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我只要做一個“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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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巴金故居”微信公眾號，作者巴金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先生離開了他深愛的讀者，然而，他的“把心交給讀者”坦蕩胸懷，深情的文字，永遠留在讀者心中。今年是他逝世20周年的日子，巴金故居公眾號、視頻號共同推出“2025，懷巴金”系列內容，把他的愛、他的情感傳播開來，傳承下去。本文源自巴金先生《隨想錄》之《探索錄·探索之三》。

去年（一九七九）五月上旬我在巴黎見到當代法國著名畫家讓·埃利翁先生，他對我國很感興趣，希望到我國訪問并在大城市中舉行畫展。我們談得融洽。他和我同年，為慶祝他生日舉行的他個人的畫展那天下午在蓬皮杜文化中心開幕，我因為日程早已排定無法接受他的邀請，深感遺憾。最近得到朋友們從巴黎來信知道讓·埃先生的愿望就要成為現實，他的畫展將于今年秋季在我國京滬兩地舉行。這是一個很好的消息。在上海再見到這位老人聽他暢談訪問我國的觀感，這對我將是莫大的愉快。不用說，這次畫展對我們兩國文化的交流也會有大的貢獻。

讓·埃先生的朋友希望我為畫展的目錄作序，這是對我的信任和重視，我很感謝他們的好意，但是我終于辭謝了，因為我拿起筆準備寫作的時候發現自己對繪畫一無所知。我喜歡畫，卻不懂畫。

同時我喜歡詩，卻不懂詩。朋友們送詩給我看，新詩也好，舊詩也好，我看后也可以背上幾句，但是意見我一句也提不出。

對小說、散文也是如此。

記得兩年多以前一天晚上，有一位青年跑到我家里來，拿出一篇小說要我看后給他提意見。他以為小說不長，不過幾千字，看起來不費事，提意見更容易。可是我差一點給逼死了。幸而我的女婿在我家里，他當時還是文藝刊物的編輯，我想起了他，把他叫了出來，解了我的圍；他很快就看完作品提了意見，把客人送走了。

有人不相信，就說：“你不是編輯過文學刊物和文學叢書嗎？”有這么一回事。不過那些文學期刊都是友人靳以主編的，我只是掛個名，幫忙拉點稿子。叢書呢，我倒編過幾種，但也只是把書推薦給讀者，請讀者做評判員，我自己很少發表意見。

所以到今天我還是一個不懂文學的外行。然而我寫文學作品寫了五十多年，這也是事實。當然，評論家也可以說它們不是文學作品，一九六七年就有人（甚至有些作家）說它們是“破爛貨”，而且我自己反復聲明我絕不是為了要做“文學家”才奮筆寫作。我寫作，因為我在生活。我的小說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結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獲。我當時怎樣看，怎樣想，就怎樣寫。沒有作品問世的時候，也就是我停止探索的時候。

我的探索和一般文學家的探索不同，我從來沒有思考過創作方法、表現手法和技巧等等的問題。我想來想去的只是一個問題：怎樣生活得更好，或者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或者怎樣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一句話，我寫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為而寫作的。我從未有過無病呻吟的時候。我發表文章，也曾想到它會產生什么樣的社會效果。但是我所想望的社會效果與作品實際上產生的常常有所不同，我只是一方面盡力而為，另一方面請讀者自己評判。作者本人總想堅持一個原則：不說假話。

但我是不是做到了呢？這很難說。回想起來，我也說過假話，而且不止一次，那就是聽信別人講話不假思考的時候。我還記得一件事情：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我在上海《中學生》雜志上用“馬琴”這個筆名發表了一篇《廣州》，是雜志社約我寫的地方印象記。文中提到那座可以拆開的海珠橋，我寫道，聽說這是從瑞士買來的舊橋。一位廣東朋友對我這樣講過，我不加考慮，就把他的話抄錄在文章里。這句毫無根據的話讓當時的廣州市政府的人看到了，他們拿出可靠的材料，找發行《中學生》雜志的開明書店交涉，書店無話可說，只好登報道歉，廣告費就花去兩百多元。我販賣假話闖禍的事大概就只有這一件。但我寫文章時并不知道這是朋友的信口“隨說”。像這樣的事以后還有，只是沒有闖禍罷了。因此我應當補充一句：堅持不說假話，也很困難。

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欺騙讀者。我倒愿意拿本來的面目同讀者見面，我說把心交給讀者，并不是一句空話。我不是以文學成家的人，因此我不妨狂妄地說，我不追求技巧。如果說我在生活中的探索之外，在寫作中也有所探索的話，那么幾十年來我所有追求的也就是：更明白地、更樸實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在舊社會中寫作，為了對付審查老爺，我常常挖空心思，轉彎抹角，避開老爺們的注意，這是不得已而為之，但這絕不是追求技巧。有人得意地夸耀技巧，他們可能是幸運者。我承認別人的才華，我自己缺少這顆光芒四射的寶石，但是我并不佩服、羨慕人們所謂的“技巧”。當然我也不想把技巧一筆抹殺，因為我沒有權利干涉別人把自己裝飾得更漂亮。每個人都有權隨意化妝。但是對裝腔作勢、信口開河、把死的說成活的、把黑的說成紅的這樣一種文章我卻十分討厭。即使它們用技巧“武裝到牙齒”，它們也不過是文章騙子或者騙子文章。這種文章我看得太多了！

三十年代我在北平和一個寫文章的朋友談起文學技巧的問題，我們之間有過小小的爭論，他說文學作品或者文章能夠流傳下去主要是靠技巧，誰會關心幾百年前人們的生活！我則認為讀者關心的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運，我說，技巧是為內容服務的。什么是技巧？我想起一句俗話：“熟能生巧”。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寫作經驗。寫熟了就有辦法掩蓋、彌補自己的缺點，突出自己的長處。我那位朋友寫文章遣詞造句，很有特色，的確是好文章！可是他后來一心一意在文字上下功夫，離開生活去追求技巧，終于鉆進牛角尖出不來。當然他不會贊同我的意見，我甚至說藝術的最高境界，是真實，是自然，是無技巧。我還說，生得很美的人并不需要濃妝艷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個生得奇丑的人，不打扮，看起來倒順眼些。我不能說服他，他也不能說服我，我們走的是兩條不同的探索的路。

四十幾年過去了，我們兩個都還活著，他放棄了文學技巧，改了行，可是取得了新的成績。我的收獲卻不大，因為我有一個時期停止了探索，讓時光白白地飛逝，我想抓這個抓那個，卻什么也不曾抓住。今天坐在書桌前算了算賬，除了慚愧外再也講不出什么。失去了的時間是找不回來的。但是未來還不曾從我的手中飛走，我要抓緊它，我要好好地利用它。我要繼續進行我生活中的探索，一直到擱筆的時候。

我不能說我的探索是正確的，不！但它是認真的。一九四五年我借一個小說人物的口說明我探索的目標：“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

那么我已經做到了？沒有，遠遠沒有！所以我今天仍然要說：我不是一個文學家，我也不想做一個藝術家，我只要做一個“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的人。為了這個，我絕不放下我的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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