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陳賡被評開國大將，戰俘在獄中感慨：若沒意外，我也會是大將

1955年初秋，北京西北的夜風已有涼意。功德林一號高墻之內，值班廣播傳來懷仁堂授銜儀式的實況——十大將名單逐一宣讀，排在第三位的是陳賡。鐵欄后，韓浚握著搪瓷水杯，杯壁輕輕發顫。他低聲嘟囔了一句：“如果那一年沒有走岔道，我也該站在那里。”

一句似自嘲實則痛悔的感慨，將記憶拉回到三十一年前。1924年盛夏，廣州黃埔島上蟬聲聒噪。新設立的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招生，三千多名青年云集省城。韓浚同樣背著行囊擠進考場，最后勉強擠進錄取名單的尾巴。那時的陳賡，笑聲爽朗，常把宿舍當茶館；課間一聲“韓兄，走！”便拉上韓浚順坡溜去周公館聽革命談。津貼不多，兩人卻樂得合吃一份米粉；新刊難買，誰先拿到都會在扉頁寫一句“共讀”。

共同的旅程延續到莫斯科。1926年底，陳賡、韓浚以及幾十名黃埔生被派往蘇聯進修。寒夜里，他們在紅場附近的宿舍談馬克思、談列寧，也談中國該怎么辦。回國后，組織把韓浚安插進南京做秘密交通員，陳賡則去了武漢任職。此刻，二人的軌跡依舊重合，只是前進的速度已有細微差別。

轉折出現在1927年。張發奎邀請韓浚擔任司令部參謀。那是一份看似平常卻隱藏風險的職務。面對同窗的勸說，韓浚猶豫不止，終因對方一句“先把位置站穩再說”而點頭。結果，他來到江西途中遭遇圍捕，隊伍潰散，通訊員斷絕。他想盡辦法回到武漢，卻再也摸不到黨組織的暗號。被迫漂泊數月后，廣東方面遞來橄欖枝，陳銘樞給他發電報：“南路專署缺人，來不？”

一條退路擺在眼前，他選擇了現實。北海鎮的秘書生活看似清閑，內心卻一直惶惶。果然，不到一年，一紙密電曝光身份——“共產黨員韓浚在你部工作，請速押解南京”。陳銘樞暗中放人，讓他去香港避風。那時的韓浚尚存期待，寫信給一位代號“啟明”的聯絡員：“盼盡快恢復關系，候命。”然而港滬之間幾番折騰，始終找不到正確的門鈴。

時間進入1931年，國民黨特務在上海一次大搜捕，韓浚落網。訊問室里，蔣介石直接拋出條件：加入國民黨，既往不咎，還可重用。韓浚頂著電燈的強光，心里閃過一句“先活下來”，最終點頭。自此，仕途一路攀升——第七十一軍中將副軍長、魯中區“綏靖”總指揮……表面風光，內心苦澀。陳賡仍在根據地轉戰，韓浚卻在會客廳里向長官敬酒，兩人再沒見過。

1947年2月，萊蕪戰役。韓浚率部與李仙洲集團合圍，被華東野戰軍切割包圍。三天后，陣地全線崩潰，他舉手投降。押解途中，華東軍區代表對他說：“你本來是自己人，何苦？”韓浚默然無語。隨后，他被送到山東軍區高級軍官訓練營。學習會上，講師分析國內形勢，一針見血；夜里，同窗老友的身影卻頻頻涌現。思想轉不過彎，他未表態。

1950年冬，韓浚被轉押北京功德林。在這里，他首次系統閱讀了延安整風文獻，也第一次有機會長期反思。墻外，抗美援朝捷報頻傳；墻內，另一群戰犯輪流上臺檢討。杜聿明拄杖剛走下講臺，韓浚筆記本上重重劃了一道：立場，決定命運。

1955年9月27日，授銜廣播傳來功德林。陳賡身披大將肩章的畫面，在韓浚腦中揮之不去。有人悄悄問他：“韓副軍長，當年你倆真是同學？”他只苦笑，沒再言語。那一夜，他翻遍舊日筆記，封面寫著俄文“Совместно學習”（共同學習）的字跡還在，只是書頁已泛黃。

1958年底，張治中受中央委托來功德林宣讀指示：“根據改造表現，擬對部分人員從寬釋放，出獄后依能力自行選擇工作地點。”韓浚聽完后沉思良久，對張治中說了一句：“感謝黨給我重新做事的機會。”這七字不長，卻是第一次在眾人面前表態。

1961年春，韓浚遞交最后一份檢討。同年夏天，他獲準離開功德林，回武漢投親。昔日戰友大多走上建設崗位，他只能在圖書資料室擔任編審。偶有人上門采訪黃埔往事，他總是只談求學，不議戰史；有人追問陳賡，他會扭頭看窗外，淡淡一句：“老陳早看得通透，我走了彎路。”

1964年，陳賡罹患疾病，病情加重。消息傳到武漢時，韓浚正在翻譯《蘇聯陸軍步兵戰術》。停筆數秒，他將書稿合上，輕輕嘆氣。有人轉述，他在桌旁喃喃一句：“人與人差距有時只在一個選擇。”

此后，韓浚一直低調生活，偶爾受邀給地方干部講授黃埔歷史，更多時間埋首檔案。1979年，他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七歲。遺物中，除了一張全家福，只剩那本泛黃的俄文筆記。本子第一個折角處，仍可看到六個淺褪漢字——“與陳賡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