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道朝鮮直達北京，韓國統一部異想天開，要把中朝韓連成一條線

韓國統一部長官鄭東泳在向總統李在明的工作匯報中，拿出了一整套朝韓交流合作的政策構想。里面最抓眼球的，是“借道朝鮮、首爾高鐵直達北京”這種基礎設施聯通設想，另外還包括赴朝觀光的分階段方案，以及圍繞礦產交易設計的新型通商體系。統一部的意思很明確，要落實改善南北關系、打開突破口的指示，把推動2025年成為朝鮮半島和平共存元年的目標當成工作方向。

只是，這些設想出現的時間點并不輕松，朝鮮已經多次宣布中斷與韓國各類溝通，不再把兩國視作“同一民族國家”，并公開提出“敵對兩國論”。溝通渠道幾近斷絕的情況下，還提出一攬子需要互信與配合的合作項目，自然會讓外界把目光先放到一個問題上：統一部到底打算怎么推，能推到哪一步。

為了讓這套構想不只是想法層面的擺設，鄭東泳首先把內部權責講清楚。他強調，根據韓國《政府組織法》，南北關系與對朝政策屬于統一部的核心職權范疇，政策制定與推進應由統一部主導。這番話并不只是對外表態，也帶著對內的邊界意識。

此前外交部與統一部在對朝事務上發生過爭端，爭的并不只是話語權，更是實際操作中的牽頭權與節奏權。統一部希望把“由誰主導”先定下來，后續不管是對外溝通還是對內協調，至少有一個明確的責任中心，不至于在關鍵環節上各自推進、彼此掣肘。

統一部介紹此構想的核心不是“修高鐵”本身，而是“借道朝鮮”這一前提把南北關系、區域合作與外部斡旋綁在了一起。鄭東泳介紹，這個項目最初由中方提出，契合中國推進“一帶一路”以及激活東北亞區域發展的需求，朝鮮在2018年南北首腦會談期間也曾表達過期待。統一部之所以強調這些來歷，是想把它塑造成一個有歷史基礎、有區域價值的合作工程，而不是韓國單方面的愿望清單。

緊接著，他把關鍵條件也點了出來：若能獲得中方積極斡旋，這一項目有望升級為大型合作項目，為互聯互通注入動力。換句話說，統一部在這一項目上把中國的位置擺得很重，不是為了修辭，而是因為項目結構決定了它離不開中方的推動與銜接，也離不開朝方在通行與配合上的實際點頭。現實背景越硬，前提條件越顯得重要，這也解釋了為什么這條高鐵在設想階段就帶著很強的外部依賴屬性。

高鐵這種工程天然周期長、變量多，統一部在匯報中同時拿出一套更偏機制設計的通商構想，試圖在制裁與現實需求之間找到可操作的空間。統一部計劃構建以朝鮮礦產交流為核心的新型和平通商體系。具體機制被描述得很細：朝鮮出口礦產、稀土等資源后，相關貨款將存入資金中轉賬戶，國際社會可通過區塊鏈技術實現資金流向的透明監管，同時利用該筆資金進口朝鮮民生所需的醫療保健等物資，強調兼顧合規性與實用性。

這里的邏輯并不復雜：把最容易引發爭議的“資金去向”做成可追蹤、可審視的鏈條，再把資金用途落在民生物資上，讓外界更容易接受，也更方便在監管框架下討論可行范圍。統一部顯然希望用這種制度化設計，降低直接交易帶來的敏感度，把合作從口號往“能被看見的機制”方向推進一步。

不過，機制寫得再細，也繞不開韓國政府內部對路徑的不同理解。統一部提出這些設想之后，韓國外交部長趙顯在記者會上表示，個人認可這些構想的價值，認為是千載難逢的機遇，但同時強調在具體實施路徑上，外交部與統一部存在明顯分歧，并且已向總統傳達并獲得理解。這個表態把一個關鍵現實擺上了桌面：政府內部并不是“目標一致、執行自然一致”，尤其在對朝事務上，如何與外部溝通、如何與盟友協調、如何處理制裁框架下的政策空間，不同部門很容易出現不同側重。

李在明的公開講話也體現了這種平衡：一方面要求外交部積極主動履職，強調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鼓勵統一部保持耐心，盡最大努力培育南北互信，同時明確統一部在相關工作中的核心職責。為了讓分歧不至于變成長期拖累，雙方決定啟動次官級溝通渠道，統一部次官與外交部外交戰略情報本部部長每月舉行磋商會議，實現信息共享。

這個機制并非首次出現，早在2005年鄭東泳首次擔任統一部長官期間就曾以座談會形式運行。時隔約20年重啟，說明兩部門都意識到：分歧不是靠一句配合就能消失的，需要一個常態化渠道去磨合、去對齊節奏，至少先保證信息通，避免各走各路。

在內部協調之外，統一部還設置了一個時間上的緊迫框架。鄭東泳把從現在到明年4月特朗普訪華前的這四個月，視為決定半島和平命運與對朝政策成敗的關鍵時期。這個說法的作用，是把“為什么現在還要提出這些方案”解釋為一種窗口意識：盡管韓朝交流渠道幾近斷絕，局勢仍可能出現變化，統一部希望提前備好可用選項，在環境出現松動時能迅速接上，而不是等到變化來臨再臨時找工具。

統一部同時也承認渠道斷裂的現狀，所以提出要順應局勢變化，為南北交流合作提供創意性支撐。這里的“創意性”并不是空泛口號，更像是把高鐵、通商、觀光這些不同層次的方案并列擺出，形成一個由重到輕、由長期到短期的選項組合，以便根據外部條件調整動作幅度。

說到對朝政策的空間，制裁問題遲早會被拎出來，而“5·24措施”正是韓國國內最具象征性的節點。在非公開工作匯報中，李在明就該措施提出質詢，鄭東泳以事項非公開為由未正面回應，但明確表示“5·24措施已名存實亡”。對于是否推動解除，他把決定點放在時機上，并指出若發布相關聲明將由統一部負責。

“5·24措施”本身是韓國政府為回應2010年“天安艦”爆炸沉沒事件而出臺的制裁政策，涵蓋中斷南北貿易、禁止朝鮮船舶進入韓國海域、禁止韓國公民訪朝及限制與朝鮮民眾接觸等內容。統一部把它提出來，一方面是在回應總統關切，另一方面也在處理一個現實矛盾：國內措施即便調整，能釋放的實際空間仍然有限。因為即便該措施解除，韓國與朝鮮各類機構及個人開展的多數可產生經濟收益的貿易活動，仍受聯合國安理會對朝制裁約束。

也就是說，韓國能動的部分更多體現在自身政策姿態與部分限制的松緊上，而在經濟合作層面，聯合國制裁仍然構成硬邊界。在朝鮮提出“敵對兩國論”并宣布與韓國斷絕關系的背景下，外界對解除“5·24措施”能否有效推動朝鮮回到對話談判桌持質疑態度，也與這種“空間有限、回報不確定”的結構有關。

就在這些硬約束并未消失的情況下，統一部把觀光交流當成一條可以分階段推進的路徑，試圖用較柔性的方式創造互動。統一部規劃了赴朝觀光方案，并選擇朝鮮江原道元山葛麻地區作為落點。該地已建成一座擁有1萬間客房的酒店，規模是金剛山酒店（600間客房）的16倍以上，項目曾被金正恩國務委員長稱為“人民的夙愿工程”，但目前處于停業待運營狀態。

統一部推測，朝鮮當初推進這一項目時大概率將韓國游客納入考量，因此提出先推動海外韓國僑民以個人游形式赴當地觀光，再逐步拓展范圍。為了進一步激活元山葛麻旅游區發展，統一部又構思了南北聯運觀光模式：一方面允許到訪元山葛麻的中國游客入境束草后前往首爾，另一方面為抵達首爾的數百萬中國游客開辟從束草前往元山的觀光通道。

這個設想把中國游客放到中間，是想用第三方客流降低敏感度，同時把旅游動線做成區域循環，但它也把同一個條件再次推到臺前：落地離不開中方的斡旋與協作。

當高鐵、通商、觀光這些方案依次擺出來后，真正決定它們能走多遠的，還是朝鮮體制邏輯與合作方式之間的沖突。朝鮮高度封閉的體制決定了其對外部人員，尤其是來自韓國的大規模進入，長期保持極端審慎乃至排斥態度。

歷史經驗也被用來對照，金剛山旅游項目即便在南北關系相對緩和、政治互信尚存的時期，朝鮮對韓國游客的行動范圍、接觸對象與信息傳播均實施嚴格控制，而一旦政治環境變化，該項目也迅速中斷。放到當前朝鮮更強調體制安全、防范外部影響的背景下，大規模人員進入更容易被視作潛在風險。

于是，統一部提出的“先從海外僑民個人游開始、再逐步拓展”的分階段方案，雖然在操作上更保守，卻仍然繞不開朝方是否愿意打開口子的問題。許多看似可以用技術細節解決的安排，最終都會落到體制安全與政治意愿上，這種結構性約束決定了方案即便寫得很細，也可能停在試探階段。

把這些因素串起來，就能看出統一部這套構想的難處不在于缺少想象力，而在于它所依賴的前提正在變硬。朝鮮重新界定南北關系的性質，削弱了合作項目所需的政治基礎；聯合國制裁壓縮了經濟合作的操作空間；韓國國內又存在部門分歧需要持續協調；而外部斡旋的角色被放在關鍵位置，也意味著方案成敗并不完全掌握在韓國自己手里。

在這種組合條件下，統一部提出高鐵、觀光、通商三條路徑，更像是在為可能出現的局勢變化準備選項，而不是在宣布某個項目即將啟動。可一旦進入執行層面，每一步都必須回答同樣的問題：對方是否配合、如何合規、誰來牽頭、外部協作能到什么程度。只要其中任何一環條件不足，方案就很難從設想走向實際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