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9日清晨,石家莊市人民醫院的走廊燈光昏黃,病房門口一位年輕護士悄聲說:“呂書記,您再堅持一下。”病床上的呂玉蘭只是微微點頭。醫生在病歷上寫下最后一行字時,這位曾經的河北省委書記、河北省農業廳副廳長,走完了短暫而跌宕的53年人生。消息傳到東留善固村,老鄉們沉默了好久,隨后才有人哽咽著念了一句:“她始終沒改掉當農民的那股倔勁。”
人們對呂玉蘭的第一記憶,往往停留在沙塵飛揚的滹沱河南岸。1956年,她還只是個十五歲的高小畢業生,卻一口氣挑起了農業社社長的擔子。那年春天,村子第一次開造林動員會,大家議論最多的是“能不能活”。呂玉蘭拍著黑板說:“別怕!沙荒地不缺風,就缺樹。”一句擲地有聲,把一群婦女拖上大壩,成立了聞名冀南的“婦女造林隊”。三年后,栽下的11萬棵楊柳活了一大半,東留善固村第一次有了成片林帶,也正是這段經歷,為她日后“越級”走上縣委書記、省委書記的位置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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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冬,呂玉蘭去大寨學習。當時的大寨已經是全國農業戰線的樣板,她卻并沒沉迷于匯報數字,而是鉆到地頭,把地膜、梯田的細節全記在小本子上。同行的干部回到旅社凍得直哆嗦,呂玉蘭卻一邊喝凍梨水,一邊翻本子畫圖。有人小聲嘀咕:“她像在寫驗方。”事實證明,她把這些“驗方”全用到了本村:平整土地、建梯田、深翻、施農家肥,一年下來,村里人均口糧提高到四百多斤。村民背地里叫她“傻玉蘭”,可年底分紅時,人人都搶著給她端茶倒水。
20歲那年,縣里破格讓呂玉蘭當大隊黨支部書記。不同于一般的“實干派”,她還懂得推介典型。接任之初,她跑遍周邊幾個模范合作社,回去就拉來石頭壘起對比田,把高產田的植物學特征制作成展板放在村口。路過的社員一看見就議論:“咱也能這么干嗎?”這種不動聲色的宣傳,比再多的口號都有效。
1970年1月,呂玉蘭出任臨西縣委書記,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地級縣主要領導。臨西縣有“沙、鹽、堿、澇”四害,干部作風卻還有個隱形敵人——驕傲。縣委大院里掛著“畝產千斤”橫幅,卻沒人想想怎么持續增產。呂玉蘭跑到隨五里大隊蹲點,發現他們搞“反驕破滿”整風,畝產從四百斤又拔到五百四十多斤,她當即拍板:全縣推廣。一個月內,十九個農業點全部派隊學習;半年后,全縣平均畝產上漲一成多。她總結時只說一句:“干部身上多沾土,官氣就少。”這句話后來成了臨西干部早會上必念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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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夏,國務院在北京召開農業座談會,呂玉蘭坐在離主持人席不遠的位置。散會前,周恩來總理特意把她叫到跟前,語氣溫和卻鄭重:“三年,把臨西變成東留善固的升級版,行不行?”呂玉蘭直起腰,“行!”會后,她連夜坐火車回石家莊,第二天清晨就站在縣委院子里,沖正在做早操的干部喊:“加油干,還有一千天。”后來的事實表明,她把這“一千天”硬生生壓縮成了七百多天:十三萬畝農田基本配套水渠,三座中型泵站并網,林帶覆蓋率翻番。國務院驗收時,專家團給出一句評語:“鄉鎮企業雛形初具,農田水利配套成鏈,可復制。”七個字的“可復制”讓臨西經驗迅速推廣。
1974年,她調任河北省委書記。當別的書記忙著熟悉機關規矩時,呂玉蘭先在省委東側一號樓開辟十幾塊菜地,自己種辣椒、種蔥,理由簡單:“房租漲到了二十多塊,不種菜就得花錢買。”有人背地里說她“改不了農民習氣”,她只回了一句話:“農民習氣不是壞事。”到年底,機關食堂的幾大筐韭菜、黃瓜全來自這片小園子,后勤人員樂得合不攏嘴。
也是那一年,34歲的呂玉蘭結婚。丈夫在省技術監督局上班,工資加補貼一月七十多塊,兩人合吃合省,還要寄錢回老家接濟父母。第二年懷孕卻意外流產,醫生反復叮囑“注意休息”,可碰上1976年唐山地震,呂玉蘭連夜趕往災區,連續四十八小時沒合眼。返程路上,她捂著肚子冷汗直冒,“孩子保得住嗎?”身旁司機心急如焚。所幸,幾個月后順產生下大女兒呂江河。可是,省委書記卻雇不起保姆,只能把孩子托給機關幼兒園。江河長到兩歲,還以為母親住在汽車里,因為呂玉蘭大多數時候都在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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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4月,呂玉蘭主動請纓,下到正定縣任副書記。從省里機關重新蹲點基層,她沒要特殊待遇,只搬進正定縣農機站職工宿舍,一間八平米小屋,房租每月兩塊二。當地人說,下鄉干部三天熱、七天冷,可呂玉蘭把“熱勁”保持了三年。她在街頭聽到復員軍人高恒久被醫院辭退的故事,當眾拍桌:“這事我管!”幾天后,縣里批下編制,把高恒久重新安排到殘聯,同時資助他辦聾啞學校。那天晚上,正定街道燈光搖曳,高恒久一句“謝謝呂書記”飄在夜風里,時間不長,卻讓圍觀群眾記了好多年。
河北省農業廳需要懂技術、接地氣的帶頭人,1985年,呂玉蘭被任命為副廳長。對別人而言,副廳長是升職,對她則是回到“第一故鄉”——土地。她騎吉普一跑就是幾百公里,下車就蹲在麥田里拔一把泥土聞味道,隨行干部打趣:“廳長聞泥,算驗收標準?”她笑答:“土壤好不好,鼻子最準。”那幾年河北農機化、水澆地和優質小麥推廣快得驚人,很多地市年報里都把“廳長下田”列為動力之一。
遺憾的是,長年超負荷工作拖垮了身體。1992年底,她在檢查中被發現患有晚期肝病。組織上決定保留副廳級待遇集中治療,她卻還是按部就班上班。醫生多番勸阻無果,才出現了文章開頭醫院走廊的一幕。生命的最后時刻,她對前來探望的農業廳同事只說了一句:“別耽誤春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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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玉蘭留下的私人財產,僅有兩套工作服、一本筆記本和一張已泛黃的和毛主席、周總理握手的合影。筆記本最后一頁寫著五行字:“人活一世,耕地、種樹、扶人;死后歸土,也算種樹。”
對河北農業系統的干部來說,她的名字成了一把尺子,量作風,也量良心;對東留善固村的老鄉來說,她名字背后是一片楊樹林的呼嘯聲;對省機關年輕公務員來說,四十多元的書記月補貼是一節活教材:職位和待遇從來不是一碼事,責任才能拉開人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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