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任省委書記，每月工資40多元，去世前是副廳級職務

1993年3月9日清晨，石家莊市人民醫院的走廊燈光昏黃，病房門口一位年輕護士悄聲說：“呂書記，您再堅持一下。”病床上的呂玉蘭只是微微點頭。醫生在病歷上寫下最后一行字時，這位曾經的河北省委書記、河北省農業廳副廳長，走完了短暫而跌宕的53年人生。消息傳到東留善固村，老鄉們沉默了好久，隨后才有人哽咽著念了一句：“她始終沒改掉當農民的那股倔勁。”

人們對呂玉蘭的第一記憶，往往停留在沙塵飛揚的滹沱河南岸。1956年，她還只是個十五歲的高小畢業生，卻一口氣挑起了農業社社長的擔子。那年春天，村子第一次開造林動員會，大家議論最多的是“能不能活”。呂玉蘭拍著黑板說：“別怕！沙荒地不缺風，就缺樹。”一句擲地有聲，把一群婦女拖上大壩，成立了聞名冀南的“婦女造林隊”。三年后，栽下的11萬棵楊柳活了一大半，東留善固村第一次有了成片林帶，也正是這段經歷，為她日后“越級”走上縣委書記、省委書記的位置埋下了伏筆。

1965年冬，呂玉蘭去大寨學習。當時的大寨已經是全國農業戰線的樣板，她卻并沒沉迷于匯報數字，而是鉆到地頭，把地膜、梯田的細節全記在小本子上。同行的干部回到旅社凍得直哆嗦，呂玉蘭卻一邊喝凍梨水，一邊翻本子畫圖。有人小聲嘀咕：“她像在寫驗方。”事實證明，她把這些“驗方”全用到了本村：平整土地、建梯田、深翻、施農家肥，一年下來，村里人均口糧提高到四百多斤。村民背地里叫她“傻玉蘭”，可年底分紅時，人人都搶著給她端茶倒水。

20歲那年，縣里破格讓呂玉蘭當大隊黨支部書記。不同于一般的“實干派”，她還懂得推介典型。接任之初，她跑遍周邊幾個模范合作社，回去就拉來石頭壘起對比田，把高產田的植物學特征制作成展板放在村口。路過的社員一看見就議論：“咱也能這么干嗎？”這種不動聲色的宣傳，比再多的口號都有效。

1970年1月，呂玉蘭出任臨西縣委書記，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地級縣主要領導。臨西縣有“沙、鹽、堿、澇”四害，干部作風卻還有個隱形敵人——驕傲。縣委大院里掛著“畝產千斤”橫幅，卻沒人想想怎么持續增產。呂玉蘭跑到隨五里大隊蹲點，發現他們搞“反驕破滿”整風，畝產從四百斤又拔到五百四十多斤，她當即拍板：全縣推廣。一個月內，十九個農業點全部派隊學習；半年后，全縣平均畝產上漲一成多。她總結時只說一句：“干部身上多沾土，官氣就少。”這句話后來成了臨西干部早會上必念的座右銘。

1972年夏，國務院在北京召開農業座談會，呂玉蘭坐在離主持人席不遠的位置。散會前，周恩來總理特意把她叫到跟前，語氣溫和卻鄭重：“三年，把臨西變成東留善固的升級版，行不行？”呂玉蘭直起腰，“行！”會后，她連夜坐火車回石家莊，第二天清晨就站在縣委院子里，沖正在做早操的干部喊：“加油干，還有一千天。”后來的事實表明，她把這“一千天”硬生生壓縮成了七百多天：十三萬畝農田基本配套水渠，三座中型泵站并網，林帶覆蓋率翻番。國務院驗收時，專家團給出一句評語：“鄉鎮企業雛形初具，農田水利配套成鏈，可復制。”七個字的“可復制”讓臨西經驗迅速推廣。

1974年，她調任河北省委書記。當別的書記忙著熟悉機關規矩時，呂玉蘭先在省委東側一號樓開辟十幾塊菜地，自己種辣椒、種蔥，理由簡單：“房租漲到了二十多塊，不種菜就得花錢買。”有人背地里說她“改不了農民習氣”，她只回了一句話：“農民習氣不是壞事。”到年底，機關食堂的幾大筐韭菜、黃瓜全來自這片小園子，后勤人員樂得合不攏嘴。

也是那一年，34歲的呂玉蘭結婚。丈夫在省技術監督局上班，工資加補貼一月七十多塊，兩人合吃合省，還要寄錢回老家接濟父母。第二年懷孕卻意外流產，醫生反復叮囑“注意休息”，可碰上1976年唐山地震，呂玉蘭連夜趕往災區，連續四十八小時沒合眼。返程路上，她捂著肚子冷汗直冒，“孩子保得住嗎？”身旁司機心急如焚。所幸，幾個月后順產生下大女兒呂江河。可是，省委書記卻雇不起保姆，只能把孩子托給機關幼兒園。江河長到兩歲，還以為母親住在汽車里，因為呂玉蘭大多數時候都在下鄉。

1981年4月，呂玉蘭主動請纓，下到正定縣任副書記。從省里機關重新蹲點基層，她沒要特殊待遇，只搬進正定縣農機站職工宿舍，一間八平米小屋，房租每月兩塊二。當地人說，下鄉干部三天熱、七天冷，可呂玉蘭把“熱勁”保持了三年。她在街頭聽到復員軍人高恒久被醫院辭退的故事，當眾拍桌：“這事我管！”幾天后，縣里批下編制，把高恒久重新安排到殘聯，同時資助他辦聾啞學校。那天晚上，正定街道燈光搖曳，高恒久一句“謝謝呂書記”飄在夜風里，時間不長，卻讓圍觀群眾記了好多年。

河北省農業廳需要懂技術、接地氣的帶頭人，1985年，呂玉蘭被任命為副廳長。對別人而言，副廳長是升職，對她則是回到“第一故鄉”——土地。她騎吉普一跑就是幾百公里，下車就蹲在麥田里拔一把泥土聞味道，隨行干部打趣：“廳長聞泥，算驗收標準？”她笑答：“土壤好不好，鼻子最準。”那幾年河北農機化、水澆地和優質小麥推廣快得驚人，很多地市年報里都把“廳長下田”列為動力之一。

遺憾的是，長年超負荷工作拖垮了身體。1992年底，她在檢查中被發現患有晚期肝病。組織上決定保留副廳級待遇集中治療，她卻還是按部就班上班。醫生多番勸阻無果，才出現了文章開頭醫院走廊的一幕。生命的最后時刻，她對前來探望的農業廳同事只說了一句：“別耽誤春播。”

呂玉蘭留下的私人財產，僅有兩套工作服、一本筆記本和一張已泛黃的和毛主席、周總理握手的合影。筆記本最后一頁寫著五行字：“人活一世，耕地、種樹、扶人；死后歸土，也算種樹。”

對河北農業系統的干部來說，她的名字成了一把尺子，量作風，也量良心；對東留善固村的老鄉來說，她名字背后是一片楊樹林的呼嘯聲；對省機關年輕公務員來說，四十多元的書記月補貼是一節活教材：職位和待遇從來不是一碼事，責任才能拉開人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