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抹去了三星堆？一段漢代以來被集體遺忘的古蜀文明史

蜀之華夏化與方志文類

以黃帝子孫彼此凝聚的華夏出現后，歷史上此族群的人口范圍曾在兩種邊緣上逐漸擴大。此兩種邊緣，其一是政治地理邊緣—戰國末以來黃帝之裔所居及所統領的空間范圍，有一從中原向外擴張的過程。其二是社會邊緣—戰國末期以來，華夏域內的社會中、下層邊緣，愈來愈多的人群單位（家族）成為黃帝子孫，而造成華夏社會邊緣的向下延伸。而這兩種族群邊緣的擴張，都伴隨著現實政治、經濟環境的轉變，許多邊緣人群接受一些過去、遺忘一些過去，而終自稱也被他人認為是黃帝子孫。

此種歷史記憶的建構與失憶，常借由方志與族譜這兩種文類所產生的文本（歷史記憶）來進行。在這一章中，我們要說明的便是漢代華夏空間邊緣上的蜀，以及其地成為華夏之域、其人成為華夏之人的過程。這個過程，主要表現在蜀人對本地歷史的記憶、遺忘與再建構上。蜀人常璩所作《華陽國志》是本章論述焦點；我將說明它在蜀地華夏化上所扮角色，以及其書寫結構成為一種被后世作者模仿的方志文類之意義。

中國早期歷史文獻中的古蜀

由中國較早的先秦文獻資料看來，商、周時期成都平原與中原地區的人群往來并不密切，或記載不明確。殷商甲骨文中有地名或方國名“蜀”，但這是否指的是成都平原的蜀國，史學界仍有爭議。先秦文獻《尚書·牧誓》篇中提及，武王伐紂時其盟邦中有名為“蜀”的部族，許多學者相信這便是成都平原的古蜀國。然而這篇文獻可能完成于春秋戰國時，因此難據以認為早在周人克商時，便有來自“蜀”的部族參與此戰事。況且，即使到了春秋時期，與緊密參與中原政治活動的長江中游之楚國以及下游之吳國相比，當時上游的蜀對于和中原諸國往來也不積極。到了戰國時，中原文獻中對于蜀國始有較多的記載；內容主要為公元前4世紀中葉以來，秦滅蜀國以及其統治蜀地的經過。由這些文獻，我們大略知道蜀為秦所滅之歷史。蜀國與其東鄰巴國長期敵對，巴向秦求救，于是秦軍在公元前315年滅蜀。結束了蜀國政權后，秦先是一再利用蜀王的后裔來統治本地，后來由于政治動亂頻繁，因此在公元前285年出兵平亂后，秦國便直接設郡統轄本地。

除了軍事征服外，秦也采取若干措施來加強對蜀地的控制與開發利用，如有計劃的大量移民、營建都城、興水利、開阡陌，以及推廣秦國的文字（篆文）書寫。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興修都江堰，分岷江之水灌溉成都平原的功績，尤受后世傳頌，及至今日。到了秦末動亂、群雄并起之時，后來漢朝的開創者劉邦，曾以巴、蜀、漢中為其與項羽爭霸天下的基地，因此在秦末漢初有更多中原士人及平民進入蜀地。漢朝建立后，新政權繼續在成都平原興修水利農田，以開發本地農業資源。更重要的是，中央派來的郡守如文翁等人致力于興文教，如送蜀郡弟子到中原習經學，返鄉后在郡國學（如現在國立大學的地方分校）中教授學子。作為漢文化傳播點的都邑、學校在此逐漸普及后，外來及本土社會上層家族子弟有機會接受各種形式與內容的教育。于是西漢中葉以來，蜀人嚴遵、張寬等以經學，司馬相如、揚雄等以辭賦，皆能在漢朝京城中普遍得到美譽。

以上這些，便是在有限的中原歷史文獻下，人們一般所知的蜀地進入中原王朝與其文明圈的歷史。然而1980年代以來的考古發掘成果，卻呈現了一段被本地人所遺忘的過去，一個對中國人而言十分陌生的古老文明。

被遺忘的過去：三星堆文化

1986年夏季，埋藏大量青銅人面像、玉璋、玉戈、金杖、黃金面罩等文物的兩個坑穴，在成都平原之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此考古發現震驚了中國考古與歷史學界。精致的青銅及玉器制造，及代表復雜宗教儀式之器物，皆象征階序化社會與中央化王權在商、周或更早已存在于此。人們對此之訝異，也顯示它不符合人們心目中的歷史圖像—在此遠離中原的長江上游邊陲，商、周時期應是一片蠻荒。因此，廣漢三星堆文化之存在，說明至少漢代以來蜀人與中原華夏都曾對這些過去失憶。以下通過考古學者發表的發掘與研究成果，我大略介紹廣漢三星堆文化所呈現的過去，以及學者們借此及文獻數據所重建的歷史。

在廣漢三星堆文化形成之前，成都平原上曾經歷寶墩文化時期。此文化以分布在成都平原上的多座城址遺存為代表；其存在時間約在公元前2800—前2100年左右。這些史前城址都有高大的城垣，墓葬一般沒有隨葬品，無銅器發現，與中原考古文化的關系不明顯。接于其后或略晚，便出現了廣漢三星堆文化；時代相當公元前1900—前1250年或前1700—前1150年。這個相當于商代或更早的考古遺存，在其極盛時期有一寬厚堆土城墻環繞的古城都邑，城中有宮殿區、作坊區等空間。城南三星堆一帶，則是神廟與祭祀遺跡所在；在此發現了埋藏大量面具、人像、神樹、容器等青銅、玉石之器物坑。便是這些不見于中原的大量青銅面具、人像、神樹、黃金面罩、金杖等等精致器物，以及其相當于殷商早期或中期以前的古老年代，使得廣漢三星堆文化成為一驚人考古發現。

關于三星堆文化的具體內容與相關探討，已有大量文獻出版。既然討論它們如何被遺忘或失憶，在考古上我所關注的焦點自然不在于它的豐盛與存在，而在于其轉變或消逝之跡。三星堆文化沒落后之成都平原文化面貌，考古學界一般認為可以十二橋文化為代表，其年代約在公元前1200—前600年之間。此文化遺存有干欄式建筑及木骨泥墻建筑，有些房址面積大，可能為大型宮殿建筑遺存。其器物內涵承繼許多三星堆文化因素；發現許多卜甲及商周式青銅器，又顯示其受中原商周文化的影響。2001年成都市西區的金沙村又一次有驚人考古發現，在約當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文化層中，出土金器、銅器、玉器、卜甲等重要文物2000余件。據發掘者稱，這些器物的風格與三星堆一、二號坑出土器物基本類似，其中如金人面像、金射魚紋帶、銅立人像等等，都在三星堆器物坑中可以找到造型風格一致、圖案紋飾相同的器物。金沙村遺址的人類活動遺跡延續時間很長，約從商代晚期到春秋前期。至于它的春秋前期遺存，考古學者指出，原從三星堆文化繼承來的一套器物都消失了，與三星堆文化的差別開始增大。

在此之后的戰國時期，成都平原考古所見便是青羊宮文化遺存；年代約在公元前500—前100年。以木槨墓與船棺墓，以及編鐘、巴蜀式銅劍、有巴蜀符號的銅印章，以及流行于楚的鼎、敦、壺葬器組合等等為其特色。由于其時間與分布地域相當于戰國時期之巴國與蜀國，學者常稱之為巴蜀文化。考古學者認為，此時期之成都平原深受楚文化影響，同時也認為其與十二橋文化有明顯繼承關系。無疑由三星堆文化到戰國時期之巴蜀文化，成都平原都有具地方特色的古文明，然而其受商、周及其他地域文化之影響也很明顯。考古學者孫華曾宏觀描述四川盆地與其中成都平原之青銅文化發展圖像。他指出，最早中原二里頭文化之青銅冶鑄工藝與器類，經鄂西、三峽傳入成都平原，影響已相當發達的本地文化而形成三星堆文化。而后，從商代末期始，關中西部的周文化經秦嶺而與四川盆地青銅文化發生密切聯系，同時本地與來自鄂西、三峽地區的文化聯系開始減弱。大約由西周中期起，周文化與四川盆地青銅文化的聯系基本中斷，本地青銅文化進入其衰落期。春秋晚期以后，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青羊宮文化崛起，一直維持到戰國末或西漢早期；此文化之青銅器傳統深受來自東方之楚文化影響。

以上考古學家所提供的數據，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首先，成都平原之青銅文化除了自身之根基外，似乎常受外來文化勢力影響而有些明顯轉折。譬如，三星堆文化的崛起與消亡，西周中期至春秋時的中原式或商周式銅器之出現與后來消失，以及戰國時期以巴蜀式銅兵器與楚文化銅器為代表的青羊宮文化之興衰，等等發生在本地上層社會的物質文化變遷。

其次，在接受外來文化影響之外，本地各期考古文化亦表現強烈本地特色；這些各時期之本地特色雖有部分前后沿承跡象，但其間之創新與斷裂更是顯著。

再次，寶墩文化的城址分散于成都平原各處，而由三星堆文化到青羊宮文化，廣漢、彭縣、成都等地都曾為當時各具特色的都邑中心。這或也表示，成都平原之史前時期曾有多元政治文化中心同時存在，或其政治文化中心常因時遷移。

最后，更值得注意的是，若早從西周時期以來，成都平原的上層統治階層便已學習中原與楚地的青銅器制作，他們應也能學習當時已成熟的中原與楚之文字書寫文化。然而，本地考古遺存中商周文字完全空白，戰國時本地器物上有被稱為“巴蜀圖語”的表意符號；以此看來，本地統治者與社會上層人士都無意以文字書寫來作為保存與傳遞信息的工具。

歷史學者對三星堆文化的解釋

前面我們提及，先秦文獻對戰國時代以前蜀地之人與其國家的記載不多，也不明確。然而漢代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卻出現了許多對于古蜀國及其歷代帝王事跡的描述。這些漢晉時期關于古蜀的史料，除了少數見于《史記》《世本》等一般性中原史籍外，多見于《蜀王本紀》《蜀本紀》《本蜀論》《華陽國志》等蜀人（包括長期留居本地的中原士人）的著作。這些蜀人作品專論蜀及鄰近地區之事，內容包括本地歷史、軼聞，以及許多如神話的敘事。《蜀王本紀》《蜀本紀》《本蜀論》等早已佚亡，今日我們見到的只是被引在他書中而保存下來的一些殘篇片言。晉代蜀人常璩所作《華陽國志》則是一部完整而豐富的作品。雖然這些文獻寫成的時間遠晚于三星堆文化的時代，雖然其中包含許多神話與地方傳說，且大都不完整，但由于其作者們皆為蜀人，知曉本地典故，因此當代中國史家普遍認為這些著作中應保存了一些歷史事實。配合著出土考古材料提供的線索，歷史學者得由這些史料中重新萃取過去發生的事，來重建古蜀歷史面貌。以下，我們看看這些所謂“二重證據法”下的古蜀歷史研究，也是對三星堆文明的歷史解釋。

首先是三星堆文化中眼睛造型特殊的青銅人像，與傳說中之古蜀帝王蠶叢間的關系。據稱為西漢蜀人揚雄所作之《蜀王本紀》中記載，蠶叢為蜀最早的帝王，其后有柏濩、魚鳧、蒲澤、開明等相繼為王。《華陽國志》中記載的古蜀帝王傳承與此類似，而又進一步稱蠶叢“縱目”（眼是豎的），所以其國人的墓被當時人稱為“縱目人冢”。由于三星堆文化遺存出土的青銅面具與人像的眼睛，普遍尾端上揚而呈現豎目狀，許多學者因此認為此即縱目的蠶叢，并認為蠶叢為三星堆文化人群的神性祖先，或稱此古蜀人群為蠶叢之族。廣漢的三星堆文化都城遺存究竟是哪一位古蜀帝王的城邑，也是學者們討論的焦點。雖然他們大多認為此為文獻記載中的“瞿上”，但它究竟是柏濩氏、魚鳧氏或杜宇的都城，學者們還是意見不一。《蜀王本紀》又記載，荊有一人名鱉靈，死后其尸體漂流至郫，而神奇地復活了。后來望帝（杜宇）以他為宰相。因其治水有功，望帝將帝位禪讓給他，而后者便是古蜀的開明帝。因戰國時期蜀之考古文化中有強烈的楚文化因素，許多學者皆認為此文獻記載反映戰國時蜀的這位統治者來自荊楚地區。

其次是古蜀帝王與黃帝的關系。《華陽國志》及其他文獻中記載，黃帝之孫帝嚳，曾將一個庶出的兒子分封至蜀地。原來黃帝時代邈遠，少有當代歷史學者相信與之相關的歷史。然而由于廣漢三星堆遺存的最早階段可溯及新石器時代晚期及夏代（中國古史傳說中約存在于公元前2000—前1600年左右的朝代），因此有些學者認為古文獻稱蜀王為黃帝后裔的說法，在此能得到一些考古學上的支持。如一位學者的研究指出，文獻中稱蠶叢最早居于“岷山石室”，因此他是來自岷江上游的古蜀帝王。黃帝族沿雅礱江而下，與當時已遷于成都平原的蠶叢（蜀山氏）結姻，而他們都是先后由西北南下之“氐羌系民族”的支系。

便是如此，許多歷史學者以中國歷史文獻材料，來解讀三星堆與其他本地考古文化遺存；將這令人驚訝且感到陌生的考古發掘呈現之古文明，與人們熟悉的歷史知識結合。如此產生的新知是，一個統于一君且代代相傳的古蜀王國之歷史，而這歷史又與人們熟知的中國古代史在若干點上相聯結。然而如我們前面提及的，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考古面貌所展現之多元中心，以及各時代文化間的斷裂與創新等現象，似乎與這樣的歷史建構并不全然吻合。再說，即使如此建構的歷史是正確的，我們仍需要解答一個問題：為何我們，當代熟悉中國歷史的人，會對這些考古新發現感到驚訝？無論三星堆文化時期發生了什么事，今人對它的驚訝反應，反映長期（或自漢代）以來人們對它們全然無知；那么，由戰國至漢代到底發生了什么事，讓即使本地人也對這些過去幾乎全然失憶？

本文經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紀文景 授權，選摘自 王明珂 著《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