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珮云父親彭湖的求學、從軍、從政、從商之路

前兩天寫了一個貼子，講述彭珮云在西南聯大、金陵大學、清華大學都就讀過的特別經歷，有幾個網友留言評論說“彭珮云的父親是彭湃”，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彭珮云的父親是彭湖，湖南瀏陽人。

1900年，彭湖在湖南瀏陽縣永安鎮彭家沖出生，一看地名就知道這個地方是彭姓族氏聚集的村落，據當地考證，彭湖家族的祖先是在元末時期從江西遷居到瀏陽永安。

彭湖的曾祖父是行醫的，祖父是前清的貢生，在當地辦了私塾，同時也繼承了父輩的懸壺濟世祖業，因此彭家在瀏陽當地有很好的名聲。

到了彭湖的父親彭允文，繼承了家族行醫的手藝，但受維新思潮的影響后，到了湖南武備學堂就讀，畢業后就去了湖南新軍擔任軍官，后來參加辛亥革命立下功勞后升至了陸軍少將，但民國成立之后，彭允文就從退伍返鄉了，在瀏陽繼續操起了家族的行醫祖業。

彭允文育有四子，分別是彭光閭、彭光球（彭湖）、彭光漢、彭光明，彭湖是四兄弟里面的老二，彭湖的哥哥彭光閭比彭湖大兩歲，哥哥對彭湖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彭湖也視哥哥彭光閭為榜樣。

求學

彭家是非常重視教育的，加上家境也不錯，到上中學的時候，彭光閭和彭湖分別在1914年、1916年考入到了長沙的長郡中學讀書。

彭光閭在長郡中學的時候就參加了進步學生團體輔仁學社，探討救國真理，這個學社里有非常出名的人，如羅章龍。彭光閭從長郡中學畢業后考入到了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投筆從戎選擇從軍，成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第八期步兵科二隊學員。

彭湖在長郡中學讀書期間也是一名非常活躍的熱血青年，參加各種學生運動，成為了中學生里面的學生運動領袖之一，帶頭宣傳反對賣國條約，主張抵制日貨。五四運動期間，彭湖擔任了湖南省學生聯合會的評議部部長，負責宣傳動員和組織工作。

彭湖也因此在那個時候結識了毛澤東等一批新民學會會員，當時毛澤東等發起的湖南“驅張運動”中，彭湖也是作為學生代表之一，跟著毛澤東一起趕赴北京請愿，要求北洋政府查辦軍閥張敬堯，后來聯合了各種力量成功將軍閥張敬堯趕出了湖南。

彭湖從長郡中學畢業后，并沒有像哥哥彭光閭那樣投筆從戎，而是考入了上海商科大學，就讀工商管理專業。

上海商科大學由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東南大學）的商科擴充改組并遷址上海后成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商科大學，彭湖也成為了學校成立后的首屆學生。

上海商科大學設置普通商業、會計、工商管理、銀行理財、國際貿易、交通運輸和保險七個系，在同時期的商科院校中是系科最為齊全的，其中會計系、工商管理系在國內大學中都是首批開設。

到了上海這樣匯聚新思想的大都市后，彭湖聯合了眾多長郡中學的校友及湖南老鄉，主持成立了“中國自強學會”，并出版學會的刊物。

上海商科大學成為了彭湖的重要人生轉折點，在這期間結識了他的貴人——國民黨左派大佬楊杏佛，當時楊杏佛正是學校的老師。

楊杏佛主張革命家須有科學的知識，科學家須有革命的精神，他不僅是近代經濟管理學家，也是辛亥革命社會活動家，同盟會的早期會員，1912年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時候，楊杏佛就擔任總統府秘書。

彭湖在上海接受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之后就在楊杏佛的介紹下加入了國民黨，楊杏佛在1924年赴廣州革命政府，重新回到孫中山身邊擔任秘書。

從軍

1925年，彭湖從上海商科大學畢業后跟著去了廣州，并進入到了黃埔軍校的庶務科工作。

這也算是走上了和哥哥彭光閭一樣的道路，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彭湖加入了北伐軍隊，在北伐過程中，擔任過國民革命軍第 8 軍國民黨特別黨部宣傳干事、第 26 師政治部主任。

而這個時候，彭湖的哥哥彭光閭也在1926年加入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的北伐大軍，一路隨北伐大軍北上，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方的北伐戰役中立下了很多戰功，彭光閭一路從排長升至了上校團長。

1927年的時候，北伐軍內部的政治形勢急劇惡化，彭湖作為師部政治部主任意識到蔣介石要開始“清黨”，把槍口指向北伐盟友共產黨。

彭湖當時還是非常有膽量的，在這樣的形勢下，他還在國民黨的內部刊物上發文，公開反對北伐隊伍分裂，反對背棄孫中山的聯俄聯共和扶助工農三大政策，這其實就是在“反蔣”了。

再度求學

無奈他當時的影響力有限，也是無力扭轉大局，后來就有了蔣介石與汪精衛聯合在一起的所謂“寧漢合流”。彭湖不愿看到這種局面，于是就辭去了軍職，轉而尋求“實業救國”的理想，決定出國留學，在武漢刻苦復習英語，最終考取了公費留學生。

彭湖在武漢期間還遇到了自己的終生伴侶范新綬，她是湖南長沙縣人，范家當時在長沙也是名聲比較大的大家族，范新綬中學在長沙周南女子學校就讀，與楊開慧、李淑一是同窗好友，后來考入了上海的大夏大學。

范新綬與唐生智的妹妹也是好友，畢業后就受邀到了唐生智指揮的國民革命軍中工作，也正是這個緣由范新綬隨北伐革命軍一路到了漢口，在漢口的時候，結識了同為老鄉的彭湖，兩人在產生好感就漸漸走到了一起。

1928年，正當彭湖準備出國留學的時候，卻傳來了哥哥不幸犧牲的消息，北伐軍當時都已經下達了彭光閭接任旅長命令，但彭光閭卻在與直魯軍閥張宗昌戰斗中，陣亡于河北灤河古冶車站。彭湖從武漢趕回了湖南老家奔喪，安排照顧嫂子和3個侄子侄女的生活。

不久之后，彭湖與范新綬結婚舉辦婚禮，之后在出國留洋之前，彭湖將妻子范新綬安置在了南京，然后自己就遠赴重洋去了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碩士學位。

彭湖在此期間多次往返于美國和中國之間探親、辦事，彭湖的在斯坦福的學業也因此拖到了1934年才獲得碩士學位畢業回國。在期間，彭湖與范新綬陸續在1929年、1931年、1934年生下了三個女兒，長女就是彭珮云。

在彭湖留洋期間還發生了一件大事，1933年6月18日，彭湖的貴人楊杏佛被被復興社特務暗殺在上海亞爾培路，楊杏佛與司機同時遇害，楊杏佛的長子腿部中槍幸免于難。

這次暗殺事件是由復興社特務頭子戴笠安排上海行動組長趙理君部署的，楊杏佛的暗殺事件震驚中外，當時各界人士紛紛要求緝拿兇手，并掀起大規模的悼念活動，包括蔡元培、宋慶齡、魯迅等名人。

彭湖的政治立場與楊杏佛是完全一致的，追隨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但卻是國民黨里面的左派，堅決反對蔣介石“反共”政策，主張國共合作。也正是彭湖這樣的立場，后來在彭湖負責的部門或企業中，他都默許身邊地下黨的活動，也悄悄地給予地下黨各種支持。

從政

彭湖從美國斯坦福大學畢業回到南京后，直接進入到了國民黨政府交通部擔任秘書，這要得益于彭湖在上海商科大學的老同學徐柏園，當時徐柏園已經在交通部擔任要職，在隸屬于交通部郵政儲金匯業局擔任副局長。

不久之后，彭湖調任上海，擔任上海航政局局長。彭湖按照科學管理方法將航政局管理得井井有條，航運秩序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但彭湖也因為對航運走私活動的嚴厲打擊而得罪了江浙大財團老板虞洽卿。

彭湖在上海航政局局長位子上還不到一年，財閥虞洽卿不停地游說蔣介石，最終蔣介石派了親信俞飛鵬替換掉彭湖的航政局局長位子，彭湖非常憤怒，就此決定離開政界，結束了短短的“從政”經歷。

從商

彭湖離開上海航政局后轉而投身到了企業經濟界，之后先后擔任了中國銀行總行稽核、重慶分行經理等職，而當時中國銀行的董事長正是宋慶齡的弟弟宋子文。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在時任湖南省主席張治中的邀請下，彭湖回到家鄉長沙，擔任湖南銀行行長。當時戰時狀態，糧食的調撥資金管理和銀行密切關聯，所以彭湖還兼任了湖南省糧食管理處處長、“湖南戰時糧食運儲會”常務委員。

在彭湖主持下，原先只在省會長沙和幾個中等城市設有分行的湖南省銀行迅速發展，分、支行和辦事處增加為 44個，員工增加到了近300人的規模。

這個時候重慶分行經理是一位叫楚湘匯的湖南老鄉，此前曾任安徽地方銀行副行長，和彭湖一樣，雖為國民黨，但一直是支持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抗戰全面爆發后到了重慶，也正是在那個時候認識了周恩來、董必武，以及《新華日報》的熊瑾玎，后來在重慶秘密加入了共產黨。

楚湘匯利用自己擔任湖南銀行重慶分行經理的職務便利，為黨做了很多事情，不僅提供了貸款辦廠籌集經費，還掩護了很多地下黨員。其中在重慶涪陵創辦的興華煉油廠，當時以借助工廠掩護了大批的地下黨員，又通過辦廠為黨組織提供活動經費，還為《新華日報》印報紙提供油墨。

1938年11月，長沙“文夕大火”之后，張治中受到革職留任處分，隨即辭去湖南省主席之職。而彭湖留在長沙參與了重建和恢復生產工作，彭湖授命擔任長沙市火災救濟小本借貸監察委員會委員，為長沙城區重建與恢復生產付出了極大心血。

當時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后，蔣介石就大力著手建設西南大后方，派了吳鼎昌擔任貴州省主席，計劃籌建貴州企業股份公司。這是由政府、銀行、地方紳商合作投資創辦的集團公司，實行股份制管理，商業化經營。

1939年3月，宋子文就委派彭湖作為中國銀行的代表到貴陽，參加貴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籌建。宋子文派彭湖過去，就是要彭湖代表宋子文官僚資本財團管理貴州企業股份公司。

公司創建成立之后，常務董事長由當時貴州省建設廳長何輯五（當時國防部長何應欽的弟弟）擔任，總稽核由貴州省銀行總理錢春祺擔任，而彭湖則擔任公司的總經理兼董事。

不僅總經理的彭湖是湖南人，公司其中一個副總經理陶咸九也是湖南人，公司的主任秘書王新元、技術專員王惟聲都是湖南人，他們是彭湖在長郡中學的同學，而且王新元1926年在上海就加入了共產黨，曾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從事過上海的工運活動。

彭湖也從湖南帶了一批他在湖南省銀行當行長時候的老部下，如楊超、肖潔吾、譚劍鴻等，讓他們去主管所轄的化工廠和玻璃廠，還通過他們從湖南拉了一大批技工到相關企業。

就這樣，貴州企業股份公司的上上下下的重要位置都被湖南所占據，上自總經理及所轄部門主任，下至各數文職技術人員和眾多的技術工人。貴州企業股份公司自上而下形成一個“湖南幫”，有人就把該公司戲稱為“湖南會館”。

彭湖主導之下創辦了很多貴州從未興辦過的企業，貴州企業股份公司發展得十分龐大，包括工業（如機械、發電、水泥、玻璃等），還有礦業、農林、運輸、金融、商業，總共六大行業，公司自辦和合資的企業、事業單位達40個左右，另外還設有一個貴州礦產勘察團。

到1943年，公司職工有4481人，其中高級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有1084人，技術工人1676人。1943年公司總產值5260萬元，經營利潤約占貴州省當年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貴州企業股份公司可以說是抗戰時期民國工業經濟的一張名片，為貴州社會經濟發展積累了工業基礎，例如引種美國煙草成功，為貴州發展煙草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直到現在煙草工業仍是貴州的支柱型產業。

在任職貴州企業股份公司總經理期間的1944年，在主任秘書、地下黨員王新元的安排下，彭湖到重慶的時候秘密地去見了周恩來，而彭湖與周恩來當年在黃埔軍校北伐時期曾是同事。

抗戰勝利后，彭湖結束了貴州企業股份公司總經理的任職，但仍擔任了貴州企業公司的董事。

1945年底，彭湖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行政院駐青島辦事處主任，前往那里接收日偽財產。彭湖的同學王新元也跟去了青島，并且擔任了中國紡織建設公司青島分公司經理。

1946年2月，彭湖返回南京到中國銀行任職，先是擔任中國銀行南京分行副經理，幾個月后升任行經理，重新做回了銀行家的角色。

1948 年初，彭湖和在貴州時候共事過的友人李葆和、陶咸九、吳虞民，一起在上海創辦中國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彭湖擔任董事長。 彭湖還與這些友人一起在香港合資建造了公寓樓，那時候已經開始安排退路。

1948年底，淮海戰役打響后，國民黨沒撐多久就敗局已定了，那時宋子文及在財政部擔任次長的同學徐柏園都要彭湖一起去臺灣，彭湖拒絕了，在之前王新元曾悄悄到南京與彭湖會面長談了一次，彭湖更王新元表示過不會去臺灣。

但彭湖也擔心自己國民黨的身份，以及過去曾經在國民黨政府工作，而且彭湖手上擔心留在大陸后可能有危險，于是在1948年底帶著妻子和4個年幼的孩子去了香港，同時也把中國銀行的所有有關美元、黃金的賬目及最重要的金庫鑰匙一起帶去香港。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渡江戰役取得決定性勝利。1949年5月，彭湖綜合多方考慮，加上同學王新元的勸說，彭湖帶著妻子和孩子從香港回到了上海定居。

上海解放后，彭湖就立即趕赴南京，同時將中國銀行的所有重要賬目資料和金庫鑰匙交接給了南京軍管會，這讓當時的軍管會接收了大量資產，極大地緩解了當時的財政困難。而彭湖也徹底告別了任職多年的中國銀行工作，結束了自己的銀行家身份。

盡管彭湖在解放后仍擔任過上海柴油機廠董事長一段時間，但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中，由于早年曾在國民黨政府中任職等原因，彭湖還是受到了沖擊，失去了柴油機廠工作，至此，彭湖也徹底告別了企業家的身份角色。

晚年賦閑在家的時候，彭湖特別喜歡吟誦瀏陽老鄉譚嗣同的詩，譚嗣同是彭湖最欽佩的近現代思想家。或許那個時候特別懷念中學時期在長沙開展學生運動的熱血青年風采。

1962年9月23日，彭湖因患癌癥在上海逝世，享年6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