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引起的三青團隸屬之爭，如何讓其冒進組黨，從而走向滅亡？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三青團“改隸”問題是適應國民黨“實施憲政”的需要而提出的。

抗戰后期，在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要求建立聯合政府，實行民主政治的巨大壓力下，國民黨政府宣布將結束訓政，實施憲政，還政于民。

面對當時輿論對“黨化軍隊”和“黨化教育”的尖銳批評，國民黨表示將采取措施，使國民黨組織從軍隊和學校中“退出”，企圖從表面上淡化一黨專政的色彩。

1、蔣介石的設想

學校也是三青團活動的重要場所之一，國民黨組織退出后，三青團組織如何處理？這是蔣介石事先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并由此產生了將三青團改隸“國家”的設想。

1945年4月9日至11日，三青團第一屆評議會召開第一次會議，蔣介石在接見與會評議員時表示：“今后青年團應使之國家化，不應屬于任何一黨，使全國青年子弟之純潔心靈，不因黨爭政朝之激蕩而受損害。”

1945年4月20~23日，在國民黨六全大會召開之前，三青團舉行了一屆三中全會，蔣介石在開幕詞中明確提出了關于三青團實行改隸的設想。

他說：

“為適應目前革命的環境和國家的現狀，在最近的將來，組織的形式與名義，不能不有所變更。因為將來實施憲政之后，本黨必須與各黨各派處于同等的地位，彼時如果青年團仍以本黨系統下單位的名義，在各學校吸收團員，那我們就不能禁止其他的黨派不在學校內活動！…其他的黨派亦必援例的侵入學校，爭取學校青年。…所以我們必須有一個正式公開的團體，來領導全國有志氣、有能力、有愛國熱忱的青年，加以訓練，以確立其正常的信仰…在今天，這個團體就是我們三民主義青年團。將來青年團的工作，實際上盡管由我們國民黨來主持，但名義和方法上則必須隸屬于國家。所以我主張今后本團的名義，應該定名為‘中華民國三民主義青年團’，表示不僅是中國國民黨之下的一個組織，而是隸屬于國家，為訓練信仰三民主義與實行三民主義的一個組織。”

又稱：

“我對這個問題的具體詳細辦法及如何實施，還沒有時間考慮，但原則上必須如此。我相信這個主張完全是為國家民族的百年大計著想…而對于本黨本團今后的發展，一定更有許多的裨益。”

上述講話將改隸的原因和實質說得十分明確。所謂改隸就是要將三青團從國民黨的名義下，改為隸屬于“國家”，以“中華民國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名義，來從事青年的組織和訓練。

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通過這種欺人耳目的形式改變，國民黨政權就可以在實施“憲政”的條件下，名正言順地繼續控制學校，防止其他黨派與之爭奪青年。由此可見，三青團的“改隸”問題是由國民黨實施憲政而引起的。

實施憲政需要國民黨在形式上改變其地位和活動方式，并由取消學校黨部的問題，引出了在學校中活動的三青團組織的性質和地位問題，從而導致“改隸”設想的提出和通過。因此可以說，三青團的改隸是國民黨實施憲政的一個副產品。

三青團一屆三中全會討論了團的改隸問題，提出“自團長宣示將于三十四年（1945年）內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還政于民，則將來黨與團之地位，在法理上當不無變更。本團為適應此一時代之要求，團的組織與活動方式，自應預為商籌”。

會議還討論了實施憲政以后團的經費來源問題，指出存在如下兩種可能：

“憲政實施后本團可能的演變：（甲）成為國家組訓全國青年的機構，由國家元首兼任團長，一切法制化。則團的經費，可由國庫支給。(乙)仍如先行辦法，接受黨的政治領導，發揮積極作用，以加強黨的力量。則團的經費，不能再由國庫開支，應另行籌措。”

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黨務檢討報告》中指出：

“在實施憲政以后，本黨應如何領導青年，以確實達到團結青年、訓練青年的目的，更需要精密考慮。因此關于團的性質，及其與黨的關系，在本屆大會中，似乎要有一個新的決定。”

根據蔣介石的旨意，國民黨六全大會通過了促進憲政實施的五項措施，在其中第二條“各級學校以內不設黨部”之后，又特意加上了“三民主義青年團改屬政府，擔任訓練青年之任務”的規定。六全大會還為此修改了國民黨黨章，將原總章第五條“本黨為訓練青年設青年團，其辦法另定之”的條文刪去。至此，三青團“改隸”問題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

2、三個改隸方案

中央團部《訓練導報》專門就改隸問題發表了評論，認為它標志著青年運動“一個劃時代的轉變”。

重慶《掃蕩報》也在紀念三青團成立七周年的社論中，進一步談到了改隸問題，認為改隸的意義在于將黨與團“完全劃分開來”。

社論稱“在訓政時期，三民主義青年團隸屬于中國國民黨，這就團的發展過程來說，就團的時代使命來說，不但有必要而且是當然的”。

現在為了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國民黨六全大會“決議將三民主義青年團改隸政府。這一賢明的決策，完全把黨與團的關系劃分開來。使全國青年，不屬于黨，而屬于國家。此后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將成為國家團結并訓練全國青年的機構，以謀全國青年的總團結，總集中。我們希望改隸迅即成為事實，我們希望改隸后的青年團，繼續并光大過去七年來的優良作風，迅速在學校、在工廠、在農村、在礦山、在城市、在海外僑區更加活躍的展開三民主義的青年運動”。

此時三青團改隸的復雜后果尚未完全顯示出來，所以上述評論對改隸問題仍然保持一種樂觀的態度。

三青團在學校活動的一個主要任務是對付共產黨，學校團部取消或改隸之后將如何完成這一任務，中央團部不得不未雨綢繆，提前商量對策，有所準備和安排。

為此中央團部通知各級團部：

“一、本團改隸前，學校團員未暴露身份者，應盡量秘密。二、學校分團應以最大努力整飭團員生活，并提振精神，克服困難，開展工作，如有違反團紀情事，應盡可能互相批判，彼此勸勉，或依法制裁。三、利用英美暨各方對于奸偽不滿的輿論，盡量揭發其弱點。四、盡量為中立師生服務，竭力支持優良師生之正確言論，以爭取同情。五、分團工作表面上應與訓練分開，免貽奸偽口實。”

改隸之議通過后，急需制訂具體的改隸方案，以便加以實施。

中央團部認為改隸一事“關系重大”，為了“集思廣益、詳慎研議”，先后多次召集會議，進行商討。6月4日，三青團中央干事會舉行臨時全體會議，決定“本團組織方式及各級機構，暫時不變；關于改隸各項辦法，授權常務干事，研討規劃，報請團長裁定施行”。

并推選中央常務干事段錫朋、康澤等9人組成專門小組委員會，根據各方意見，草擬改隸方案。中央團部前后共提出了以下三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三青團屬于國家。

此案由三青團中央常務干事會提出，具體內容如下：

“（一）憲政實施后本團屬于國家。（二）本團隸于國民政府。(三)本團稱為中華民國三民主義青年團。（四）本團為童子軍以上之優秀青年革命結合體。（五）本團以組訓全國青年信仰并力行三民主義，鞏固憲法所規定之三民主義共和國基礎為目的。（六）本團團長以創辦人或國家元首擔任。·（九）本團經費由國庫開支。”

此案提出后，經過討論，大家認為國家是個空洞的東西，過于抽象，應當加以具體化，于是遂有隸屬政府一說。

第二個方案：三青團屬于中央政府。

此案由中央干事吳兆棠、涂公遂、陳雪屏等人提出，包括以下六項內容：

“一、憲政實施后，三民主義青年團交由中央政府接收，改稱‘三民主義共和國青年團’（以下簡稱青年團）以組訓全國青年。二、青年團以國家元首為團長。三、青年團之各級負責人員，由團長分別聘派。四、凡中華民國人民年在十六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者，皆有入團之權利與義務。五、青年團之訓練以中華民國憲法為最高準則，并配合國家教育政策實施之。六、青年團之經費由國庫開支。”

該方案提出后曾交三青團中央干事會討論，會上有人提問：三青團隸屬政府，究竟屬于政府的哪一個部門呢？屬于行政院、教育部呢？或于五院之外另設一部呢？還是像童子軍那樣呢？發言盈庭，議論紛紛，然而毫無結果。于是中央團部又特地請示團長蔣介石，蔣指示：“青年團應該屬于教育系統”（但并未明確指示是否屬于教育部)，于是又有了下述方案。

第三個方案：三青團屬于教育文化系統。

這個方案即為專門小組委員提出的《三民主義青年團設置綱要》，于6月29日由三青團中央常務干事、監察會議正式通過。

該綱要明確規定三青團“應改隸于國家教育文化系統”，其要旨為：

“一、請國民政府明令頒布《三民主義青年團設置綱要》以為改隸之法律依據。二、修訂二十九年十一月奉準之《本團工作綱領》及三十三年四月本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之《發展團務十年計劃總綱》，以適應今后之實際需要。三、現有超齡團員，依照規定分別介紹入黨；各級干部除一部分仍繼續留團服務外，其余盡量轉任黨務或行政工作，并鼓勵其參加民意機關之競選；經費分別列入國家預算教育文化部門及各省縣預算內。”

至于改隸時間，“則視客觀形勢另行決定”。中央團部并對改隸宗旨詳加詮釋，轉發各級團部，以安定干部情緒；同時據此草擬改隸后本團工作綱領及各種實施辦法，藉作改隸之準備。

3、“改隸”之爭的消彌

改隸之議提出后不久，抗日戰爭即獲勝利，國民政府忙于接收復員。同時國共舉行和平談判，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各黨派開始積極活動。對于形勢的這種演變，中央團部頗引以為憂，認為如果三青團改隸政府，將來各黨派通過選舉進入政府，勢必也要加入三青團，爭奪三青團的領導權，對國民黨政權形成威脅，將與三青團改隸的初衷相違背，因此主張取消改隸計劃。

一份提案將團內的這種擔憂說得很清楚：

“本團改隸政府，主要目的在防止政治野心家爭取青年，分散革命力量，但在憲政實施以后，各派既經并存，自可公開活動，前述防制野心家爭取青年之期望，歸于幻滅，形勢轉變，將來客觀環境，更將迫使本團變質。”

三青團改隸政府之說到此走入了死胡同。

與三青團改隸政府建議相對的，是三青團隸屬于國民黨的主張。在最初討論憲政時期三青團之組織與活動方式問題時，中央常務干事會就提出了另一個可供選擇的方案，即團隸屬于黨。

該案寫道：

“（團）應為黨的組訓青年機構。團員年齡宜改為自十八歲至二十五歲，并須慎選團員，嚴肅紀律，加強監察職權，例如組織名譽法庭，以培養團員之守法精神。團內選舉，應采取自由競爭方式，以培養團員之民主精神。活動方式，應注重地方自治，社會服務，掃除文盲，建立生產事業，奠定團的經濟基礎，并爭取領導組訓農工青年，以擴大團之活動范圍。”

最初中央團部多數人表示愿意屬于黨。

蔣介石關于三青團改隸政府的講話發表后，中央團部表示擁護，只有五個人堅持己見，不予贊成。不過，隨著改隸問題討論的深入，越來越多的人都逐步改變了看法，主張團隸屬于黨，以防止各黨各派滲透三青團。

1946年1月，書記長張治中召集中央干事及各地負責人留渝者共同研討，當時大多數與會者主張團不屬于政府仍屬于黨，認為政治協商會議后各黨派須退出學校，即使三青團亦須退出學校，仍可在校外設立組織，吸收學生團員。

而此時三青團獨立組黨的主張，也開始悄悄露頭了。

三青團改隸之議，從1945年4月正式提出，到1946年1月被擱置，經過九個月的研究討論，翻來覆去，爭執不休，始終未能達成一致意見。

此后“因國內政治情勢，急轉直下，國民大會一再展期，本團改隸日期亦遂因之延緩”。

到1946年初，中央團部向國民黨中央建議：“盱衡局勢，本團之改隸，自有重加考慮之必要。”

并決定盡快召開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便對本團今后之地位性質及團務工作之方針作詳盡之研討”。直到同年6月中旬，蔣介石考慮到形勢的改變，最終決定取消將三青團改隸政府的計劃。

據重慶《和平日報》透露：

“三青團改隸教育部之議，已成過去，該團之活動與黨相配合，實有相輔相成之妙，在黨的革新運動高漲之時，尤須團的新生活運動加以支持。該團將維持原有地位及體制”。

擾攘一時的改隸之議終于取消了，但它所造成的影響則遠未消失。改隸之議凸顯了三青團地位的不穩定性，它深深地困擾著三青團的各級干部和工作人員，使他們不禁為自已的前途而感到憂慮。

4、“改隸”之爭的影響

所謂“改隸”，無非是一種形式，并不改變三青團作為國民黨統治工具的實質，它是國民黨既要為其統治披上“憲政”的合法外衣，又要繼續維持一黨專政，防止其他黨派與之爭奪青年而采取的一項措施。

但它對于三青團的性質、地位以及團務工作，卻有重大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致使黨團關系，再起波瀾。

“過去，由于團是黨所產生，故所以說，團是黨的團，它替黨組訓青年，它是黨的新血輪，是革命的生力軍。現在經過此次改隸之后，團由黨的系統，改隸政府的系統。”

在三青團的歷史上，由國民黨方面主動提出，要求三青團脫離黨的系統，歸屬其他部門，這還是第一次。七年以來，黨團關系錯綜復雜，糾纏不清，三青團深為束縛，改隸之議的提出，等于國民黨主動為之解脫羈絆，使之“與黨正式脫離法的關系”，黨團關系“完全劃分開來”，黨團之間的“名分”也不再存在，三青團意外地獲得了“自由”之身。從后來的歷史可以看出，改隸之議無異是在黨團關系上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

其次，改隸之議動搖了三青團的組織地位，觸動了許多團干的切身利益，成為全團上下高度關注的敏感問題。

在抗戰期間，三青團得到了很大發展，成為國民黨政權的一支重要力量，其組織原本獨立，省市以下早已自成體系，也為團的干部提供了進身的階梯。但改隸之議使團的地位發生了動搖。

由隸屬于國家，到隸屬于政府，再到隸屬于教育文化系統，擬議中的三青團地位，不斷下降，團的前途一片迷茫。改隸之議不僅涉及團的歸屬，而且關系到“青年團的去留問題”，甚至出現了三青團“壽命不長”的猜測，由此引起了團干的極大恐慌，許多人已經不安于位：

“迨黨的六全大會決議將團改隸政府后，團的政治性驟然降低，團的性質及其體系，竟成了團是否仍得生存之重大問題。雖然一年余來事實上團仍然保持原來的地位，不曾實行改隸，可是影響于一般同志精神上的彷徨，和影響團本身任務不知‘伊于胡底’的混沌，以及社會上一般注意政治趨向的人對團的批評，在比重上使團的聲望蒙受相當的損失。團務受了損失，工作于團的同志，即感到異常苦悶和消沉。”

一份團內提案將其中關鍵一語道出：“本團改隸政府，對各級干部之地位殊難求一合理乃至權宜之處理辦法，分團以上各級組織之隸屬，困難重重，事實不易解決。”

中央團部承認：“各級干部則多因本團地位之變更及改隸一案之不能早獲適當之解決，情緒日趨低落，工作效率不無重大之減削。”

為了安撫人心，穩定組織，中央團部與各省市支團部不得不一再通告各級組織，說明改隸意義，通報改隸進展情況。

中央團部為此密電各支團稱：

“自六全大會決議本團改隸政府后，其實施辦法正在慎密研議中，最要之點即：（一）本團屬于國家教育文化系統，而組織原則與革命精神不變；（二）本團仍以創辦人蔣中正先生為團長，業經呈奉正式核定，惟在未明令改隸以前，所有工作一律照常積極進行，即改隸之后，本團任務將較前益見加重，除改隸日期另行飭知外，特先電知，并希轉知所屬同志，深體斯旨，益勵忠誠，共謀本團前途之開展。”

再次，改隸之議使三青團的性質發生疑問，在干部和團員中間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并在團內再次引發了關于團的性質及其地位的大爭論。

三青團的性質在團內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過去曾有政治性、教育性和社會性等等說法，但三青團始終自認為是“青年革命集團”。而現在為了實施憲政，要將三青團改隸于政府，沖淡其黨派和意識形態色彩，團內許多人認為這是對團的革命性質的否定，對此表示強烈不滿。

王文俊就說：

“本團過去是一個青年革命組織，現在還是一個青年革命組織，將來仍然是一個青年革命組織。時間無論如何久遠，這一個革命本質，是不能而且不應當變的。如果這個本質變了，則本團就沒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現在雖然要改屬國家，這只能改變我們的形式，而不能改變我們的內容，只能改變我們在法律上的地位，而不能變更我們的根本精神。”

還有人認為：“本團改隸政府以后，有一般工作意義，無神秘之革命特質，不能適應變動之環境，掌握青年之情緒。”

保持團的“革命性”成了他們反對改隸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過去書記長張治中曾強調三青團的教育性和社會性，而現在團內則出現了相反的論調，公開鼓吹三青團的政治性，強調“團是政治性的團體。所謂教育性和社會性，乃是隸屬于政治性的，只可說是團底副作用”。

以上種種情況都表明，改隸之議提出后，三青團的性質又開始出現了新的動蕩。

第四，改隸之議給三青團以極大的刺激，促使三青團在新的條件下，去尋找自己的出路。

長期以來，黨團組織就是既合作又競爭的對手，三青團自然會將國民黨作為自己的參照系來加以對比。同樣實行憲政，國民黨組織作為執政黨，名正言順參與其中；而三青團則因身份不明，一再受到排斥，連原有的組織地位都岌岌可危，他們覺得自己成了國民黨實施憲政的第一個犧牲品，憤懣不平之情溢于言表。

在他們看來，抗戰以來“本團于艱苦中逐漸成長為一強大的革命團體”，然而由于“黨團關系微妙…八年來團員同志于此撲朔迷離之環境中忍耐掙扎，終以牽制過多，無從發展”。“尤足憾者，本年政協召開，各黨派分子均被指定參加，獨本團以黨團一體之故，竟抱向隅”，“反遭遺棄”。

不過，實施憲政既給三青團造成了危機，但它也提供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條件，又給三青團帶來了新的機會和希望。

團內很多人提出：“適茲事變，本團實有重新抉擇其命運與前途之必要”；“權衡利害，今日本團確有決定另一生存形態之必要”。

這種“重新抉擇其命運”的想法悄然深入人心，逐漸為越來越多的團員和干部所接受，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新動向。

綜上所述，由實施憲政而引起的改隸之議，對三青團團務產生了重大負面影響。

中央團部后來所承認：

“自三十四年（1945年）五月本黨六全大會通過本團改隸政府之議案后，本團之性質與地位，以及有關之團務方針、計劃等，均有待作統盤之檢討與修訂。各級團部亦以本團地位之變更及改隸案不能早獲適當之解決，難免影響工作情緒與工作效率，幾經研討請示，迄今始獲大體上之決定，而間接之影響，已實難補償，此為推行團務期中之一大頓挫。”

而且改隸之議的刺激，促使三青團走上獨立組黨的道路，從而成為其命運的一個轉折點。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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