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當年沒聽馬寅初少生孩子的勸告，中國有可能變成什么樣？

1957年，75歲的馬寅初在北大校園里被貼了大字報，滿墻的墨汁都在討伐他。

但這老爺子硬是沒低頭，拍著桌子撂下一句狠話：“如果不聽我的，五十年后中國得有26億人！”

那時候沒人信，覺得他是被資本主義那一套洗腦了，在這兒危言聳聽。

結果呢？

這不僅僅是個數學題，簡直就是一個讓人后背發涼的恐怖故事。

要是沒有后來那一腳急剎車，咱們現在可能真得站著睡覺了。

這事兒還得從1953年說起。

那時候新中國剛搞完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一出來，大家都挺樂呵，覺得人多力量大嘛，咱們有6億人呢。

唯獨馬寅初看著那串數字直冒冷汗：年增長率22‰。

這啥概念？

相當于每年憑空多生出一個超級大城市的人口。

馬老是個實誠人，也是搞經濟的一把好手，他拿起算盤噼里啪啦一算，心態崩了。

照這速度復利滾下去，中國這點地皮根本不夠造的。

可惜啊，那會兒流行的是蘇聯那一套，講究“英雄母親”。

大家覺得嘴巴雖然要吃糧，但雙手能干活啊，人就是生產力。

馬寅初那套《新人口論》剛提出來，直接被噴成了篩子，說他是馬爾薩斯那套歪理邪說的翻版。

最后連北大校長的烏紗帽都給擼了。

老爺子后來雖然閉門謝客了，但他留下的那個“26億”的詛咒，卻像個定時炸彈一樣一直在倒計時。

直到1979年，國家才意識到問題大條了，這才有了后來的計劃生育。

咱們今天不開上帝視角去評判當年的政策細節，就單純開個腦洞：要是當年真的徹底放開生，一條道走到黑，現在的中國是個啥場面？

首先，這“26億”絕對不是馬老瞎蒙的。

我剛特意去查了一下隔壁印度的數據，1950年他們才3.7億人，咱們那時候都5.4億了，起跑線比他們高多了。

印度一直沒咋狠抓控制，結果人家現在奔著14億去了，這還是他們基數小的情況。

要是咱們按那時候“多子多福”的勁頭，加上宗族觀念，生它個70年，翻兩番那是板上釘釘的事。

到時候，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密麻麻擠著26億人，想想都覺得窒息。

最先崩盤的肯定是飯碗。

現在咱們14億人，為了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國家費了多大勁大家心里都有數。

要是人口翻倍，人均耕地連半分都不到。

別說吃肉自由了，能喝上稀粥都得看老天爺心情。

那時候國家所有的錢都得拿來從國外買糧食填飽肚子，哪還有閑錢去搞工業化？

那時候的中國，可能就是個超級加倍版的農業大國，除了人，啥都缺。

再看看住的地方。

現在的北上廣早高峰已經夠讓人頭疼了吧？

在那個26億的平行宇宙里，這都不叫事兒。

城市根本建不起那么多樓，也沒法供那么多水電。

大概率會出現像孟買達拉維、里約熱內盧那種無邊無際的貧民窟。

幾億人擠在城市邊緣的鐵皮棚子里，污水橫流，電線像蜘蛛網一樣亂搭。

去醫院看個感冒估計得排三天隊，學校一個班塞進200個娃，老師拿擴音器喊破喉嚨也沒人聽得見。

這不就是現代版的“蟻穴”嗎？

還有個要命的事兒是水。

咱中國本來就是缺水國家，人均水資源少得可憐。

要是分母擴大一倍，華北、西北那是真得渴死人。

地下水估計早就抽干了，沙漠能逼到大城市根底下。

為了做飯取暖，煤炭得沒日沒夜地挖，那空氣質量，估計天天都是紫紅色的爆表。

生態系統是有極限值的，一旦那根弦崩了，那就是雪崩，神仙也救不回來。

有人肯定會杠，說人多不是有人口紅利嗎？

經濟不就騰飛了嗎？

這事兒吧，有個大坑。

“紅利”的前提是這些人得受教育，得變成高質量勞動力。

要是飯都吃不飽，哪來的錢搞教育？

生出來的就是海量的低端勞動力。

十幾億人在血汗工廠里搶飯碗，工資低到塵埃里，因為你不干，門外還有一億人在排隊等著。

這不是人口紅利，這是把人當干電池用，用完就扔。

大家看看尼日利亞就知道了，人口增長那是相當快，但經濟結構單一，還是窮得叮當響。

如果中國當年真的放開了生，咱們很可能就會陷在這個“高出生率、低素質、低增長”的死循環里出不來。

別說搞什么高科技、芯片了，能把這幾十億張嘴喂飽就是個奇跡。

現在回頭看，不得不佩服馬寅初的骨頭是真的硬。

在那個狂熱的年代，他守住了讀書人的良知。

雖然他為此付出了慘痛的個人代價，但這筆賬，歷史終究是算明白了。

1979年后的那段日子雖然痛，甚至有些殘酷，留下了獨生子女這代人的特殊記憶，但從宏觀大歷史來看，它確實是把中國從懸崖邊上硬生生拉回來了。

那多出來的10億人沒有出生，這或許是現代中國最幸運，也最沉重的一個注腳。

馬老當年挨罵是因為說了真話，現在我們回望那段歷史，也不是為了去假設那個可怕的平行世界，而是要明白：尊重科學，比什么都重要。

1982年5月，這位倔強的老人走了，享年100歲。

那天，北大校園里沒貼大字報，只在大禮堂掛了一副挽聯，上面寫著“桃李芬芳”。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