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七年第一，廣東為什么最能生

夫婦A：相識半年就租房結婚，隨后又在租房狀態下迎來孩子。在丈夫享受人才政策之前，主要靠妻子養家。

夫婦B：丈夫高位買房上車，有房有貸，妻子從國企裸辭之后，孩子在計劃之外地來了，他們平靜地接納了這個小生命。

夫婦C：買房結婚，公積金覆蓋房貸，因此相對沒有后顧之憂，順勢推進了“造人”計劃。

或理性或率性，這三對來自外省的夫婦，都在過去1年里、在廣州迎來了自己的寶寶。

旁人眼中，夫婦A和夫婦B都承擔了不小的現實壓力，但他們和夫婦C一樣，加入了廣東的生育大軍——2024年，廣東全年出生人口113.3萬人，出生率8.89‰，連續5年成為唯一出生人口超100萬的省份，連續7年成為第一生育大省。

三個樣本當然無法充分解釋“生育率走低的大背景下，廣東為什么還能保持相對旺盛的生育力”的命題，但他們卻提示了許多線索，指向廣東出生率連續領跑背后，隱藏在人口結構、就業市場與社會支持體系中的關鍵要素。

在對比當中，廣東的特殊之處在于：如果生育主要是“錢的問題”，那為何同樣經濟發達、就業機會也多的地區生育率一路下探，而廣東卻相對平緩？

年輕人何以在廣東

夫婦A、B、C都30歲出頭，來自外省，因為就業來到了廣州，也在這里戀愛、結婚、生子。這些特征指向利好廣東出生率的一大條件：廣東吸引了大量年輕的外來人口。

廣東省社科院社會學與人口學研究所所長鄧智平告訴南風窗，廣東歷來是人口流入大省，流入人口多是年輕人，而年輕人是生育的主力軍，數十年的積累，使得“廣東的人口年齡結構相對全國水平偏年輕，更有利于生育”。

數據佐證了這一點。《2024年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廣東16—59歲常住人口為8484萬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66.38%，比全國水平高5個百分點。

《2024年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若對比上海，這個差異更加明顯。2024年末，上海常住人口中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約為37.6%，而廣東僅為14.86%——出生率計算的是出生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老齡人口抬高了分母，自然拉低了上海的出生率。

但廣東與上海的可比性不高，因為上海是單一超大城市，人口規模、人口結構、城市格局和一省的廣東相比，差異過大。相比之下，浙江與廣東都是經濟強省、民營經濟發達、外來人口眾多、城鎮化水平相當，更適合橫向觀察。

雖然浙江的老齡人口比例也比廣東高不少，但判斷生育狀況，不能只看出生率，還要看另一個更關鍵的指標：生育率（或稱總和生育率）。

生育率和出生率僅一字之差，但計算方式完全不同，而總和生育率的一大好處是，可以排除老齡化人口的干擾，因為它計算的是，每位婦女在育齡期間平均生育的子女數量——它的理想值是2.1，意味著每位婦女愿意生2.1個孩子，這是可以完成人口世代更替的生育水平。

總和生育率的數據公開得少，最近一次集中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全國總和生育率是1.3。以此為基準，粵浙兩省差異明顯：廣東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從2000年的0.94上升到2010年的1.06，再回升到2020年的1.36；浙江則從2000年的1.04下降到2010年的1.01，2020年回升到1.04——廣東的育齡女性整體上比浙江的女性更愿意生孩子。

在這個對照組里，人口年齡結構的解釋力會被削弱。多年來，廣東和浙江分列跨省流入人口Top2，“七普”中，廣東和浙江在22—35歲青年人口——通常被認為是生育年齡黃金期——比例大致相當（約75%），甚至浙江略高近1%，但無論總和生育率還是出生率，都和常住人口基數2倍于浙江的廣東拉開了差距。

同樣擁有大量年輕流動人口，為何廣東能保持更強的生育動力？

光靠少量高收入群體無法支撐一個省的穩定出生率，關鍵是讓不同收入層次的人都能在這里扎下根來，而不是成為“候鳥式”的務工者。

不妨著眼于廣東的城市群結構，這是個層次分明、一體化程度尤其高的省份。

據廣州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2024年廣州市交通發展年度報告》，大灣區9市間跨城通勤人口總量128.6萬人，以廣佛、深莞為典型，一張廣東省城際日出行熱力圖，體現出廣東內部各地市之間的交互強度——而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跨城通勤人數在《2024長三角城市跨城通勤年度報告》的統計里接近3.5萬人——相比之下，廣東內部的城際通勤交互更為活躍和通暢。哪怕僅從夜晚燈光看區域一體化發展，廣東也更早打破行政邊界的硬性切割，趨近于“連成一體”。

《2024年廣州市交通發展年度報告》顯示2024年廣東省城市出行情況

不同職業、收入或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年輕人，既可以去廣州、深圳尋找更高的服務業機會，也可以在佛山、東莞找到穩定的制造業崗位，還能外溢到更松弛的惠州、中山，還有“工作在廣州或深圳，住在佛山或東莞”的跨城組合。

這種緊密又有層次的城市群結構，提供了更多扎根選項，奠定了廣東一貫“包容”的地區性格，這對年輕人在廣東扎根、成家生子意義重大。

生育成本與緩沖空間

在公共討論里，生育往往被簡單地歸結為“成本高、負擔重”。

當然這很有說服力。《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4》給出一筆直觀的賬：中國家庭把孩子養到17歲，平均成本約為54萬元；上海最貴，這個數字超過100萬元，北京接近94萬元，浙江第三，要85萬元，而廣東排在第五位，是71萬。

《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4》不同地區把孩子養到17歲的平均養育成本

生娃不只是錢的問題，還有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包括：休產假、看護和接送孩子的時間、輔導作業的時間、增加的家務時間，以及女性職場晉升空間、個人生活自由度。

生育成本高、負擔重的現象在全世界普遍存在，且往往經濟越發達、生活成本越高、育兒要求越高的地區，生育率越低。所以，同樣是大城市集聚，上海總和生育率只有0.74；同樣年輕人擁入，杭州的總和生育率也只有0.96；同樣被認為宗族觀念強的福建，總和生育率也低于1.3的全國平均水平。

“生育率下降，是一個自然普遍的趨勢，我們廣東也不是說很高（1.36），只是相對全國高一點，降得慢一點。”鄧智平說。

事實上，房貸壓力、教育焦慮、高生育成本，這些廣東也不能幸免，卻沒有和江浙滬閩一樣拉低平均數。

值得一提的刻板印象是，人們常說廣東潮汕地區“多子多福”的觀念濃厚，但從七普數據看，廣東省內各地市總和生育率里，潮汕地區其實處在中下游，僅略高于1.36的廣東省平均水平，而廣州、深圳、東莞則低于1.36，是省內洼地；倒是城鎮化率靠后的湛江和茂名高居首位，達到了2.1以上的人口更替水平，呈現明顯的梯度。

廣東省內的地區差異引入了一個新的生育變量：城鎮化進程。從全國范圍來看，出生率、總和生育率都高的地區，主要是云南、貴州、青海等西部省份，這些地區同樣城鎮化進程相對緩慢。

當我們引入同為東亞低生育率典型的日本（1.2）和韓國（0.72）時，鄧智平給出了這樣一個認識：“東亞國家普遍城鎮化集中，韓國都集中在首爾，日本都集中在東京，按照經濟學的說法，集中后規模大，分工越細，效率越高，但是太集中，人的競爭壓力會很大，對生育來說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影響生育的因素本就復雜多元，廣東的啟發也不是“逆轉趨勢”，而是在大趨勢下降的背景下，如何讓“不生”降得慢一點，讓年輕家庭在承擔選擇時有更多緩沖與余地。

過去兩年，各地紛紛上馬育兒補貼，但實際經驗反復提醒：補貼挺好，卻不是最關鍵的。對普通家庭來說，真正影響能否生、敢不敢生的，是更底層的條件——能落下腳的戶籍、能承受的房子、能進入的教育。

圖/陳憂子

廣州取消積分落戶名額限制，降低學歷門檻，讓更多普通勞動者能夠真正成為城市居民；義務教育“以流入地為主、以公辦為主”的原則逐步落地。2022年，廣東省隨遷子女入讀公辦學校的比例就提升至85%以上，并通過普惠性民辦學校補位，為外來人口家庭提供更多選擇。

鄧智平告訴南風窗，廣東同時在推進普惠性的0～3歲托育、3～6歲托幼體系；推保障性住房、延長生育假、擴大生育個稅專項附加扣除、發放育兒補貼等，都是想讓“生養教”的綜合成本以普通家庭能夠承受的方式降下來。

生育當然包含理性的計算：錢從哪里來、時間怎么分、教育卷不卷、職業會不會受影響。但它也關乎自然本能、社會時鐘、情感需要。而夫婦B、C在談到自己為什么愿意生時，都把那些復雜的衡量歸結為一個樸素感受——看得見機會，感受到空間，壓力沒有大到令人喘不過氣，最終拿出了勇氣和行動。

打破定式

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2020年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降至1.3，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也低于1.5的警戒線。一段時間以來，“低生育率陷阱”成為社會焦慮的來源。

鄧智平對南風窗解釋，從全球人口變遷規律看，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都會經歷“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轉型，而“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意味著長期人口會減少，但以中國目前14億人口的體量，這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更直觀的挑戰是中期壓力：勞動力供給收縮會推高延遲退休需求；社保繳費者減少、領取者增加，養老金平衡承壓；人口結構老齡化也會影響整體消費能力。

《一切如你》劇照

一些觀點正是基于這一邏輯，把低生育率視為“陷阱”，擔心總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后難以回升，而人口紅利衰減，經濟和社會將難以承受。

然而，新的研究正在挑戰“人口決定論”和對“人口紅利”的路徑依賴。

國際人口學家Wolfgang Lutz認為，不僅在中國，甚至在全世界范圍內，對人口老齡化的擔憂實際上都建立在一些過分簡單、甚至不合時宜的假設上。

他認為，如果把教育水平、女性勞動參與率、勞動生產率等因素納入模型，低生育率并不必然導致經濟停滯、制約發展。不斷上升的教育水平，可以抵消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基于歐洲的研究證明，在高教育水平下，“適度生育率”并不需要達到2.1，通常在1.4—1.6之間——這有力地回應了那些認為“讀書無用”“受教育耽誤生育”的危險想法。

經濟學家蔡昉也在《人口負增長時代》一書中寫道：“經濟增長表現會受人口轉變因素的影響，或正面或負面，然而人口發展趨勢的變化并不是宿命或極限，不應該成為經濟增長的終極決定因素……只要具備恰當的經濟體制和機制，對資源和要素進行有效的配置，就能夠克服不利的人口因素干擾，實現良好的經濟增長表現。”

他們的觀點都表明，陷阱不是由生育率決定，而是由制度與社會環境決定。

2023年，廣東省婦幼保健院，產婦在生產前做瑜伽操 / 陳憂子 攝

2023年中央對人口形勢的判斷也印證了這一點：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道路，人口轉變速度快，人口減少來得早，但總體上是符合世界現代化發展一般規律的。

人口減少的影響利弊并存，一方面會帶來勞動力減少、消費投資動能下降，另一方面也會減輕資源環境壓力，倒逼經濟從粗放擴張轉向高質量發展。

“人口紅利不僅與人口數量和結構有關，更與人口素質、經濟政策及配套措施有關。”中央對人口工作的要求，也從“調節數量為主”向“提升素質、穩定總量、優化結構、暢通流動”轉變——這意味著，真正需要突破的不是生育率，而是制度環境。

為說明制度和環境的實際影響力，這里再引入一組國際對照。作為歐美國家的代表，2024年，法國的總和生育率是1.62，美國是1.6；而同為發達國家的日本和韓國，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2和0.72——出乎意料的是，高度發達的歐美沒那么低，倒是后進的東亞國家尤其低。

鄧智平分享了他的歐亞分化觀察，既關乎文化差異，也關乎社會競爭壓力。

西方的“第二次人口轉變”帶來了更普遍的非婚生育。美國CDC數據顯示，2023年非婚生子女占總生育數的四成；法國這一比例更高。而東亞強調婚內生育，使得生育與結婚深度捆綁，客觀提高了門檻，而當婚姻推遲，生育自然推后。

其次是競爭壓力。東亞國家普遍社會節奏快、競爭壓力大、休閑時間少。相比之下，歐美福利制度完善、休假制度健全、競爭壓力相對溫和，能更好地為家庭留出生活的余量。分化背后也源于經濟結構差異，歐美通過科技專利掙得高附加值，人和工作捆綁沒那么緊密，可以更松弛而有彈性地工作和生活。

《外出》劇照

鄧智平解釋，凡此種種意味著，中國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前移”，從戀愛、成家、住房到就業、托育、教育，形成全流程、全周期支持，而不能只在“生孩子這一環”下功夫補貼。

中國的人口戰略正在從“調節數量”轉向“提升素質、穩定總量、優化結構、暢通流動”，決定我們能否平穩著陸的不是生育率數字，而是社會能否讓年輕人不再被壓力擠得后退，能否在制度上提供更多的服務與保障，以及我們能否在結構變化中重新理解并創造新的“人口紅利”。

一個環境是否對生育友好，不完全是由補貼多少決定，也看壓力是否可承受、風險是否可控。廣東的經驗并不在于成本多低，而在于年輕人真實感受到：哪怕有壓力，仍然能往前走。

本文首發于《南風窗》雜志第25期

作者 |施晶晶

編輯 | 何承波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阿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