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云南省委打算用2萬元建造圍墻，宋任窮：要相信警衛連

1950年初春，保山夜色沉沉，山谷里冷風裹著雨絲。宋任窮站在一片松林邊，聽著警衛連長匯報：“外圍峽谷發現土匪殘部。”一句“跟我上”后，燈火般的槍口在黑暗里閃爍。兩小時苦戰，警衛連穩住了陣腳。那一夜的遭遇，讓不少人第一次見識到“戰時警衛”是什么概念，也埋下了他日后那句“要相信警衛連”的底氣。

半年后，西南局將云南接管任務的重擔徹底壓在宋任窮肩上。省城昆明表面平靜，郊外卻還有槍聲。1949年末，鄧小平在重慶接見西南服務團干部時說：“云南不穩，西南就不會穩。”因此，宋任窮隨服務團云南支隊南下，緊接著陳賡兵分兩路。盧漢率部起義歸順固然加快了進程，但遺留下來的土匪、特務、舊政權勢力，復雜得像滇中丘陵的溝壑。

1950年4月，云南省委在昆明成立。彌勒寺，一座原本僧侶清修的院落，被臨時改作機關駐地。四周田埂包圍，只插著稀疏竹籬笆。有人揶揄：“省委機關連一面像樣的圍墻都沒有。”實際上，省委賬上僅存的流動資金，還要顧及救濟、剿匪、軍需、援越物資轉運，哪里輪得到修墻。

到了1951年春，匪情雖有緩解，但機關仍處在郊外。秘書長孫康整天擔心：萬一半夜闖進一股亡命徒，后果不堪設想。于是他湊了2萬元，準備把竹籬笆換成磚石墻。那時2萬元是怎樣的數字？足夠為五個貧困縣置辦全年的種子，也足夠讓一條云南到廣西的公路補上缺口。正因為如此，宋任窮看著測量工人埋紅線時，直接一句：“暫停。”

孫康被叫到辦公室。宋任窮指著窗外站崗的戰士：“這些人從松山打到易門，刺刀出鞘都不抖一抖。機關真要遇襲，圍墻能擋幾分鐘？不如把錢退回省財委。”短短一句話，定下了基調。技術員悻悻收尺離去，2萬元當天便劃回原處。

類似的場景并非孤例。1951年早春，宋任窮因連軸運轉，高燒不退。總務科張汝興奉命買來克寧奶粉、賓川黃桔。小小兩樣補品，卻被宋任窮追問：“經費來源？”得知是公賬，立刻叫秘書折價退款。按規定，他完全可以公費醫治，奈何他一句“公私分明”壓了下去。孫康嘆氣：“他把原則看得比身體硬。”

同年秋，省政府決定配發元青粗呢干部服。布料厚實，剪裁合體，在普通干部眼里算奢侈。通知送到宋任窮桌上，他擺擺手：“軍區已給我發了將軍服，不能雙份。”裁縫只好把量衣單撤回。有人小聲議論：“首長也太摳門。”可在糧食部尚未脫赤字、財政廳仍在湊救濟款的當口，省里能少一筆是一筆。

外人或許不知道，他對家人也同樣“鐵面”。細雨蒙蒙的一個黃昏，身懷六甲的夫人鐘月林步行回宿舍。道路泥濘，治安也不保險。司機好心驅車相送。夜間小會，宋任窮查車不見，得知緣由，當場批評：“公務車只能跑公務，私事一律不準。”場面頗為尷尬。司機撓頭，鐘月林低聲道歉，規矩就這樣被守住。

不得不說，宋任窮的嚴苛與個人經歷密不可分。湖南道縣老家山多田少，他幼時見多了赤貧。族人不服氣，給男孩取名任榮、任富，希望改命。他卻偏要叫任窮。“先認清窮，再想辦法翻身。”這是他常掛嘴邊的一句。“日子可以窮，思想不能窮。”張汝興后來回憶，這句話像釘子一樣釘在腦子里。

嚴格自律之外，宋任窮對經濟工作的注重，貫穿他在滇的三年。1950年至1952年，云南邊疆普遍遭遇干旱。為穩定民心，他牽頭在曲靖試點“耕二余一”退稅，鼓勵早交公糧、早返稅米。數據統計，曲靖縣頭一年就向糧庫多送三十二萬斤，直接緩解了昆明市區的軍供缺口。政策隨后擴展到昭通、楚雄，成為西南局財經會議的范例材料。

同一時期，中央提出援越抗法。云南成了主要中轉地。運輸、人力、經費全要協調。宋任窮公開表示：“錢要花在刀刃上，墻不是刀刃，炸藥、布匹、糧油才是。”這番話讓預算審批現場鴉雀無聲，卻給運輸大隊爭回了足夠油料。1951年年底，第一批援越步槍就在紅河邊順利裝船。

時序走到1952年春，西南局初步評估：滇省稅收比1949年增長46%，剿匪、接管、援外三項大支出皆在可控范圍。有人感慨，“看似不修一面圍墻，其實是在修財政的城墻。”這句話后來被云南干部口口相傳。

宋任窮離開云南前夕，彌勒寺竹籬笆還是原來的模樣，只是籬笆旁多了兩排挺拔的白楊。警衛連士兵笑稱：“將軍說白楊比磚墻好，一棵樹管一米地，打起仗還當掩體。”外人聽了或許覺得夸張，可對經歷過槍林彈雨的老兵而言，信仰與訓練確實勝過混凝土。

1954年，宋任窮調任北京，又在更大的舞臺上繼續忙碌。那兩萬元的故事隨他離開，卻始終流傳在滇中干部茶余飯后。有人總結：“管錢就得像宋老這么管。”簡單直白，卻真切說明了一件事——在最困難的時候，嚴于律己同樣是一種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