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9月29日深夜,北京秋風略帶涼意,中南海值班電話卻持續震響。守夜人員拿起話筒,僅聽毛主席一句簡短指示:“秦城那位屈武同志,帶他來人民大會堂過節。”寥寥數字,沒有解釋,也無需解釋。
同一時刻,秦城監獄北樓燈光驟亮。值班干警跑到勞動車間,對著已經七十三歲的屈武喊了一聲:“北京請你去參加十月一日招待會!”屈武擦掉手上塵土,怔了幾秒才低聲回應:“黨還記得我?”聲音里帶著掩不住的顫抖。
車輛連夜啟程。顛簸中,這位歷經風雨的老人不斷整理衣領,像是要去見一位久別的戰友。短短五十余公里,卻仿佛跨越了他六年牢獄的漫長時光。車窗外的路燈,一盞接一盞地掠過,一如他跌宕起伏的革命生涯。
屈武的名字,在不少青年讀者眼里或許有些陌生,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提到他,許多老革命會豎起大拇指。1919年五四風云初起時,年僅十八歲的他帶頭沖進北洋政府總統府,用腦袋把額頭撞得鮮血直流。那一抹血跡,后來被北平街頭的學生們反復傳頌,成了“血濺總統府”的生動注腳。
1922年春,于右任將女兒許配給這位熱血青年。三年后,經李大釗推薦,屈武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一只腳立在國民黨,一只腳立在共產黨,行走于刀鋒,卻始終沒有忘記民族利益。有人笑他“腳踩兩條船”,他則淡淡一句:“船不在多少,岸在何處才最重要。”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遠在莫斯科的屈武按捺不住,給王明寫信:“日寇已燃我家園,豈能坐觀?”清秋十月,他輾轉換車,經蒙古草原回到延安,隨后遵命奔赴重慶,打入國民黨高層。周恩來拍著他的肩膀說:“前線固然熱血,統戰也是火線。”
抗戰歲月里,他憑借與蔣經國的“異姓兄弟”情分,為我黨輸送情報、調解摩擦,還協助張治中從新疆救出一百三十一名共產黨員,護送北上。毛主席在重慶談判期間見到他,特意加了一句評語:“這位先生,刀口上行走,卻從不折節。”
新中國成立初期,屈武在外交場合頻頻出現;可對他而言,最大的牽掛始終是海峽對岸。1958年,中央決定派人與蔣經國接觸,毛主席、周總理都點了他的名。談判最終因外部環境告吹,但屈武一趟澳門之行,讓多年未見的兄弟在茶樓里重逢。對話不過幾句寒暄,卻為后來兩岸溝通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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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后的1968年,政治風浪突起,屈武被關進秦城。有人提醒他“寫檢討”。他只寫下一行字:“對黨忠誠,可查。”然后便拿起勞動工具,從不多言。那一年,他已年近古稀。
1974年國慶招待會,人民大會堂燈火輝煌。屈武站在角落,身披舊中山裝,遠遠看見許多昔日戰友。有人上來與他緊握雙手,低聲說:“老屈,組織一直惦記你。”他微笑回答:“能出來干活就好,別再耽誤事。”
次年初秋,病中的周總理在病房里寫下一封墨跡顫抖的信:“兩岸尚未統一,煩請老弟再多用心。”屈武讀后淚濕衣襟,立刻著手準備對臺工作小組的方案。1980年至1988年,他前后八次致函蔣經國,言辭誠懇,不乏兄長式勸勉:“歷史不會等人,機會轉瞬即逝。”
1987年6月,屈武拄著拐杖來到浙江奉化溪口,為蔣母掃墓。當地百姓瞧見這位白發老人跪地上磕頭,誰也沒想到,他曾經坐過秦城六年,曾和蔣經國在莫斯科共吃大列巴。記者追問緣由,他回答得直白:“兄弟連母親墓都回不了,我代他盡孝。”
1992年6月,屈武病重。彌留之際,他囑托家人:“臺灣若歸,替我祭酒一杯。”房內沒有豪言壯語,只有輕微的呼吸聲漸漸停歇。享年九十六歲。
1998年,中央專門文件評價屈武,一行加粗的文字被許多老干部默念:“他是一位真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也是一位執著的民族統一使者。”沒有額外修飾,卻剛好概括了那通深夜電話背后的全部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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