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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的筆墨下,江南是流動的詩——小橋臥波,柳絲拂岸,煙雨漫過黛瓦,商船搖碎碧波。
他精心創作的《江南春》圖卷,本應當是珍藏于南京博物院展柜中,讓今人觸摸歷史溫度的文脈瑰寶;卻在半個多世紀后,從“捐贈清單”滑入“拍賣名錄”,陷入“捐贈變拍賣”的重重迷霧。
南京博物院對于捐贈名畫的處置,以及與龐萊臣家族多年的糾紛,早已超越單一事件,而直指中華文脈傳承的核心命題:不要讓文脈守護者心寒,不要讓文明傳承的根基動搖!
文脈的傳承,從來離不開私人收藏與公共守護的良性互動。龐萊臣家族“虛齋”收藏被譽為“江南收藏甲天下”,其后人于1959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贈137件(套)珍貴古畫,這份捐贈絕非簡單的財產移交,而是將家族世代守護的文化責任托付給公共機構的赤誠之舉。
在戰亂頻仍的年代,龐家以私人之力為中華文明留存了大量瑰寶;和平時期,又以捐贈之名讓這些文物進入公共視野,成為全民共享的文化財富。這種“私藏公享”的壯舉,正是文脈傳承中最動人的篇章,無數像龐家這樣的守護者,構成了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民間根基。《江南春》作為“虛齋至精之品”,更是這份守護初心的具象載體,其流轉軌跡本應是文脈傳承的清晰注腳,而非如今的懸疑迷局。
南京博物院對《江南春》的處置爭議,恰恰刺痛了文脈守護的核心痛點——程序正義的缺失與信息透明的缺位。根據公開信息,南博以“兩次專家組鑒定為偽作”為由,于上世紀90年代將包括《江南春》在內的五件藏品劃撥調劑,最終這幅承載著家族守護記憶的古畫,僅以6800元的價格被不知名“顧客”購得;如今,它卻以8800萬元的估價現身拍賣市場,這是捐贈初心與處置結果的刺眼錯位。
姑且不論兩次鑒定結論是否絕對權威,單就處置流程而言,就已違背《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中“謹慎處理”“報請批準”的核心要求,更徹底忽略了捐贈人及其后代的知情權與優先收回權。
年逾古稀的龐叔令女士,為了核查這五件藏品的現狀,帶著祖輩泛黃的捐贈憑證四處奔波,從提起訴訟到申請強制執行,耗費數年心力,卻始終沒能摸清藏品的完整流轉去向。
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處置方式,不僅損害了龐家的合法權益,更像一根刺扎在所有文脈守護者心上:當私人捐贈的文物可能被隨意定性、悄然流轉,當公共機構的保管承諾淪為空頭支票,未來還有誰愿意將世代珍藏的文脈瑰寶安心托付?
更深層的危機在于,這起事件正在悄悄侵蝕中華文脈傳承的信任基石。博物館作為公共文化機構,從來不止是文物的“庫房”,更是文脈傳承的“信任樞紐”。
公眾對博物館的信任,就像依賴一座穩固的橋梁——依賴它的專業鑒定能力、規范管理流程,更依賴它對歷史責任的敬畏之心。而《江南春》事件中,從鑒定結果不主動告知、流轉記錄模糊不清,到面對質疑時回應遲緩、態度敷衍,每一個細節都在磨損這座橋梁的穩固性。
文脈傳承從來不是孤立的文物留存,而是一場跨越代際的“精神接力賽”:從古代創作者揮毫潑墨的藝術耕耘,到近代收藏者小心翼翼的悉心守護,再到現代公共機構的專業傳承,每個環節都需要信任作為紐帶。當這根紐帶斷裂,私人收藏的積極性會被狠狠挫傷,公共傳承的鏈條會隨之松動,甚至可能導致更多珍貴文物流失民間、隱于暗處,最終讓中華文明的文脈出現難以彌補的斷層。
不讓文脈守護者心寒,需要制度的剛性約束與人文的溫度關懷雙管齊下。
一方面,必須以最嚴格的標準厘清事件真相:用權威的技術手段鑒定拍賣市場上的《江南春》是否為當年捐贈藏品,完整梳理五件爭議藏品的流轉鏈條,像追查珍貴文物本身一樣,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對處置過程中的違規行為嚴肅追責、公開通報。
另一方面,更要趁熱打鐵完善捐贈文物管理的制度體系,把鑒定、處置、流轉的全流程規范細化到每一個環節,將捐贈人的知情權、監督權實實在在落到紙面、落到實處,讓“優先收回權”不再是藏在條款里的“沉睡權利”。
仇英筆下的《江南春》,畫的是江南水鄉的溫婉景致,藏的卻是中華文明的審美基因與歷史記憶。龐萊臣家族用世代堅守,詮釋了文脈守護者的擔當;人們理應以制度的完善與責任的堅守,回應這份跨越時光的赤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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