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博物館圈突然炸開了鍋。
南京博物院被點名:一批當年無償捐贈的國有文物,居然“不見了”。
更離譜的是,其中一件明代仇英的《江南春》圖卷,不但沒在庫房里,反而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北京的拍賣會上,標價高達八千多萬。
這事說白了,很難讓人不震驚。
1959年,近代著名收藏家龐萊臣的后人,把137件文物無償捐給了南京博物院。那是白紙黑字、正兒八經的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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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幾十年后,捐贈人后代龐叔令去南博清點時發現,少的不只是一件。《江南春》之外,還有四幅古畫,同樣下落不明。
問題也正出在這里。
如果只是年代久遠、管理疏漏,至少也該有清楚的記錄。但現實是,南京博物院給出的回應非常模糊:
這五幅畫,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就被鑒定為“偽作”,九十年代已經“依法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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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到底怎么處置的?賣了?調走了?給了誰?有沒有走完整流程?有沒有通知捐贈方家屬?這些關鍵問題,回應里一句都沒說清。
于是,龐叔令把南京博物院告上了法庭。到今年12月,她已經正式申請法院強制執行,要求南博拿出這幾件畫作的完整流轉材料。
說實話,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已經不只是家屬和博物館之間的糾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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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網友立刻想起了另一樁舊事。
2011年,湖北浠水縣文化館也出過類似問題。
上世紀八十年代,藝術家向文化館捐了150幅國畫,結果幾十年后清點,只剩下63幅。
剩下的去哪了?當時的說法是,“有的被領導拿去送人了”。
后來調查組介入,竟然真的從一位離任館長家里,搜出了幾十幅捐贈畫作。
這種前車之鑒,讓人很難不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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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人心里發毛的是,南京博物院這次的事件,還牽扯出一段更沉重的往事。
上世紀八十年代,南博原院長姚遷,曾因為所謂“侵占學術成果”被公開點名批評,最終在巨大壓力下自盡身亡。
后來調查證明,這是一起冤案,媒體報道嚴重失實。
多年后,有學者在回憶錄里提到一個細節:當年,一些身份特殊的領導,喜歡到博物館借字畫回家看。
按規矩,這種事本來就不該發生。但姚遷頂著壓力,堅持登記、催還,結果反而得罪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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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細節放在今天再看,很難不讓人后背發涼。
回到這五幅“消失”的畫作。南京博物院說它們是贗品,可問題是,既然六十年代就鑒定出來了,為什么要拖到三十年后才處理?
這三十年間,這些畫是放在哪?誰在保管?有沒有專庫?有沒有復核?
更現實的一點是,九十年代,南京博物院成立過一家文物銷售機構——江蘇省文物總店。
所謂的“劃撥”“調劑”,在當年的語境下,很容易就從內部流轉,變成市場上的商品。
制度的模糊,往往就是問題的入口。
《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明明寫著,館藏文物嚴禁出售、嚴禁作為禮品。但對于“被剔除出藏品序列的文物”,早年的規定并不算細。
這種灰色地帶,如果遇上不守底線的人,就很容易被鉆空子。
更諷刺的是,現在這幅《江南春》已經公開上拍,圖錄、印章、題跋一應俱全,真假問題反而重新擺到了臺面上。
到底是當年鑒定太草率,還是后來有人選擇性“認假”,外人其實一眼就能看出哪里不對勁。
很多人憤怒的點,并不只在于這幾幅畫值多少錢。
而在于一個更扎心的問題:本該屬于所有人的公共藏品,為什么會一步步變成私人藏家的東西?又是誰,給了它們離開博物館的機會?
這些問題,如果沒有清清楚楚的答案,恐怕誰都不會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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