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鬧越大！南京博物院事件可怕的不是拍賣，關鍵人物疑似浮出水面

“故宮一件我一件，故宮沒蓋，我有蓋?！?/blockquote>

曾幾何時，這句話只是一句收藏界的戲言，沒想到，如今竟驗證了南京博物院文物風波的問題。

當《江南春》等五件捐贈古畫以“偽作”之名流轉拍賣會，最終拍出天價時，輿論的怒火起初聚焦于“捐贈文物遭私售”這件事的荒誕不經，滑天下之大稽；

但隨著線索不斷深挖，人們才驚覺，比拍賣本身更可怕的，是文物管理體系的漏洞、權力尋租的陰影，以及那些為守護文物耗盡一生，最終卻落得悲情結局的守護者們被遺忘的吶喊。

這場風波的起點，是龐家無償捐贈的五件珍稀古畫的“失蹤”。

面對捐贈者的追問，南京博物院給出的解釋輕描淡寫：經專家鑒定為偽作，不具備館藏價值，已作劃撥、調劑處理。

這一回應背后，是三重無法自圓其說的邏輯硬傷，也是事件最核心的矛盾所在。

其一，處置程序的徹底失序

龐家作為捐贈方，對藏品擁有天然的知情權與追溯權，即便博物院對文物真偽存疑，最基本的程序也應是通知捐贈方共同核驗、協商處置，或聯合權威機構復檢，或返還捐贈方自行處理。

而南京博物院不僅未履行告知義務，更將所謂“偽作”私下流轉，最終使其出現在拍賣會上，這種“暗箱操作”徹底擊穿了公益機構的信任底線。

其二，鑒定結論的荒誕不經

收藏界泰斗馬未都的質疑一語中的：龐萊臣先生作為近代頂級收藏家，其藏品即便并非真跡，也具備極高的研究價值與收藏價值，絕非6800元低價就能打發，甚至68萬都難以企及。

這種明顯背離行業常識的定價與鑒定，難免讓人懷疑背后存在利益輸送的貓膩。

其三，對捐贈者的刻意阻撓

當龐家試圖查驗藏品去向時，南京博物院屢屢推諉，從2024年11月收到請求后拒不說明，到被訴至法院后拖延一年多才同意核查，直至媒體曝光引發熱搜才倉促回應。

這種“被動式澄清”的背后，更像是對真相的刻意掩蓋。

隨著輿論發酵，南京博物院試圖通過央視采訪“自證清白”，卻不料淪為大型“社死現場”。

展示的調劑憑證上，清晰地印著前院長徐湖平的親筆簽名。

更關鍵的是，當時徐湖平身兼南博副院長與江蘇文物總店法人代表雙重職務，這意味著所謂的“文物調劑”，本質上是將國有文物從公益機構轉移至自己掌控的商業公司，上演了一出“左手倒右手”的國有資產侵占戲碼。

這一發現，讓事件性質從“單一藏品處置不當”升級為“系統性權力尋租”。

人們不禁要問，徐湖平以“偽作”名義調劑的上萬件文物中，還有多少真品被當作贗品流失？

而這位前院長的“甩鍋”言辭，更顯蒼白。

面對記者采訪，80多歲的徐湖平以“退休多病、不問世事”為由撇清關系，但網友很快扒出，早在2008年他退休之初，就因違規辦學、貪污受賄、倒賣文物、侵占巨額拆遷款等罪名被實名舉報，最終受到處罰才收斂。

如今舊案重提，與此次文物調劑事件形成閉環，讓這位關鍵人物的真面目徹底浮出水面。

當人們聚焦于徐湖平的權力尋租時，兩段被塵封的悲情往事被重新喚醒：南京博物院歷史上，曾有兩任院長為守護文物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們的遭遇與如今的文物流失現狀形成的強烈對比，更讓人扼腕嘆息。

第一位是1964年在靈谷寺塔下縱身一躍的曾昭燏。

這位出身名門、畢生致力于文物保護的學者，在跳塔前留下“今日跳塔，與司機無關”的字條，法醫報告僅以“意外高墜”草草定論。

而在她離世前一周，曾給北京文物局寫過一封未寄出的信，信中夾著一張小紙條：“如若文物有損，我無顏見祖宗于地下。”

在此之前，她早已將守護龐氏捐贈畫件放在心上，1963年12月的檔案里明確記載，她提議因龐氏畫件珍貴，擬請上海博物館裝裱科重新揭裱，費用從年度科研經費列支，落款處的簽名力透紙背。

那句“如果文物會說話，它們會罵我們嗎”的叩問，成了她留給這個世界最沉重的思考。

二十年后，悲劇在同一座院墻內重演。

1984年3月26日清晨，接任院長的姚遷將繩子系在窗欞上，結束了自己58歲的生命。

他的辦公桌上，攤開的申訴信未能寫完，空白處仿佛映著他無助的眼神；

抽屜里鎖著一本1978年版《博物館學概論》，扉頁上的批注“防微杜漸，制度為先”，成了他未竟的理想。

姚遷從省委宣傳部調任南博后，第一件事就是推動庫房數字化編號，要求“賬物相符，任何人不得私自調出文物”，這份與曾昭燏隔空呼應的堅守，卻沒能抵擋住權力的侵蝕。

1981年冬，省里籌辦明清書畫精品展，一位“老首長”以“學習”為由要求借調一級文物，即便館內有“一級文物不出庫”的鐵律，即便約定了十五天的期限和逾期罰款，文物還是被借走，且一去不返。

此后兩年，姚遷無數次上門討要，得到的卻是“首長開會”“已歸還請查詢”的敷衍。

他發往國家文物局的加急電報“畫未歸，人先亡，求救”，成了絕望的吶喊。

而在他討要文物的關鍵時刻，《光明日報》突然刊登“南博一群知識分子”的署名來信，指控他剽竊學術成果、生活作風不正；

查賬的人甚至對五分錢的公交票都反復核查，試圖從雞蛋里挑骨頭。

即便如此，姚遷仍堅持每天七點一刻到辦公室，把白熾燈換成更亮的燈泡，他說“燈一直亮，庫房能安靜些”。

最終，他在遺書中寫道：“畫沒回來，我無顏見祖宗；我走后，請把我埋在庫房后墻根，讓我繼續守?！?/strong>

直到1985年8月，復查結論才姍姍來遲：“原報道失實，予以平反?！?可這份遲到的清白，再也換不回那位執著的守護者。

曾昭燏與姚遷的悲情，與如今某些人的權力尋租形成了刺眼的對照。

同樣是面對龐氏捐贈的文物，曾昭燏傾力呵護，姚遷拼死守護；

而徐湖平卻能輕易將其打上“偽作”標簽，通過“左手倒右手”的操作使其流入市場。

更令人痛心的是，兩代院長用生命捍衛的文物守護底線，在制度漏洞與權力任性面前，竟如此脆弱。

當收藏家懷著“文化瑰寶流傳于世”的信任無償捐贈，當守護者為守護文物付出生命代價，最終卻眼睜睜看著文物被當作“贗品”私售、被權力隨意挪用，這不僅是對捐贈者的背叛，對守護者的褻瀆，更是對中華文脈的傷害。

南京博物院風波早已超越了單一機構的事件范疇，它拋出的是一個關乎整個文物保護體系的時代之問：

如何讓“防微杜漸，制度為先”的理念真正落地，讓文物管理的每一個環節都暴露在陽光之下？

如何遏制權力對文物的侵蝕，讓守護者不再孤立無援？

如何回應捐贈者的信任，讓文化瑰寶真正得到妥善守護、代代相傳？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權力尋租終將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些被流失的文物也理應被追回。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讓曾昭燏與姚遷的悲劇重演，不能讓他們用生命守護的文脈在權力與利益的博弈中受損。

唯有健全制度、強化監督、敬畏歷史，才能讓文物不再“失語”，讓守護者不再“悲情”，讓每一件文化瑰寶都能在新時代安然無恙，熠熠生輝。

這，既是對捐贈者的交代，對逝去守護者的告慰，更是我們這代人對中華文脈應有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