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李敏多年后最后悔的事之一，就是 11 歲那年對母親說了那兩個字。
在蘇聯的十年，是賀子珍一生最灰暗的時光。初到莫斯科的醫院，醫生拿著 X 光片搖頭：“部分彈片已經和骨頭、神經長在一起，根本取不出來，只能靠藥物緩解疼痛。” 這個結果讓她心涼了半截，本以為能徹底擺脫病痛，卻沒想到要帶著這些 “累贅” 過一輩子。
更難熬的是蘇德戰爭爆發后，物資極度匱乏，原本就緊張的生活雪上加霜。她和李敏擠在郊外一間十幾平米的小屋里，窗戶玻璃裂了好幾道縫，用舊報紙和破布勉強糊住，但是寒風還是能順著縫隙鉆進來。母女倆只能裹著一床薄薄的棉被，緊緊靠在一起取暖。
食物成了最奢侈的東西。每天的口糧由當地機構按人頭發放，早上是半片黑面包，硬得能硌掉牙，配一碗稀得能照見人影的玉米面粥；中午和晚上稍微好點，能多一片面包，再加上兩三塊煮得發黑的土豆，連點鹽味都沒有。
屋漏偏逢連夜雨，本就營養不良的李敏，在一個零下二十多度的寒冬染上了肺炎。戰時的莫斯科，醫院里擠滿了傷員，藥品和醫療器械極度短缺，李敏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高燒燒得滿臉通紅，嘴唇干裂起皮，連呼吸都變得微弱。賀子珍守在病床前，握著女兒滾燙的手，眼淚止不住地流。
后來，醫生實在無力回天，搖著頭把李敏推到了太平間旁邊的小房間，讓她 “安靜地走”。賀子珍瘋了似的沖過去，死死抱著女兒，不肯松手，聲音嘶啞地喊：“我的嬌嬌還活著，她還活著！”
在賀子珍的努力之下，她終于將女兒從死神的手中搶了回來。
在蘇聯的日子里，賀子珍的擔子遠不止照顧李敏。當時，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也在莫斯科，因為沒有親人在身邊，生活過得很艱難。賀子珍看在眼里，主動把他們接到身邊照顧，像對待親生兒子一樣。兄弟倆的衣服破了，她就戴上老花鏡，在昏暗的燈光下一針一線地縫補，手指被針扎得密密麻麻的小孔，滲出血珠也全然不顧；冬天冷了，她就熬夜織毛襪子，毛線不夠，就把舊毛衣拆了重新紡線，常常織到手指僵硬；糧食不夠吃，她就把自己的口糧省下來，先讓三個孩子吃飽，自己則靠喝野菜湯充饑。
李敏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長大，和母親相依為命的六年。1947 年，聽到要回國的消息時，賀子珍他們激動難耐。
回國后的賀子珍定居沈陽，被安排到財政廳擔任處長。38 歲的她身姿依舊纖細，瓜子臉白里透紅，褪去了在蘇聯的憔悴。工作之余，同事們拉著她去學交誼舞，她起初不好意思，后來慢慢放開，舞步輕盈優雅，一點不像個飽經滄桑的人。單位的舞會燈光下，常有男同志主動邀舞，他們被這位氣質獨特、談吐溫和的 “賀處長” 吸引。
身邊的同事看她單身一人，也常勸她：“你還這么年輕，找個伴兒吧，往后也好有個照應，孩子們也能有個完整的家。” 不過，賀子珍在作出決定之前，她想先聽聽女兒的意見。
賀子珍把李敏叫到身邊，拉著她的小手，詢問道：“嬌嬌，媽媽給你找個新爸爸，好不好呀？”
話音剛落，11 歲的李敏立刻不假思索地喊出：“不要！”
多年后李敏想起這一幕，總追悔莫及，眼眶通紅地說：“那時候我太小了，不懂媽媽心里有多孤單，只想著不能讓別人分走媽媽的愛，要是現在，我肯定會支持媽媽的。”
阻礙賀子珍再婚的，并非只有女兒的反對。她的妹妹賀怡也極力勸阻，還悄悄奔走，試圖讓姐姐與毛澤東恢復關系。賀怡總說：“姐，你和主席那么多年的感情，怎么能說斷就斷？孩子們也需要完整的家啊。” 她找過不少當年的老戰友幫忙說情，可當時的情況復雜，終究未能如愿。
其實，賀子珍自己心里，也從未真正放下過那段感情。
賀子珍對毛澤東的感情，從未變過。孔東梅后來接受采訪時，被問及 “外婆有沒有抱怨過外公”，她的回答斬釘截鐵：“從來沒有。” 她曾看過外婆寫給外公的信，信紙已經泛黃，上面的字跡有些潦草，卻能看出寫信人的用心，信里說：“在蘇聯的日子，比長征的時候還要苦，可我想著你和孩子們，就覺得能扛過去。” 即便后來兩人分開，她也從未說過一句怨言。孔東梅記得，外婆常常坐在窗邊，看著遠方說：“毛主席心里裝著國家和人民，他不容易，我不能給他添麻煩。” 她還說：“毛主席愛了我一輩子，我也會等他一輩子。”
1959 年 7 月，在組織的安排下，賀子珍在廬山美廬別墅見到了毛澤東。這是他們分別 22 年后的第一次見面，也是最后一次。時隔多年，兩人相對無言，賀子珍只是不停地流淚，肩膀微微顫抖，心里的千言萬語，都化作了滾燙的淚水。
毛澤東看著她，眼神復雜，想說些什么，最終也只是嘆了口氣，遞給她一張紙巾。那次見面只有短短幾個小時，卻成了賀子珍晚年最珍貴的回憶。
1976 年，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傳來，全國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中，街頭巷尾都是哭聲，賀子珍的枕頭被淚水浸濕了一大片。
1984 年 4 月 19 日，賀子珍在上海病逝，享年 75 歲。她終生未領過殘疾軍人撫恤金，說 “不能給國家添麻煩”。
多年后，俄羅斯駐華使館邀請李敏領取 “1941-1945 年偉大衛國戰爭勝利 70 周年” 紀念獎章。站在領獎臺上，李敏看著那枚金燦燦的獎章，眼眶通紅，哽咽著說：“這獎章該屬于我母親，是她在蘇聯的艱苦歲月里，咬牙堅持了下來，也保護了我們。”
孔東梅長大后，特意重走了外婆走過的路，從井岡山到延安，從莫斯科到沈陽。每到一處，她都能感受到外婆當年的艱辛，也更理解了外婆的堅韌與執著。她在書里寫道：“外婆的一生，都在付出。她是紅軍女戰士，是母親，是普通人，她用自己的方式，扛過了所有苦難，也守住了心底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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