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蕩的革命歲月里,每一張老照片都是一段歷史的切片,藏著抉擇的重量、相守的溫情與使命的擔當。這些影像串聯起不同個體的命運軌跡,也拼湊出一個民族在風雨中求索前行的壯闊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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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2016年學者在日本發現的、顧順章存世極少的清晰全身照。
1927年,顧順章穿著軍裝,立在歐式風格的建筑臺階前,站姿筆挺、神情嚴肅。此時的他,還是擔任“上海工人糾察隊長”的革命骨干,是當時中共在上海工人運動中的核心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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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他率工人糾察隊參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一度是中共早期重要的軍事干部;但僅兩年后的1931年,他在武漢被捕后迅速叛變,因其掌握中共中央大量核心機密(包括領導人住址、地下組織架構),直接導致中共中央機關被迫緊急轉移,多位地下工作者被捕犧牲,是中共歷史上危害最嚴重的叛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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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44年延安的一張全家福:晉察冀軍區騎兵團團長范昌標坐在木凳上,懷里抱著年幼的長子范峪森,妻子齊勇(野戰旅騎兵團衛生所調劑員)站在一旁,手臂輕搭在丈夫肩頭,三人都穿著洗得發白的粗布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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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距離抗戰勝利只剩一年,范昌標是從長征走出來的老紅軍,曾率偵察部隊突破烏江天險;妻子齊勇則在衛生所一線救護傷員,夫妻倆以“戰場并肩”的方式相守。這張照片沒有精致的布景,只有木凳、黑布背景與一身舊軍裝,卻把戰爭年代里“戰士+家人”的雙重身份,揉成了最樸素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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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春,上海魯迅家中,蕭紅(左)梳著雙馬尾,發梢系著蝴蝶結,穿條紋旗袍襯得眉眼清秀;蕭軍(右)身著中式短褂,手臂自然搭在蕭紅肩頭,兩人神態平靜卻透著親近——此時的他們剛從東北流亡到上海,在魯迅的幫助下開啟新的創作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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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是蕭紅、蕭軍兩人帶著東北的苦難記憶抵達上海,經友人介紹結識魯迅,魯迅不僅為他們的作品(如《生死場》)作序推介,還常邀他們到家中交流,這張合影正是在魯迅家的客廳拍攝的。彼時“二蕭”既是文學上的伙伴,也是生活里的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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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38年蕭紅與丈夫端木蕻良在西安的合影,蕭紅裹著毛茸茸的外套,頭戴圓頂帽,嘴角揚著輕快的笑;身旁的端木蕻良穿厚棉衣、系著圍巾,手臂交叉搭在身前,眉眼間是舒展的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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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蕭紅與蕭軍分手,在武漢與端木蕻良結為夫妻,后隨西北戰地服務團輾轉至西安。此時抗戰烽火正盛,西安是后方的中轉樞紐,兩人雖身處動蕩,這張照片里的笑容卻透著暫時的平和。不久后他們便前往重慶,后續又輾轉至香港,蕭紅的創作也始終帶著流亡與孤獨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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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蕭軍與第二任妻子王德芬在延安橋兒溝的全家福,身后是陜北特有的窯洞門洞,蕭軍身著簡潔的白色短袖,王德芬穿素色短衫,兩人一同護著懷中的孩子,孩子手里還攥著小物件,衣衫樸素得近乎日常,可眉眼間的平和笑意,是戰亂中難得的生活煙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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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蕭軍抵達延安,后與王德芬結為夫妻,橋兒溝是當時延安進步文化單位的集中地(魯迅藝術文學院曾駐于此)。在延安期間,蕭軍一邊參與文藝座談、創作《論同志之“愛”與“耐”》等散文評論,一邊以普通革命者的身份融入集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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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照片定格了中國現代史上三位至關重要的奠基人,他們分別是新中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核心。照片中的三位人物由左至右依次是:毛澤東、宋慶齡、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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