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4日深夜,東京皇居地下的防空洞里悶得像個蒸籠。
一個戴眼鏡的小個子男人對著一支破舊的麥克風,手抖得拿不住紙條。
錄音師都喊停了好幾次,因為他聲音發顫,氣都喘不勻。
就在剛才,廣島長崎已經被那兩顆“怪彈”抹平了,蘇聯紅軍正在東北像切豆腐一樣平推關東軍。
這事兒吧,簡直就是戰爭史上最大的黑色幽默。
大家都普遍認為8月15日的《玉音放送》是日本投降的標志,其實你要是像法醫那樣去剖析那份《終戰詔書》,就會發現這壓根不是認罪書,就是一份精心設計的“甩鍋聲明”。
他用的是“終戰”,絕不說“敗戰”。
這種把窮兇極惡的侵略者硬生生包裝成忍辱負重的受害者,這手段簡直是把“雙標”玩到了大氣層。
要把這邏輯理清楚,咱們得先打破那個被戰后美軍和日本保守派聯手編織的鬼話——“天皇只是軍部的傀儡”。
長久以來,大家都信了個邪,覺得他就是個無辜的小白兔。
全是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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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把日歷翻回1937年,盧溝橋事變誰簽字增兵?
裕仁。
1938年武漢會戰,誰批準在戰場上用了幾百次化學武器?
還是他。
甚至到了1941年,那一紙對美英宣戰的詔書,也是他親自蓋章認可的。
萊特灣海戰怎么打,他都要插嘴。
這哪是什么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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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明明就是那個站在金字塔尖、把全亞洲當籌碼的瘋狂操盤手。
等到1945年夏天,底褲都輸光了,需要有人買單的時候,這位操盤手展現出了驚人的逃生本能。
當時日本敗局已定,但裕仁關心的根本不是怎么讓老百姓少死點人,而是怎么保住“國體”,說白了就是保住他的皇位和那顆腦袋。
波茨坦公告明明寫著要求“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這可是法律鐵律。
結果呢?
他和那幫謀士玩了個偷天換日的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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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詔書里說開戰是為了“東亞的解放”和“日本的自存”,把侵略中國十四年的血腥賬本一筆勾銷;他又特意強調停戰是因為敵人用了原子彈,暗示“非戰之罪,實乃天亡我”,把自己描繪成科技暴力的受害者。
這一招太毒了。
當時好多日本人聽完廣播,第一反應竟然不是“我們輸了”,而是“陛下為了百姓太仁慈了”。
這劑精神麻醉針一打,直接切斷了反思的神經,直到現在日本那邊還覺得自己是受害者,完全忘了自己先是個加害者。
美國人當時打得也挺累,加上為了以后在遠東對付蘇聯,麥克阿瑟需要一個穩定的日本,需要利用天皇的權威來控制局面。
于是,一場骯臟的政治交易就這么成了:美國接受了這份沒有“投降”二字的詔書,保留了天皇制,甚至讓裕仁逃脫了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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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東條英機那七個倒霉蛋上了絞刑架,真正的帶頭大哥裕仁卻換了身西裝,成了“和平象征”,到處巡視扮慈祥老爺爺。
這就相當于黑幫老大把小弟推出去頂罪,自己搖身一變成了居委會主任,這是對幾千萬冤魂的二次侮辱。
這種歷史的扭曲一直延續到今天。
每當中國或韓國要求日本道歉時,日本官方總會拿出一套似是而非的說辭,什么“深表遺憾”之類的廢話,但就是不肯像德國總理勃蘭特那樣驚天一跪。
究其根源,就在那份1945年的詔書里。
既然當年的“神”都沒認錯,現在的凡人政府憑啥低頭?
日本右翼教科書里那些對侵略事實的淡化、對南京大屠殺數字的質疑,全是從那四分鐘錄音里抄來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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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聲音雖然聽著斷斷續續,卻像個咒語一樣,把日本真正反省的大門給焊死了。
抗戰勝利是中國軍民浴血奮戰十四年換來的,是大家伙兒一起打出來的,絕不是那個躲在皇宮里的天皇“恩賜”的和平。
所謂的“終戰詔書”,不過是一個戰犯在窮途末路時為了逃避審判而編織的狡辯狀。
看清這一點,咱們才能明白為什么歷史問題在東亞始終是個死結。
直到1989年裕仁咽氣,他那個用來簽字發動戰爭、最后又用來逃避審判的印章,還安安穩穩地躺在皇居的書房里。
參考資料:
約翰·W·道爾,《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日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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