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毛孩子”打官司的年輕人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編者按
當我們談論Z世代，腦海中常浮現許多標簽：“網生代”“數字原住民”“斜杠青年”……這些詞匯雖試圖概括，卻也無形中構筑起理解的圍墻。
與反復探討他們的矛盾與困境不同，我們更想看見的是，這一代人，如何在不確定中安頓自我，在龐雜的信息中構建屬于自己的節奏。
不是這一代人定義了時代，而是他們拒絕被簡單定義，從而創造了更豐富的時代。
原點欄目今開啟《不被定義的Z世代》系列報道。我們試圖拋開那些關于年輕群體的籠統敘事，進入一片更開闊、更細膩的地帶。這里沒有標準答案，只有鮮活的選擇和一個個正在解題的、具體的人。

感染了犬細小病毒的小狗被送往寵物醫院救治，最終惡化死亡。寵物主人認為醫院救治不當，發起了訴訟。為了厘清責任，寵物主人申請司法鑒定。

為小狗申訴權益的代理律師鄧凱記得，對方代理律師在司法鑒定聽證會上直言，“為了一條狗弄成這樣至于嗎？”

從業27年的鄧凱察覺到，近一年多來，年輕人的寵物維權咨詢愈發頻繁。他們大多是Z世代，帶著互聯網原住民的特質，不接受“寵物只是財產”的傳統定義，更敢為情感價值較真。

這一變化背后，是養寵群體的代際更迭與觀念轉變。相關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寵物貓狗數量已經突破1.24億只，90后和00后占到寵物消費市場67.7%。

當Z世代逐漸成為養寵主力，他們帶來的不僅是千億級的消費市場，更是一套全新的情感倫理與關系定義。這亟待法律與社會共識回應。

養寵人數增長，人和寵物的關系越來越近，寵物買賣、醫療、寄養等產業鏈不斷延伸，寵物有關糾紛的數量逐年上升，也讓“寵物律師”這一群體逐漸出現在大眾視野。他們多是年輕的Z世代養寵人，一邊用專業為寵物主維權，一邊推動行業合規。

在為寵物據理力爭時，這些年輕人們一遍遍重申寵物在主人生命中的不可或缺。他們對陳舊的系統、模糊的規則感到不適，也不滿足于個案的解決，試圖用自身行動去填補空白，甚至改寫規則。

維權

蛋蛋被咬傷的那天，是一個普通的周六下午。小狗做完美容，湯圓和男友牽著它在小區里散步，與一位牽著柴犬的老人對向經過，中間保持了一米距離。

沒有警告、沒有低吼，柴犬突然沖上來。雖然牽著繩，對面老人的力量還是無法拉住。柴犬用力咬住了蛋蛋頭部正中間，湯圓尖叫著，看著小狗昏迷過去。

趕到寵物醫院檢查后，湯圓得知，短短的幾秒鐘，蛋蛋被咬成了顱骨骨折，碎骨插到了顱腦里。醫生告訴她，蛋蛋傷得太重，即使做手術搶救也不敢保證成功率。

錢沒了可以再賺，湯圓說，“但是如果我不去救，蛋蛋就再也回不來了。”她不想留遺憾，選擇繼續搶救，但是在顱骨修復和清創手術的第二天，蛋蛋還是離開了。

湯圓的小狗蛋蛋在搶救時的照片。

為了搶救小狗，湯圓前后花了兩萬多元醫療費，她想讓柴犬主人全額賠償。但對方認為，醫生已經下了病危通知書，之后的搶救就是過度治療，不肯賠償。

“做搶救決定之前，我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功？”湯圓坐在律所的會議室里講述經過。同為養寵人，律師鄧凱很能理解她當時的心情，“如果是把它換成你的親人呢，你救不救？”

但鄧凱還是向湯圓講清了訴訟風險：在目前司法實踐的共識中，寵物通常被視為財產。這意味著訴訟沒有多少“性價比”，蛋蛋的搶救費可能要不回來多少，她還要支付訴訟費、律師費，更要付出大量時間和情緒成本。是否要花代價去搏一個不確定的結果？

“他們覺得就是死了一只狗，頂多賠一兩千。”湯圓說，自己一開始也想過協商，但對方對小狗的態度讓她心寒。“既然他們養的狗沒有管好，我覺得應該要負起責任。”

出事之后，父親原本打算趕來杭州，想幫女兒和對方理論爭執，但95后的湯圓堅持要自己面對，決定通過法律解決問題。

“我打這個官司，不是為了多少錢，而是想爭一口氣。”湯圓說，“我們這邊幾乎沒有先例，也沒有案例可以參考，難度很大。既然沒有案例，我就來做這個案例。我要看看，依照現行的法律，對這個事情到底怎么判。”對她來說，這不是“劃算不劃算”的計算題。短暫權衡過后，她決定走上訴訟之路。

鄧凱從2008年就開始參與流浪動物救助與寵物普法工作，也代理過一些寵物類案件。去年5月，他嘗試在小紅書上分享寵物侵權、遺棄、買賣等寵物法律相關案例。近一年多來，他明顯感覺到，來咨詢寵物法律案件的面孔越來越年輕。

“可能只有年輕人愿意花這么多時間成本和精力去維權。”律師崔燦說。

選擇寵物法律領域，對27歲的崔燦而言，不是偶然的業務試水，而是源于自身的養寵體驗，更是看到Z世代群體未被滿足的需求。

有了自己的房子后，崔燦終于擺脫了房東的約束，把貓接回家。剛養貓時，小貓患上疾病“貓傳腹”，崔燦每天要向律所老板請假。“帶孩子去打針”的說法引得老板滿臉疑惑，他連忙解釋是“毛孩子”。崔燦家的墻壁上釘著高低錯落的貓爬架，周末他要跑市場買新鮮牛肉、魚肉做貓飯，給貓喂保健品，冬天還沒到燃氣優惠期，怕貓咪著涼就提前開暖氣……這些在父母眼里過于精細的養寵細節，崔燦覺得在同齡養寵人中并不稀奇。

在家辦公時，兩只貓總趴在陽臺靜靜陪伴。這種溫暖，讓他格外理解寵物與主人之間的情感，也讓他意識到，為寵物維權是一個存在大量需求的新賽道。

泰和泰律師事務所律師崔燦。

今年三月，崔燦在小紅書上發布了一條寵物領養協議模板的筆記，鄧凱刷到后在評論區提了幾點修改意見。之后，崔燦主動邀約，希望能和鄧凱建立聯盟。很快，一個名為“寵物律師聯盟”的社群誕生了。不同代際、地域的律師走到了一起，如今已有兩千多位律師加入。他們在群里共享案例、拆解難題，為各地寵主對接本地律師。

95后律師杜星月是寵物律師聯盟的發起人之一。身為三只貓的“家長”，她也是最早在社交平臺開展寵物普法內容的律師之一。

從事寵物法律業務三年，她處理過形形色色的案件：帶巨型貴賓犬去美容店卻意外受傷，主人要求精神損害賠償；領養人認養小狗后“失聯”，平臺因此提起訴訟；買到基因不純的品種貓，買家憤而起訴貓舍……今年上半年以來，杜星月感覺寵物相關法律咨詢數量明顯增加。為此，她所在的律師事務所專門組建了一支專注寵物法律事務的團隊。

“小事”

湯圓至今記得第一次見到蛋蛋的情景。路過寵物店的櫥窗時，她一眼就望見了角落里那只蜷成一團的小狗，白白小小，像顆柔軟的蛋，一下子抓住了她的心。

那是2022年，湯圓研究生剛畢業，留在杭州工作。租完房子，身上只剩幾千塊錢。可她還是跟店主商量了半天，花3500元買下了這只博美犬，取名“蛋蛋”。

蛋蛋幾乎是和湯圓同時“入住”出租屋的。帶它回家那天，湯圓的行李還散落在客廳地上，沒來得及收拾。

對湯圓和許多同齡人而言，寵物填補的遠不止空閑時間。在流動性極高的都市生活里，這只小狗是湯圓奮斗的動力，也給了她許多溫暖的陪伴。

工作日的白天，家里的監控會拍下蛋蛋守候在門口的鏡頭；下班回家，它總會興奮地轉著圈迎接，跳起來求抱抱；湯圓拖地時，它會追著拖把來回跑動，像一場游戲；有一次，湯圓因為工作被領導批評，沒吃中飯就就低落地回家，但帶著小狗出門曬太陽的片刻，就收拾好了心情。“不管受了什么委屈，到家看到它就被治愈了。”湯圓說。

湯圓帶著小狗蛋蛋在桐廬大奇山玩。 受訪者供圖

因為蛋蛋，湯圓的許多生活選擇也隨之改變。從杭州回黃山老家，坐高鐵只需要一個多小時，但為了帶上它，湯圓寧愿花三四個小時坐順風車；搬家時，她也要先查看附近有沒有適合遛狗的公園、草坪。

湯圓微信小號的朋友圈里，專門分享小狗的視頻和照片，有時候一天會發三四條。那些與小狗相伴的日常，被湯圓剪成Vlog發在短視頻平臺B站上。知道寵物醫院看病花費不菲，她還特意為蛋蛋買了兩份醫療保險。

蛋蛋的離開，讓湯圓陷入了抑郁，下班回到家總看著小狗的照片流淚。對她而言，訴訟過程中最難的部分是整理證據材料，每一次都像重新撕開傷口。

訴訟之外，湯圓還向當地城管舉報對方違規無證養犬。“柴犬屬于杭州的禁養犬，我要求對他們行政處罰，錯了就是錯了”。她在小紅書也記錄了維權過程。

這種執著，在不少人看來難以理解。“很多年輕的寵物主維權，連他們父母都不支持。”崔燦也常聽到當事人提起家人的不解，“我爸媽都覺得沒有必要這么做，為什么不好好生活？”

但對Z世代而言，這不是折騰，而是“對自己的情感負責”。一位長期處理相關案件的律師觀察到，相比中老年寵物主人，年輕維權者對結果和賠償金額往往更加理性。他們能夠接受案件最后判賠的金額和實際付出的成本不成正比，但同時，“他們更希望對方能夠真誠道歉，這是年輕人比較關注的一點。”

那份難以被滿足的道歉和精神的撫慰，常常正是Z世代主人為寵物維權的起點。

幾周前，崔燦接到一位豚鼠主人的咨詢。當事人大學畢業后從朋友那里領養了一只寵物豚鼠，相伴三年。豚鼠生病被帶去醫院就診后死亡。后來主人得知，醫生開出的是豚鼠的禁用藥。

“本來是小病，卻被醫生開了致命的藥，她氣不過這件事，準備起訴。”崔燦理解這種憤怒，當事人并非為了高額賠償，而是因為自己的伙伴被不負責任地對待。

95后律師徐千玉接過一個咨詢：一對年輕夫妻籌備婚禮期間，將愛犬寄養在一家有別墅、草坪的寄養機構，但送出去次日，狗狗中暑死亡。悲劇發生后，寄養機構卻一再推卸責任。

“從婚禮現場布置、婚紗照，到后續家庭裝修，他們都考慮到了狗狗的存在。”徐千玉說，這對夫妻整理了一個文件夾，里面有幾百張圖片，從狗狗小時候的樣子，到日常相處的點滴，“小狗的離去對這個小家庭的打擊，不亞于至親的別離。”

崔燦曾遇到一位當事人，狗狗從高中起便陪伴她左右，一路見證她考上大學、步入職場。可一次拔牙手術中，狗狗打完麻醉后再也沒能醒來。巨大的悲痛擊垮了主人，她患上重度抑郁，一聽到與狗相關的話題就會引起腸應激反應，每次和崔燦溝通案情，都忍不住崩潰大哭。

崔燦坦言，面對這類極度悲傷的寵主，他希望他們放棄維權，因為訴訟的拉鋸可能會反復喚醒痛苦，但他也理解主人的堅持，“‘為權利而斗爭’是我們在法學院就會學的。每個案子，我們都要拿捏這種細微的分寸。”

“這類案件的關鍵，是讓法官理解我們為什么非要為一只寵物較真。” 崔燦坦言，不少法官起初會將這類糾紛視作“小事”。律師們不僅要厘清事實，更要在法庭上進行一場“翻譯”，將一種濃度極高的情感轉譯為可以被法理接納的語言。

難度

現有法律規定，具有人身紀念意義的財物受到損害后，有權主張精神損害賠償。在訴訟請求中，湯圓提出了5000元精神損害賠償。與其說是經濟訴求，不如說她想看看，法律能否承認那段無法用金錢衡量的陪伴。

“許多不養寵的人很難了解這種羈絆”，法官也不例外，鄧凱理解這種困境。為此，他檢索了二十多起狗咬狗案件中寵物主人獲得精神損害賠償的判例提交法庭，湯圓也整理了許多同樣通過顱骨手術方案挽救小狗的醫學案例。

蛋蛋出事八個月后，湯圓拿到了法院的判決，總計賠償7680元，其中包括購買寵物的3500元、寵物殯葬費680元，以及醫療費3500元。

湯圓早有心理準備不能全賠，但真正刺痛她的，是判決背后的邏輯。判決書認定，“原告為挽救其飼養動物的生命進行救治，雖系意圖挽回其財產損失及附著于該財產之上的情感投入，但因治療費用遠遠超出其購買價格，已超出一般人的合理預期。”

精神損害賠償的要求也被駁回：“雖然其在飼養過程中投入了情感，但時間尚短，不足以認定該飼養動物為具有人身意義的特定物。”

看到判決書上的字眼，湯圓反復問自己，將近三年的陪伴真的算短嗎？

湯圓最終捐出了全部賠償，并把判決書發上小紅書。評論區迅速匯聚了上百條討論，有人問她是否還上訴，她平靜回復，“不上訴了，按目前的法律來看也就這樣了。”

律師鄧凱太懂這份委屈。在Z世代養寵人的價值體系里，寵物超越“財產”定義，成為情感共同體的一部分。面對情感與法律的錯位，他們依然選擇進行最大程度的嘗試，去拓展法律對“情感價值”的容納空間。

鄧凱觀察到，當前寵物價值的認定缺乏統一標準，“各地法院、甚至同院不同法官的尺度都不一樣”。更棘手的是，缺乏專門的動物司法鑒定制度：寵物醫療事故后，寵物主人堅信是醫院過失，卻拿不出專業認定；寵物被車撞，對方只愿賠幾百元，無法證明其實際價值；寵物因問題食品中毒身亡，想追責卻沒有具備法律效力的死因報告……“情感上義憤填膺，法律上卻束手無策”，鄧凱見過太多寵主的無奈。

鄧凱最近代理的一起寵物醫療糾紛，光是申請司法鑒定就耗費了4個月。最終，鑒定委托給了全國唯一能做寵物司法鑒定的山東省濰坊市獸醫協會。但不是所有法院都認可這家機構的資質。更令人無奈的是，3.6萬元的鑒定費，比案件本身的訴訟標的還高出一千元。

為了填補這塊空白，最近鄧凱向司法部提交了《動物司法鑒定管理條例》立法建議。他希望能搭建一座橋，讓遭受損失的主人們有依據索賠，讓審理案件的法官們有專業技術報告作為裁判支撐，也讓整個社會對動物價值的認知，從情感層面逐步過渡到法律與事實的框架內。

一些寵物糾紛的復雜程度可能會遠超許多大案，崔燦深有體會。為了一起純種貓買賣糾紛，崔燦曾帶著一本《貓遺傳育種學》走上法庭。案件起因是兩家貓舍對一只本應用于配種的貓咪品質產生爭議。崔燦的當事人發現，高價購買的貓存在折尾缺陷。他們向法庭提交了行業協會的評分標準、專業書籍和論文，試圖說明這種缺陷會遺傳，會顯著影響貓的價值。而在另一起豚鼠死亡的案件中，團隊同樣研究了大量文獻，只為向法官證明，醫生開具的藥物對于豚鼠有毒性。

“這類案件標的額不高，資深律師很少接手，”崔燦說，大多是帶著熱情的年輕律師在堅持。而他們的當事人往往是善于搜集信息、表達清晰的年輕人，會自發整理證據文件夾、學習專業資料，甚至獨自出庭辯論。

填補

湯圓家附近新開了一家寵物友好商場。每當看見小狗們在場內奔跑的身影，她總會感到遺憾，商場開業時，蛋蛋已經不在了。

生活總要繼續，蛋蛋離開幾個月后，湯圓又養了一只博美犬毛毛。毛毛的到來填補了她心里的空缺。這個曾經吃慣外賣的女孩，如今會認真研究狗飯配方，“給它做飯渾身是勁”。她還買了車，每個周末都能帶著毛毛說走就走，“以前打車要把狗放在包里，現在它能在后座隨便睡”。

湯圓以前做小狗蛋蛋的冰箱貼，現在還在她家冰箱上。

如今，常有網友通過社交平臺咨詢湯圓關于寵物訴訟的事宜。她會像當初鄧凱提醒她的那樣，建議對方謹慎考慮。可每一次，她都能從那些堅定的回復里，看到曾經執意走上法庭的自己。“蛋蛋的事，如果能給有經歷相似的人做一個參考，幫到他們也挺好。”

來自云南的90后林念，則讓改變有了更具體的模樣。送愛犬西貝去寵物醫院時，她從沒想過那會是彼此相處的最后四天。西貝離世后，林念在網絡上咨詢了多位獸醫，發現醫院并沒有對癥治療。搜集證據過程中，更讓她震驚的是，這家在本地經營十余年的寵物醫院，執業獸醫竟未完成備案，不具備相關資質。

“他們拒不認錯的態度，我不能接受。” 林念先后提起兩場民事訴訟，委托了司法鑒定，隨后又對相關管理部門提起行政訴訟。

有朋友勸林念通過短視頻曝光解決，但林念堅持選擇法律途徑。“訴訟確實很累，但我要通過自己的能力，推動他們受到行政處罰。”她自學法律，一遍遍梳理維權邏輯。

她的堅持在那座五線小城引起了連鎖反應。在她的投訴舉報下，當地農業農村局下發文件，對全市動物診療機構開展資質核查。

“希望更多養寵人提高法律意識，避免悲劇重演。我們這些先行者，走得值。”林念的案子也得到了“寵物律師聯盟”的支持，律師們在群里為她提供法律咨詢援助。

鄧凱知道，來找他咨詢的Z世代寵物主人中，最終走到訴訟環節的不足十分之一。“都放棄，就不會有進步。” 他相信，隨著養寵群體越來越大，這些聲音會越來越被聽到、被重視。

律師鄧凱制作的“寵物律師聯盟”的冰箱貼及胸針。

律師杜星月在梳理案例時注意到，北京、上海、安徽、浙江、山東等地法院，已經陸續出現支持寵物相關的精神損害賠償判例，金額多在1000元到2000元之間。雖然相較于維權成本，這個數字并不高，但也讓人看到光亮。

除了為寵物主人維權，寵物律師們也在試圖完善行業規則的空白。崔燦的團隊憑借積累的案件和口碑，今年下半年已經吸引了不少成都本地寵物行業商家主動尋求合規服務。11月，律師徐千玉和團隊受邀參與動物活體運輸行業規范討論，“哪怕沒有強制約束力，也能成為后續辦案的參考”。

崔燦最近在社媒上分享了林念民事案件的判決書，上面的一段話讓他格外珍視：

“寵物不再是單純的財產或工具，而是飼養者基于情感寄托的陪伴對象，為其提供診療服務已經成為當下人們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構成了飼養者日常生活消費的重要內容。”

盡管寵物醫院方已提起上訴，判決尚未生效，但崔燦知道，這樣的表述，在以往的寵物糾紛判例中實屬罕見。

這位95后律師相信，他和同行們積累的每一個案例，都在努力擴大寵物權益保護的邊界。

（文內湯圓、林念為化名）

原標題：《為“毛孩子”打官司的年輕人》

欄目主編：王瀟 文字編輯：王瀟 題圖來源：新華社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