大多數槍支在私人住宅或農場被盜，且往往無法追回。許多槍支最終流入黑市，落入犯罪分子之手。

陳弘認為，此次槍擊事件的槍手合法持有6把槍，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暴露出澳大利亞槍支管控體系的結構性短板。澳大利亞雖在西方國家中有較為嚴格的控槍法律，但現行資格審查僅屬一次性許可，與持槍者長期心理狀態、意識形態及行為激進化的動態風險之間存在脫節。鑒于槍支的巨大殺傷力，應該對持槍者進行持續動態評估。

陳弘進一步指出，這起事件暴露出澳大利亞社會長期忽視合法持槍數量的上限問題，監管部門缺乏從槍支數量、用途到風險的綜合判斷機制。此外，澳大利亞社會在槍支許可體系與反恐、反極端化情報系統之間的聯動也存在不足。“澳大利亞的槍支問題，并非美國式的槍支泛濫，而在于其制度過度依賴申請時的表格合規，低估了極端化進程的現實風險。”

12月15日，阿爾巴尼斯發表聲明稱，澳各州、領地領導人已同意在全國范圍內加強槍支管理法律，內容包括加快建立國家槍械登記系統、允許額外的刑事情報作為審核槍支許可的基礎、限制個人持有槍支的數量、持有澳大利亞公民身份作為獲得槍支許可證的必要條件等。　　　　

　　多重因素致使矛盾激化

專家稱，邦迪灘槍擊事件更加符合意識形態驅動的本土激進化的恐怖襲擊特征，巴以沖突確實是加速激進化的重要外部刺激因素之一

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輪巴以大規模沖突爆發后，以色列在加沙地帶展開軍事行動并實施封鎖政策，致使加沙地帶陷入嚴重人道主義危機，進而在全球范圍內引發大規模反以抗議浪潮。

陳弘向南都記者分析，從目前公開披露的信息綜合判斷，邦迪灘槍擊事件更加符合意識形態驅動的本土激進化的恐怖襲擊特征，而并非由中東地區的恐怖組織遠程策劃所引發。盡管巴以沖突并非此次事件的直接導火索，但它確實是加速激進化的重要外部刺激因素之一。

陳弘強調，恐怖主義行徑必須予以強烈譴責。然而，與此同時，澳大利亞政府長期追隨美國，在巴以問題上單方面偏袒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對包括此次事件在內的多次安全危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聯合國投票及外交表態中，澳方多次對批評以色列的決議持保留或反對立場，與其他西方國家有明顯差異。在輿論敘事上，澳大利亞反復強調以色列的自衛權，而對巴勒斯坦平民的人道處境表述模糊。在戰略層面，其中東政策被納入美澳同盟與價值觀外交整體框架，并非獨立議題。”陳弘認為，澳大利亞的立場因此被極端勢力視為西方陣營的代表，構成了其長期安全風險的背景之一。

“邦迪灘槍擊案的嫌疑人背景是澳大利亞的外來移民，也從側面反映出這類群體容易被極端組織利用，成為滋生本土恐怖主義的土壤。”舒夢則指出，移民身份認同困境是極端思想滲透的主要窗口。

在她看來，澳大利亞雖推行多元文化政策，但白人群體主導的社會文化根基深厚，當地部分群體對一些移民群體存在先天的排斥感。在此情形下，很多移民既難以真正融入主流社會，又與原籍國的文化逐漸疏離，而恐怖組織恰好可以利用這一點，為那些身份迷茫者營造出一種虛假的歸屬感。

舒夢進一步指出，社會融入的失敗將直接促使部分移民走向極端化。不少移民在就業和日常生活中會遭遇隱形壁壘，再加上語言不通、文化差異等問題，他們較難獲得公平的發展機遇，內心的挫敗感不斷積累。恐怖組織會趁機通過網絡向這些陷入困境的人灌輸極端思想，把他們的失敗歸咎于澳大利亞的社會制度。

“當這類移民社群與主流社會之間的摩擦日益增多，極端言論和意識形態在小圈子內就更容易傳播蔓延，最終致使部分成員被裹挾著走向極端化。”舒夢說道。

采寫:南都記者 楊苓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