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學者家庭親歷的華南抗戰

美國學者路康樂（Edward J.M.Rhoads）的《南方往事》有一個副標題，即“一個跨國家庭的中國記憶”——這個跨國家庭，就是由作者的美國教授父親與中國新女性母親，以及他本人組成的；而這個跨國家庭的中國記憶，則是他們自1936年到1951年間在中國的經歷。

路康樂(Edward J.M.Rhoads)，美國 德克薩斯大學歷史系教授，生于中國廣東 嶺南大學，并在那里度過童年時代，1970年在 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

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動蕩的年代，作者一家先是經歷了全面抗戰，繼而經歷了三年內戰，最終不得不在朝鮮戰爭爆發、中美關系陷入冰點的背景下黯然離開中國。作者以家族史的視角重新觀照那一段歷史，以具體的個體經歷講述那些顛沛流離的故事，相較于宏觀史學的宏大敘事，這種以個體微觀視角描述的種種細節，顯然更有助于我們把握戰時中國的復雜境況。

路康樂的父親路考活來自美國費城，他于1936年遠渡重洋，來到中國，在廣州嶺南大學任教；路康樂的母親顏志潔出生于廣東省南海縣（今佛山南海區）顏邊村一個開明的商人之家，她曾經就讀于廣州最早的女子中學，屬于那個時代敢于挑戰世俗的新女性。路康樂的父母是在嶺南大學相識、相愛并結為一對跨國夫妻的，而他們在中國組建家庭之時，已經是日本發起全面侵華戰爭的前夕。

不久后，七七事變爆發，華北和華南的大片土地先后淪陷，他們全家被迫開始了頻繁轉移的歷程——1938年，廣州淪陷，他們轉移到香港；1941年底，香港淪陷，身為“敵國僑民”的路考活被關進赤柱拘留營，顏志潔帶著年幼的路康樂逃亡到粵北的曲江縣，骨肉分離，直至1943年路考活被釋放并輾轉來到曲江，他們才重新團聚；1944年，日軍進逼曲江，他們全家轉移到重慶，直到在重慶迎來抗戰勝利，才得以重返廣州……

從1936年到1951年的十五年間，中國先后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并于1949年獲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可以說《南方往事》既是這十五年間中國社會動蕩與離亂的歷史，又是一個跨國家庭在這種艱苦卓絕的環境中謀求生存的歷史。路考活任教的嶺南大學，原本是西方新教傳教士在中國創辦的十三所大學之一，也是嶺南地區頂尖學府之一。路考活和顏志潔的戀愛與婚姻帶有一定的傳奇色彩，蓋因當時的涉外婚姻相當罕見，而他們的結合也的確經過了一個被同事和家人逐漸接受的過程。他們自此聯結成一個情感共同體，在以后的歲月里同甘苦、共患難，且親眼見證了日軍在華南地區制造的種種暴行，給當地百姓造成的深重災難。嶺南大學也被迫關閉了小學部，并把中學部遷移到香港，路考活和顏志潔不得不帶著剛剛來到世間十個月的路康樂，第一次踏上了背井離鄉的逃亡之路。

據當時參加過反空襲作戰的中國軍官統計，從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短短一年的時間，日軍即在廣州累計投放2630枚炸彈，炸死1453人，炸傷2926人，炸毀2004棟建筑……路康樂將這些冰冷的數字轉化為血淋淋的現實，讓人們看到戰時日軍對華南地區的狂轟濫炸、肆意掠奪，乃至強奸、殺戮等種種慘絕人寰的暴行，直斥日軍不僅違背戰爭道義，更違背了人類基本的道德人倫，如歷史學家柯博文憤怒地指出：“針對平民百姓的空襲……前所未見！”

對于路康樂一家人來說，戰時的漫長歲月既是身體的傷害，更是精神的傷害。日軍殺害英國傷兵和護士，已是駭人聽聞，而他們圍捕滯留在香港的“敵國僑民”，并將這些僑民羈押在擁擠、骯臟、食不果腹、單調乏味的赤柱拘留營，也同樣令人發指。然而，盡管被羈押的路考活受到非人的折磨，逃難途中的顏志潔母子也歷盡艱辛、備受煎熬，但他們最終絕處逢生，在曲江重逢，充分顯示出這對跨國夫妻在逆境中的堅韌意志和共同擔當。

《南方往事：一個跨國家庭的中國記憶 1936-1951》
（美）路康樂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相對而言，在有關抗戰的非虛構著作中，一般著者的關注點大多放在華北和華中戰場，對華南地區的戰時狀況缺少描述，少有作品能夠像《南方往事》一樣，將關注點直接聚焦在抗戰時期的廣州大轟炸、香港保衛戰，以及華南地區的“焦土政策”和難民潮。盡管經歷抗戰時路康樂尚未成年，但他卻憑借著眾多當事人的敘述，與廣州、香港、曲江和嶺南大學相關的戰時史料，以及他本人的零星記憶，對日軍侵占華南的真實境況進行了高度還原。路康樂一家顛沛流離的處境，固然未必是彼時一般百姓的典型經歷，卻無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過他們的遭遇，不難窺見普通人在日軍侵華期間所面臨的更大劫難與受到的傷害。

誠如路康樂所言，他寫作《南方往事》是為了回答兩個問題：日軍侵華對華南地區有何影響？對華南當地的某個特定家庭有何影響？這是一段自下而上講述的歷史，從一個人、一家人的遭遇，放大到每一個普通中國人的遭遇，從中能夠看到諸多細節，感性地展示出日軍侵華給每一個中國人所帶來的災難，讓后人直面戰爭的血腥，從而銘記歷史，避免重蹈覆轍。

來源：北京晚報·五色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