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問題的三元悖論

所謂老齡化，并不是人口總量不足，而是人口年齡結構不合理。老年人占比太高，年輕人占比太少。很多觀點把老齡化的罪魁禍首歸結為計劃生育，但這并不合理。

60年代我國迎來史上最大規模的嬰兒潮：

上個世紀60年代，由于中蘇關系惡化，人類面臨第三次世界大戰風險。為防止蘇聯入侵，我國一方面搞三線建設，制定“備戰、備荒”的方針；另一方面提倡“人多力量大”等觀點，鼓勵人民多生孩子，儲備青年人力資源。從事后的角度，中蘇最終避免了全面戰爭的爆發，但在當時的背景下，鼓勵生育是有必要的，充足的適齡兵源提升了國防威懾力。

70年代初，中美關系迎來緩和，我國采取“聯美抗蘇”的策略，國防壓力得到緩和，不再需要龐大的人力來彌補裝備落后的缺陷。在此背景下，人多地少的矛盾逐漸凸顯出來，作為補救措施，我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1973年，人口增長指標被納入國民經濟計劃，并提出"晚、稀、少"政策，要求每對夫婦最多只能生育兩個孩子。計劃生育的出發點是為了削谷填峰，由于60年代生育政策猛踩油門，所以70年代只能緊急剎車，否則人口增長遲早會失控。

也就是說，造成我國人口年齡結構不合理的根本原因和國際局勢有關，很多老一輩的人經歷過中蘇對抗的艱難時期，那會蘇聯威脅要對中國投擲核彈，東北和華北處于對抗前線，如果沒有充足的年輕人口作為依托，民族命運不堪設想。近現代時期，中華民族的悲劇就在于離日本和蘇俄太近，很容易被這兩股勢力影響。

出生人數呈周期性變化：

出生時期

出生人數（萬）

超生組

1962—1973

2700

計生組

1974—1984

2000

超生組Ⅱ

1985—1996

2300

計生組Ⅱ

1997—2007

1700

超生組Ⅲ

2008—2019

1600

計生組Ⅲ

2020—2030

900E

由于人口生育存在慣性，可以發現我國出生人數呈現周期性變化。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于政策鼓勵生育，年均出生人數為2700萬人。1973年開始執行計劃生育后，年均出生人數回落至2000萬人，下降了25%。這里把前一波人稱為超生組，后一波人稱為計生組。

從80年代中旬開始，超生組成為生育主體，我國迎來第二波嬰兒潮，年均出生人數大約2300萬人，比上一代人下降15%。從90年代下旬開始，計生組成為生育主體，年均出生人數1700萬人左右，比上一代人下降15%。從下降的幅度可以看出，80年代到00年代期間，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執行較好，出生人口呈循序下降的趨勢，每代人收縮15%左右。如果這一趨勢能一直保持下去，我國有望避開老齡化問題。

然而從2008年開始，我國人口生育曲線出現異常。2008—2019年期間，我國年均出生人數1600萬人左右，并沒有出現預想中的第三波嬰兒潮，相比上一代人下降了30%，生育率從1.7降低至1.4。從宏觀經濟來看，2008年第一產業占GDP比值跌破10%，我國進入工業化時代。再加上1999年高校擴招等因素，很多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推遲了婚育年齡，導致人口出生高峰期遞延，且峰值被壓低，生育率非自然下降。

從直觀數據來看，相比00年代，10年代我國年均出生人數僅減少了100萬人，很多專家以此作為人口政策不需要調整的論據。然而他們忽視了背后的基數差異，在擁有更多育齡婦女的情況下，10年代出生人口不增反降，本身就反映出生育率崩盤的趨勢。

從2020年開始，我國城鎮化率突破65%，進入后工業化時代。預計20年代我國年均出生人數僅900萬人，相比上一代人下降50%，生育曲線進一步雪崩。其背后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不婚不育人數的增多，95—05年的這波年輕人里，至少有10%永久放棄了生育計劃。

參考海外經驗，結合超生組與計生組的對照，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并非經濟因素，高房價和高昂教育成本只是催化劑，國民普遍接受高等教育帶來的婚育觀念轉變才是根本原因。很多年輕人都在評估生育的個人價值，是否有必要把它當成人生必選項。畢竟古代可以養兒防老，現代可不一定。

東北生育率位居全國倒數：

這里可以參考東北的情況。東北房價并不高，但生育率位居全國倒數。這是因為東北是中國最早實現工業化的地區之一，改革開放初期，東北人均受教育水平居全國前列，當地民眾對傳宗接代沒有太強烈的執念，積極響應只生一孩的政策，以至于成為全國最早進入人口負增長的地區之一。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拉美，盡管拉美經濟并不發達，但由于當地曾經歷工業化洗禮，很多人并不把繁衍子嗣當作人生追求。

這里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但凡經歷過工業化的國家或地區，其傳統的鄉村經濟和宗族文化必然會瓦解，農業占GDP比重大幅下降，生育率也會隨之暴跌，該趨勢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

人口政策的三元悖論：

那能否通過經濟激勵提高生育率呢？很難，因為人口政策面臨人口總量、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質量的三元悖論。所謂老齡化主要是人口年齡結構不合理的問題，而非人口短缺。我國依然面臨人多地少的矛盾，教育和醫療資源緊缺，一到假期旅游景點人滿為患，帶來了內卷問題。

我國依然面臨人多地少的矛盾：

假如完全放開生育限制，并實施生育獎勵政策。最多的受益者是“徐州八孩”事件的董志民們，他們沒有接受過現代教育，把繁衍后代當作人生最大追求，對子女的成長并不重視。如果董志民們多生，并不利于提升國民素質。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放開生育限制，會導致豪門有更高概率實現財富傳承，帶來更嚴重的階級分化問題。

國家更希望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生孩子，然而幾萬塊的生育獎勵對中產不起作用。一戶中產的育兒成本至少50萬，且生孩子對女性身體的負面影響非常大，這意味著平均每個家庭至少需要補貼50萬才能讓中產生孩子。我國有上億適齡中產家庭，這筆錢財政負擔不起。老齡化帶來的最大問題是財政缺口，為解決老齡化透支財政屬于本末倒置。然而假如生一個孩子只補貼幾萬塊，最后的結果就是占用其它納稅人的收入，讓董志民們成為最大贏家。

對后現代化國家來說，靠經濟補貼很難有效促進生育率反彈，除非去工業化，亦或是效仿伊斯蘭世界那樣限制婦女教育權。現代人的生育觀念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對很多人來說，生孩子反而成了非理性選擇，寧可多交稅也不愿多生。羅馬尼亞曾強制國民生育，甚至設置月經警察，但最后幾乎沒什么效果。

就算提前取消生育限制，亦不能解決老齡化問題：

另一方面，生育政策還要考慮人口年齡曲線的問題。假如從2008年起放開三胎政策，非但無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還會擴大20后和10后的人數差距，進一步扭曲人口年齡結構，提升遠期養老壓力。

展望未來，老齡化問題幾乎無解。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最多只能解決生產端的問題，但不能解決消費端的問題。舉債養老治標不治本，只會延緩危機爆發的時間。緩解老齡化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引進移民，這是發達國家普遍走過的道路，但未必會被中國社會接受。

美國作為移民國家，19世紀主要引進日耳曼人種，以至于德裔成為美國最大族群。日耳曼人善于創新，為美國培養出上百名諾貝爾獎得主。愛爾蘭裔由于會說英語，也大量涌入美國。為了與華人爭奪低端崗位，在愛爾蘭裔的推動下，美國曾頒布《排華法案》，限制華人入境。

20世紀上半葉，美國引進移民的來源進一步放寬至整個歐洲地區，以意大利裔為代表的南歐人和以波蘭裔為代表的東歐人如潮水般涌入這片土地，他們懷揣發財的夢想并在當地扎根。由于缺乏教育，南意人不被主流社會待見，他們成立黑手黨，在美國從事走私和販毒業務。

20世紀下半葉，美國憑借超級大國的優勢從全球吸納頂尖人才。東海岸主要引進歐裔，西海岸則引進以中日韓越為代表的東亞裔。歐裔和東亞裔的移民素質較高，前者與美國白人同種同文，更容易融入當地文化。后者吃苦耐勞且遵紀守法，為加州的經濟繁榮作出很大貢獻。

21世紀以來，伴隨歐洲和東亞生育率下降，美國越來越難引進歐裔和東亞裔的移民，被迫放寬對墨西哥裔和印度裔的限制。前者以勞務輸出為主，后者靠H-1B簽證拿到進入美國的入場券，這兩個群體拉低了美國平均工資，遭到MAGA抵制，是特朗普重點打擊的對象。

二戰后，西歐百廢待興，急需優質勞動力填補就業缺口。法國主要從阿爾及利亞引進移民。區別于其它殖民地，阿爾及利亞曾被當作法國本土，二戰后獲得獨立，大量法裔移民回流母國。再加上法國投降較早，人力資源受損較少，因此僅靠阿爾及利亞回流的勞動力就能滿足本國建設需求。

相比之下西德的情況較為特殊，二戰導致德國被打光了一代人，大量村社陷入荒蕪。西德嚴重缺乏勞動力，為此不得不靠高工資吸引東德人口，協助東德民眾逃往西德（類似上個世紀的“逃港潮”）。另一方面，由于擔心德國復仇主義，捷克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驅逐了上千萬日耳曼人，這些人大部分被西德接收，用于補充當地勞動力。然而僅靠德裔依然滿足不了本國需求，為此德國只能依靠勞務合同引起土耳其裔。土耳其與德國關系較好，且推行世俗化政策，土耳其裔承擔大量低端崗位，壓低了德國勞動成本，德國球星厄齊爾就是土耳其裔。然而德籍土裔雖然能說流利的德語，但他們依然保留本國文化特征，很多信奉伊斯蘭教，很難被同化。

冷戰結束后，歐美共同瓜分蘇聯解體帶來的紅利，美國重金招募蘇聯科學家，西歐則從東歐引進大量優質勞動力，這也是為什么德國堅持歐盟東擴的原因。來自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的移民紛紛涌入德國，極大緩解德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憑借東歐帶來的廉價勞動力，西歐迎來長達二十年的經濟景氣，成功避免通縮陷阱。

然而伴隨東歐生育率下降，東歐的人口紅利期走向終結。歐盟被迫尋找新的勞動力來源，主要分為德國模式和法國模式兩種路線。德國主張引進穆斯林難民，常年的戰亂，使中東大量年輕人涌入歐洲，很多從事體力勞動。默克爾曾算過一筆賬：“引進中東難民帶來的經濟效益，大于其安置費用。”然而事與愿違，中東移民犯罪率較高，且普遍信仰伊斯蘭教，與西歐文化格格不入，很難融入當地社會。

法國則選擇從西非大量引進黑人，西非曾是法國殖民地，當地黑人會說法語且信仰天主教。但黑人勞動產出并不高，傾向靠社會救濟為生，在法國飽受詬病。高福利制度壓垮了法國經濟，支持多元文化的極左翼和反對移民的極右翼水火不容。不管是穆斯林難民還是黑人，在降低歐洲勞動力成本的同時，也帶來社會治安和文化沖突的問題。

二戰后，日韓和新加坡憑借較高的人口出生率實現經濟奇跡。但90年代以來，日韓新都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日本從中國引進部分勞動力，在日華人超過百萬。韓國則從北朝鮮和中國東北招募大量朝鮮族勞工，部分滿足其低端崗位招聘需求。新加坡則引進東南亞華人，特別是馬來西亞和印尼華人，馬來西亞和印尼信奉伊斯蘭教，當地華人容易遭受歧視，因此更愿意去新加坡生活。近幾年也有很多上海人跑到新加坡定居，以至于新加坡不得不提高移民門檻。

日本民眾抗議政府引進印度人：

伴隨中國和朝鮮生育率走低，日韓需要開辟新的移民引進渠道。與歐洲相比，日韓文化較為保守，只愿接收黃種人，不愿引進黑人和穆斯林補充勞動力，以至于其人口年齡結構變得很難看，有些崗位招不到年輕人。日本政府曾考慮引進50萬印度人用于填補IT就業缺口，但遭到很多國民反對，極右翼趁機拉了一波票。

伴隨60后和75前集體退休，中國進入快速老齡化階段。引進移民可以部分緩解老齡化壓力，節省養育成本。相對好的一點在于，未來二十年引進移民的渠道或以東南亞為主，中亞為輔。東南亞大部分是黃種人，更容易融入中華文化；中亞五國雖然生活著很多穆斯林，但當地政府奉行世俗化政策，原教旨主義者會少一些。近幾年很多高校不再為專碩提供住宿，省下的空間能讓高校招收更多外國留學生，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騰籠換鳥的作用。

連接中南半島的泛亞鐵路：

近十年來，中方積極推進泛亞高鐵建設，試圖打造以昆明為起點，連接中南半島諸國的交通網。泛亞鐵路分為三段，東線的中越鐵路（昆明—河內—海防）預計將于2030年竣工，屆時云南將獲得成本更低的出海口。中線的中泰鐵路預計2028年通車，設計時速250公里，可將昆明至曼谷的車程縮短為10小時。西線的中緬鐵路雖然立項較早，但由于緬甸局勢不穩，工程暫時停滯。中緬鐵路能繞開馬六甲海峽限制，具有極高的戰略意義。

相比普鐵，高鐵更多承擔客運職能。一旦泛亞鐵路修通，中國和中南半島將從貨物—資金流通升級為人員—文化交流。作為鋪墊，昆明在呈貢新區修建了面積50平方公里的大學城，為招收國際學生留足空間。另一方面，中吉烏鐵路的修建也會進一步深化中國與中亞五國的經濟聯系。展望未來，昆明和烏魯木齊或成為對外開放的橋頭堡，為內地提供來自東南亞和中亞的優秀人才，緩解老齡化壓力。

東南亞人和中亞人與我國少數民族有很深的歷史淵源，容易進行民族劃分和管理。比如泰國移民可以識別為傣族，越南移民可以識別為京族，哈薩克斯坦移民可以識別為哈薩克族，烏茲別克斯坦移民可以識別為烏孜別克族。

伴隨工業化發展，東南亞和中亞的生育率也呈降低的趨勢。再往后，預計到本世紀中葉，東南亞、中亞也會陷入老齡化階段，屆時可能需要尋找新的勞動力來源。那個時期全球只有三個區域能維持較高的年輕人口比率，分別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亞和伊斯蘭世界。按照聯合國估計，屆時黑人、印度人和穆斯林占全球人口或超過一半，成為新增勞動力最大來源。當下被美國嫌棄的墨西哥裔，二十年后可能會因為年輕人口不足停止輸出移民。

在應對老齡化問題上，可以分為歐美模式和日本模式。歐美支持大規模引進移民，哪怕是文化和宗教背景截然不同的移民。這為其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緩解了老齡化帶來的經濟衰退問題。但缺點是多元文化下社會價值觀撕裂，種族矛盾激化，為極右翼誕生創造土壤。相比之下，日本模式排斥外來移民，依靠舉債的方式應對養老危機。日本模式的優點是社會治安較好，可以保留本國文化獨特性。缺點是或陷入長期通縮，財政入不敷出，經濟缺乏活力，制造業競爭力下降。

中國傳統文化并不支持引進移民，接納東南亞移民或已是社會容忍極限。然而二十年后，我國恐怕只能在非洲、中東和印度之間選擇移民來源，因為其它區域也沒有人口增量了。引進移民勢必會沖擊中華傳統文化，“五胡亂華”的教訓不可不借鑒；然而不引進移民則老齡化問題無解，光是養老金支出就足以壓垮財政，屆時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