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越自衛，他獨自在貓耳洞堅守一年，回來后上級認不出：你是誰？

二零一三年，浙江臺州有個開瑜伽館的老板，大概是覺得自己命太硬了。

這人卷了三十多個會員一共六萬多塊錢預付款跑路，被消協逮住調解的時候，竟然指著負責人的鼻子罵：“你也不打聽打聽我是誰？

信不信讓你飯碗砸了？”

這就叫無知者無畏。

這老板根本不知道，坐在他對面那個看著發際線后移、笑瞇瞇的中年大叔，到底是個什么狠角色。

這位被威脅的消協秘書長叫楊啟良，面對這種能把剛入職的小公務員嚇尿的狠話，他連眼皮都沒抬一下，只淡淡回了一句：“陣地上我也沒退過，現在更不會。”

這話聽著輕飄飄的，但要是把時間軸往回拉個三十年，拉到一九八四年那個腥風血雨的春天，你就知道這幾個字的分量有多重了。

那時候楊啟良才二十出頭，還是個從浙江寧溪大山里走出來的愣頭青。

別人參軍是為了保家衛國，他當初的想法特單純，就是聽說部隊里紅燒肉管夠，背著個帆布包就去了。

但他去的地方，是老山。

那幾年的邊境，根本不是現在電視劇里演的那樣還要談個戀愛，那就是個純粹的絞肉機。

每一寸紅土下面，都埋著鐵銹和骨頭。

很多人以為打仗就是沖鋒號一響大家一擁而上，其實真實的戰場壓抑得讓人想吐。

1984年3月8日，楊啟良作為突擊隊的臨時隊長，帶著12個弟兄去啃那塊最硬的骨頭——166高地。

這活兒說白了就是去送命的“拔釘子”。

對面越軍的機槍眼密得跟馬蜂窩一樣，硬沖就是找死。

楊啟良這人腦子活，路子野，他不跟你玩正規戰術，把隊伍拆成三股，自己帶頭鉆死角，硬是用爆破筒把對面的機槍陣地給炸癱了。

但這只是開胃菜，真正的噩夢在后面。

拿下高地容易，守住難。

越軍的反撲就像發了瘋的野狗，一波接著一波。

到了3月9號晚上，西側防線已經被打爛了，楊啟良守的1號哨位成了孤島。

整整四個小時，這不是戰斗，是單方面的消耗戰。

身邊的戰友一個個倒下去，最后連扔的手榴彈都沒了。

等到越軍第四次像螞蟻一樣爬上來的時候，楊啟良摸了摸彈藥袋，空了。

手里就剩最后幾顆子彈和一把刺刀。

這時候擺在他面前就兩條路：要么舉手投降，要么死。

這哥們兒選了第三條路：同歸于盡。

他抓起步話機，吼出了那句我們在電影《英雄兒女》里聽過無數次、但真正在現實里喊出來需要極大絕望的臺詞：“向我開炮！

別管我，炸死他們！”

那一刻，他其實已經把自己當成個死人了，唯一的念頭就是別給這幫孫子留活路。

也是他命不該絕，后方炮兵反應夠快，一頓火炮覆蓋把敵群炸成了灰。

等到天亮增援部隊沖上來的時候，所有人都傻眼了：楊啟良左腿深可見骨，軍裝炸成了碎布條，渾身是血，但他就像顆釘子一樣，死死釘再哨位上。

你以為這就完了？

更折磨人的還在后頭。

傷好以后，楊啟良接了個更要命的任務：守貓耳洞。

沒去過前線的人根本想象不出那是啥地方。

不到3平米的土坑，常年積水，里面混著爛泥、排泄物、火藥渣子和爛樹葉。

亞熱帶雨季一來，水能漫到胸口。

人在里面不是坐牢，是被“腌制”。

楊啟良在這個坑里，硬生生蹲了一年。

這一年里，最大的敵人不是越軍的冷槍，是爛。

衣服爛光了就光著；皮膚泡在臟水里流膿，動一下都鉆心地疼；沒水喝就拿鋼盔接雨水，還得用紗布把里面的死蚊子和不明漂浮物濾掉。

餓急了，半夜得像野獸一樣爬出去摸野菜，還得防著腳下的地雷。

這就是把人往死里熬。

一個原本壯實的小伙子，最后活活熬成了只有45公斤重的“野人”。

一年后部隊換防，戰友撥開洞口的灌木叢，看到里面蜷縮著一個頭發像亂草、指甲里全是黑泥的枯瘦人影。

當這個“野人”扶著洞壁顫顫巍巍站起來，敬了個標準的軍禮說“高地仍在控制中”時，在場的硬漢子眼淚唰地就下來了。

這就不是個人，這是一塊被爛泥和血水腌透了的界碑。

1996年，帶著一等功勛章和一身傷痛，楊啟良回了老家臺州。

按理說，這種級別的戰斗英雄，找組織要個清閑的職位養老，誰也說不出半個不字。

但他偏不，他選了個最瑣碎、最容易得罪人的活兒：去工商局干消費調解。

從槍林彈雨到雞毛蒜皮，這跨度大得離譜。

但他好像也沒覺得有什么落差，在他看來，老百姓的錢包，也是陣地。

所以回到開頭那一幕，那個瑜伽館老板威脅他要砸他飯碗，簡直就是個笑話。

這人連死人堆都爬出來了，還怕你砸飯碗？

楊啟良拿出了當年偵察敵情的勁頭，為了那三十個消費者的六萬塊錢，他連續蹲守了三天，硬是用一套“連環賬”把商家的資金流向查了個底掉。

最后逼得那個囂張的老板不得不把吞進去的錢吐出來。

這事兒在臺州轟動一時，大家送了他個外號叫“鐵賬本”。

他在任那些年，經手處理了259起投訴，每一筆賬都算得清清楚楚。

有人勸他差不多得了，別太較真，容易得罪人。

他總是笑笑不說話，但在心里，那個守著貓耳洞的士兵從來就沒退伍過。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很難理解這種軸勁兒。

這不就是現在的“打工人”思維嗎？

拿多少錢干多少活。

但對楊啟良來說，這不是工作，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堅守。

二零二一年，這個倔老頭還在臺州生活著。

那一年他快六十了，腿上的傷疤遇上陰雨天還是會疼，除此之外，他和早起去公園晨練的大爺沒什么兩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