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潘玉良彌留之際，留下遺言：我有兩件東西，交給潘贊化的子孫

1978年，一位面容枯槁的老人匆匆趕回北京，他懷里死死護著兩件東西，像是護著自己的命。

這人叫王守義，已經是癌癥晚期了，但他拼著最后一口氣回國，只為了把這兩件“遺物”親手交給安徽潘家的后人。

潘家人打開包裹那一刻，看到一塊舊懷表，瞬間眼淚就下來了——這可是當年蔡鍔將軍送給潘贊化的信物，失蹤了整整四十年的傳家寶。

而送回這塊表的主人，竟然是那個被潘家罵了半輩子“家門恥辱”、最終客死巴黎的女人——潘玉良。

這哪里是什么豪門恩怨，這分明是一個女人用畫筆和血淚，狠狠抽向舊社會的一記耳光。

咱們把時間撥回到1895年，大清朝眼看就要完了，揚州一戶窮人家生了個女孩，叫陳秀清。

這孩子的命，那是真苦，比黃連還苦。

兩歲死姐，八歲死娘，孤苦伶仃被舅舅收養。

你也別指望有什么“親情溫暖”，在那個吃人的舊社會，舅舅養她六年，心里盤算的就一件事：這丫頭片子什么時候能變現。

陳秀清長得其實并不符合當年的審美，大鼻子、厚嘴唇，甚至有點笨拙，但這并不妨礙她舅舅泯滅人性。

十四歲那年，舅舅連哄帶騙，把她賣進了蕪湖的怡春院，從此世間少了個良家女，多了個雛妓“張玉良”。

大家千萬別被電視劇騙了，以為青樓里全是詩詞歌賦、賣藝不賣身。

那是人間煉獄，是個把人變成鬼的地方。

張玉良唯一的運氣，是在她還未完全沉淪時，遇到了那個改變她命運的男人——潘贊化。

潘贊化是安徽桐城的才子，早稻田大學的高材生，更是同盟會的會員，當時做著蕪湖海關監督。

一場工會宴請，讓原本八竿子打不著的兩個人撞再了一起。

也許是張玉良眼里的那股子倔強勁兒打動了潘贊化，這位新派官員做了一件那個時代既風流又冒險的事：為妓贖身。

這一贖，張玉良就不再是張玉良了，她冠了夫姓，改名“潘玉良”。

這個改名不僅僅是形式，更是她靈魂的重塑。

她不做妾室金絲雀，她要當人。

潘贊化也是個奇人，他沒把潘玉良當玩物養，反而請了鄰居洪野先生教她讀書畫畫。

這一教不得了，潘玉良那被壓抑的天賦像火山一樣噴發出來。

1918年，她報考上海美專，成績雖好卻因為出身被拒，最后還是劉海粟校長力排眾議，大筆一揮：收！

在上海美專，潘玉良干了一件驚世駭俗的事。

學西畫要畫人體，那時候哪有模特？

即便有，誰敢脫？

潘玉良不管那個，她趁著澡堂沒人，對著鏡子畫自己的裸體。

這事兒在當時轟動全校，罵聲一片，但也正是這股子“瘋勁兒”，讓劉海粟看出了她的潛力，指給了她一條明路：去法國，去那個藝術沒有偏見的地方。

1921年，潘玉良拿到了津貼，遠赴重洋。

從里昂中法大學到巴黎國立美專，她和徐悲鴻做了同學。

那幾年是她人生中最純粹的時光，沒有白眼，只有色彩。

她的畫，色調濃烈，筆觸大膽，把中國的水墨線條融進西方的油畫色彩里，連挑剔的法國人都為之側目。

1929年，她學成歸國，被聘為上海美專西畫系主任。

按理說，這就是個勵志的大圓滿結局了吧？

妓女變大師，榮耀歸來。

可歷史往往比小說更殘酷。

潘玉良想用才華贏得尊重，可當時的社會只盯著她的褲腰帶。

1936年，她舉辦第五次畫展，那是她藝術生涯的高光時刻，卻也是至暗時刻。

有人在她的力作《人力壯士》上貼了一張條子，上面寫著極盡羞辱的話：“妓女對嫖客的頌歌”。

你哪怕才華高到天上，只要出身泥潭，這世道就永遠記得你腳上的泥。

這一刀，比舅舅賣她時還疼。

潘玉良徹底心寒了。

1937年，她做出了人生中最艱難的決定：再次出國。

她以為這只是暫避風頭，沒想到這一走，就是整整四十年，直到死，她也沒能再看一眼深愛的丈夫和祖國。

在法國的后半生，潘玉良活得像個苦行僧。

南京淪陷后，她和潘贊化斷了聯系，生活陷入困頓。

這時候，王守義出現了。

這個在巴黎開餐館的男人，成了她的守護者。

有人說他們是情人，但在我看來，這早已超越了男女之情。

王守義有家室，潘玉良心里只有潘贊化。

她在法國立下“三不”原則：不入外國籍、不戀愛、不簽約畫商。

為了這“三不”，她寧愿在閣樓里啃面包，也不愿出賣作為中國畫家的骨氣。

這四十年里，她的畫拿遍了法國、比利時的大獎，成了巴黎多爾賽畫廊的座上賓。

可每當夜深人靜，她脖子上掛著的，永遠是那個嵌著潘贊化照片的雞心項鏈。

1960年，她得知潘贊化病逝的消息，悲痛欲絕，回國的念頭卻更怯了——故人已去，她怕回去面對那滿目瘡痍的舊夢，更怕那個曾經羞辱她的社會依舊不肯原諒她。

直到1977年，82歲的潘玉良在巴黎貧病交加中離世。

臨終前，她讓王守義給她換上旗袍——哪怕身在巴黎，她也要做個干干凈凈的中國女人。

她留下了那個著名的遺囑：第一，把蔡鍔送給潘贊化的懷表和那條項鏈，交還給潘家后人；第二，把她畢生創作的4000多件作品，全部運回祖國，捐給國家。

她用了一輩子時間，把所有的愛恨都藏進了畫里，把清白還給了自己，把寶物還給了愛人。

王守義沒有食言，他在辦完潘玉良的后事后，哪怕自己已被查出惡性腫瘤，依然拖著病體飛回了中國，完成了第一項托付。

僅僅十幾天后，王守義也去世了。

好在，經過多方輾轉與中法政府的交涉，1984年，潘玉良的幾千幅畫作終于回到了她魂牽夢繞的土地，如今靜靜地躺在安徽省博物館里。

那個曾經被社會拋棄的“弱女子”，沒有在國難當頭時像某些名流一樣投機鉆營，也沒有在異國他鄉為了生存數典忘祖。

你說她這一生，究竟是那個被賣進青樓的苦命丫頭，還是那個名震畫壇的大師？

其實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活出了那個時代中國女性最硬的一根脊梁。

1984年春天，那一箱箱畫作終于運抵合肥，就像離家半個世紀的游子，終究是落葉歸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