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李達和毛澤東吵架，李達怒言：你腦子發熱，高燒到39度了

1956年6月下旬的東湖夜風帶著水汽，毛澤東披著灰呢中山裝站在湖邊。湖北省委一位年輕干部梅白趕到報告：“武漢大學李達校長馬上到。”這一幕，日后成了兩位湖湘宿友再度交集的新起點。

時間往前推三十年。1920年代，李達與毛澤東在上海倡辦《新青年》附刊時同住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屋。李達鉆理論，毛澤東跑工廠、寫傳單。兩人脾氣截然不同，卻互認兄弟。李達叫毛澤東“潤之”，毛澤東反稱李達“鶴鳴兄”。稱呼沿用一生，不帶職務味。

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上了井岡山，李達轉身辦學著書。有人說李達“離隊”，毛澤東卻始終替老友說話：“黨需要他的筆。”這種體諒，為1949年的香山之會埋下伏筆。

1949年5月18日傍晚，北京城剛點起路燈，李達乘吉普車顛簸兩個多小時抵香山。毛澤東在草木掩映的門口伸手：“鶴鳴兄，可算見面了。”一句寒暄，把二十多年的戰火風塵掃到一邊。當晚，毛澤東讓李達睡自己的木板床，自己抱卷文件伏案到天明。第二天，身邊衛士發現主席仍穿昨日衣裳，只揉了揉酸脹的眼。香山那夜，李達詳細匯報湖南尚未解放地區的社情，多年未見的戰友一邊聽一邊寫。

同年9月，李達以社會科學界代表身份出席政協會議。會后，他在中南海菊香書屋提出“重新入黨”請求。毛澤東當場點頭，請劉少奇做介紹人，李維漢作見證，“入黨手續就地辦”。對一個曾經離隊的人，這樣的安排可謂破例。

毛澤東原想把李達留在北京搞高等教育規劃，李達卻秉性難改，執意回湘。1950年春，他赴長沙，出任新湖南大學校長。校門口那塊“愛晚亭石刻”正是李達親自圈定的位置。遺憾的是，1953年全國院系調整，湖南大學撤并，李達被調到武漢大學。

時間回到東湖。毛澤東要在湖北住十來天，處理文件之余，每晚都叫李達過來聊天。兩位老兄弟從《資本論》談到稻田施肥量，有時一支香煙還沒抽完便冒出一句爭得面紅耳赤的結論。梅白在旁聽，常暗暗擔心：氣氛是不是太沖了？

1958年4月，毛澤東再到武漢，這回身邊多了古巴來訪的卡斯特羅。會談一結束，他又把李達叫到東湖賓館。李達一進門便拋出武漢大學學生寫在調查報告里的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他劈頭質問：“潤之，這口號行不行？”

毛澤東示意寫下來，略一掃視，說：“它體現群眾干勁。”李達擺手，語速很快：“干勁重要，可自然條件擺那兒。咱不能把定額當彈簧，想拉多長拉多長。”毛澤東放下紙，聲音也抬高：“肯定真陽，否定又怎樣？浙江人多地少還能交余糧，新疆草場成片卻要供應，這不就是主觀能動性？”

李達憋不住，“啪”地一拍茶幾：“你腦子發熱，燒到三十九度了！再燒下去，可不是玩笑。”這一句成為后來無數回憶錄中最爆炸的細節。梅白見勢不妙，忙對衛士打手勢。茶點上來，李達卻拂袖：“我不吃。”毛澤東擺手：“送老校長回去。”

夜色深沉，東湖堤岸只剩蟲鳴。毛澤東背手踱步，對衛士李銀橋淡淡一句：“他說得逆耳，但有道理，改天還要談。”另一邊的吉普車里，李達捂著帽檐，嘆口氣：“我態度急了，你替我捎句歉。”

兩人隔天照舊碰面。沒有火藥味，也沒有寒暄，開口仍舊是“鶴鳴兄”“潤之”。有人好奇為何翻臉又和好，梅白解釋：“他們吵的是數字與規律，不是面子。”

1966年李達病逝消息傳到中南海，毛澤東沉默許久，只吩咐：治喪規格從優，挽聯寫上“久經風雨，終成碩學”。好友相爭，爭的是學理；兄弟相惜，惜的是初心。毛澤東后來再回東湖，站在當年那處湖岸，指著水面說了一句：“那年那晚，火氣挺高，卻讓人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