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丑小鴨，觀察“問題學生”和他們的家長

落地云南昆明長水機場后，沿東南方向行駛70余公里，就能抵達常住人口數不足40萬的云南宜良縣。繼續向遠離縣城的方向行進，隨著海拔不斷升高，連綿不斷的農田和森林映入眼簾。昆明丑小鴨中學（下稱“丑小鴨中學”）就坐落在這片森林中的某個村莊中。

村莊里的年輕人大多已定居縣城或外出務工，村里唯一的小學早在2020年就宣告關停。直到去年，出村的路還是一條坑坑洼洼的泥巴路；如今想要進城，要么自駕，要么步行約3公里后再搭乘公交。

這條進村的路，數百名被貼上“問題學生”標簽的孩子都曾走過。每一個進入丑小鴨中學的學生，都被定義過各式各樣的“問題”：叛逆、厭學、抑郁、沉迷游戲等。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被父母“威逼利誘”送來這里。

許多家長將孩子送到學校后，總會補上一句：“我實在管不了了，你們幫我管吧”。

自2011年創辦以來，丑小鴨中學已累計招收過3000余名“問題學生”。他們來自全國各地，且以一線城市居多。學校每學期（約5個月）收費約4萬元，暑假還會開辦2至4周的夏令營。目前，學校共有初中三個年級，在校生80余人。

家長不遠千里、花費重金送孩子來丑小鴨中學，目的很簡單：把“問題孩子”送進來，半年或一年后，再從學校接回一個“沒問題”的孩子。

被送來的學生

今年十月國慶假期，12歲的杜林因被父母認為“無法處理好同學關系、不討老師喜歡”，被以“拜訪朋友”的名義哄騙進了丑小鴨中學。

在學校分別時，杜林都沒有意識到自己會被單獨留下，還像過年走親戚般玩著手機，等著父母和陌生人聊完。緊接著，父母收走了他的手機。告訴他要留在這里上學。在他的哭鬧聲中，父母驅車離去。

據當時接待杜林的學校生活老師向國躍回憶，杜林是初一年級里個子最矮小的孩子，剛來的第一天，他不會獨立洗頭、洗衣服，生活難以自理；來學校第一個月，幾乎每天都要哭一次。

在學校里，杜林的更多“問題”逐漸顯現：性格固執、喜歡斤斤計較；做任何事都十分拖沓，即便第一個進食堂，也基本是最后一批吃完飯的；不合群，不愿和同學一起洗澡、洗衣服；還不時會做一些被認為“女性化”的動作。沒人哄的時候，他能哭一整個上午。

12月上旬，杜林的父母第一次返校看他，還私下向老師表達了“希望改變孩子‘女性化’性格”的想法。那天，恰逢杜林12歲生日。

在向國躍眼中，杜林算不上真正的“問題孩子”：“這孩子其實特別討大人喜歡，說話溫柔，又懂禮貌，他只是個缺乏安全感的孩子。”

杜林的經歷，只是丑小鴨中學“問題”孩子的冰山一角。在父母眼里，更多孩子的共性問題是“厭學”。相當一部分孩子轉學來丑小鴨中學之前，曾就讀于所在地的名校，且學習成績優異。

10月底，在宜良縣舉行的一場青少年心理安全論壇上，丑小鴨中學學生藝馨就講述了自己的厭學經歷。她曾是一名頂尖學生，一次發高燒后，發現生病可以成為逃離學校巨大壓力的理由，此后便多次“讓”自己發高燒逃避上課——這是一種抑郁癥的軀體化反應，一到特定地點，身體就會應激般難受。

藝馨說，“必須幫班級拿第一”的期待讓她不堪重負，而發燒在家，意味著可以暫時拋開所有壓力與期盼，獲得片刻安寧。

12月9日下午5點，正值學校的運動課，學生們從教學樓魚貫而出，在操場上三五成群地嬉笑打鬧。丑小鴨中學校長詹大年遠遠地看著孩子，像“點兵點將”般，講述著這些孩子曾遇到的問題：“那個正在打球的孩子，天生記憶力差，父親是縣級干部。他總是被父親指責不喜歡學習、干啥啥不會。言辭激烈時，孩子會和父母打架。孩子曾跟學校生活老師坦言，每天都活在恐懼里，擔心隨時會被父親打罵。”

“那個長頭發、長相帥氣的男生，平時喜歡跳女團舞，喜歡和女孩子一起玩，性格也比較柔和。昨天他的母親還問我：‘孩子總喜歡和女孩子玩，該怎么辦？’”

“正在玩輪滑的男生，很有藝術天賦，喜歡唱歌、彈吉他和演奏鋼琴曲，也樂意在學校的各種活動中做才藝表演。但他父親在檢察院工作，性格嚴肅，一心想讓他走學術路線。所以他只要和父親單獨相處，就渾身不自在。”

詹大年說，當孩子們嬉笑打鬧時，完全是小孩模樣，根本看不出所謂的“問題”。“學校里很多孩子的父母，都是從貧困的地區考上大學、站穩腳跟的。他們會下意識地按自己的成長規律和曾經的成績，去規劃孩子的人生。”

學校成立14年，向國躍見過形形色色的家長：有家長在除夕夜把孩子送到學校，直言“實在管不了”；除了哄騙，還有家長希望學校派人把孩子強制帶走，甚至提前恐嚇孩子“不聽話就送去矯正學校”；孩子入學后，部分家長仍然會頻繁在線指導“老師該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

此前，一位家長直白地追問詹大年：“我把孩子騙到你們學校，他從學校出來后會不會恨得想殺我？”

田進拍攝

“問題”的變化

2011年，17歲的向國躍從中專警校畢業后，就來到丑小鴨中學擔任生活老師，一干就是14年。向國躍說，2020年之前，學生的問題多集中在行為層面：叛逆、打架、逃學、沉迷網絡游戲；2020年之后，抑郁、焦慮的學生比例大幅上升。

此前，清華大學積極心理中心團隊曾開展一項歷時四年、覆蓋42萬名青少年的追蹤研究，結果顯示，16.4%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風險，其中4.7%屬于重度抑郁風險群體。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也表明，自殺是15—29歲人群的第三大死因。

近年來，政策層面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關注度持續提升。今年10月，教育部發布《進一步加強中小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條措施》，明確提出要提高對學生心理行為偏常的識別和早期干預能力等舉措。

向國躍觀察到一個明顯變化：近幾年的新生中，出現了不少常年戴著帽子、口罩的孩子，他們能一整天不與人交流；還有些孩子的手臂上有明顯的自傷痕跡。“而且抑郁的孩子情緒波動特別大，前一秒還活潑開朗，下一秒可能就以頭疼為由，拒絕參加任何活動。”

據詹大年預估，學校約70%的新生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或雙相情感障礙。

向國躍坦言，生活老師需要隨時安慰情緒低落的孩子，這讓他們承受著不小的壓力：“別看我們平時嘻嘻哈哈，包括我在內，已經記不清偷偷哭了多少次。”

在行為層面，學校里的孩子也常和老師“斗智斗勇”。

建校14年間，曾有不少高學歷教師懷揣著對學校的美好向往，不顧薪資偏低來這里任教，但現實與理想的落差讓他們大多很快就離開了。向國躍觀察到，這些老師習慣了“優質學生教育模式”，而丑小鴨中學里的孩子本就厭學，這種教學方式與課堂氛圍格格不入，課堂上幾乎無人聽課，導致老師們缺乏成就感。

2018年之前，向國躍每年都會遇到一兩個學生翻墻擅自離校的情況。每當這時，生活老師們就得沿著進城的各條道路去尋找。

他發現，行為問題較嚴重的孩子，往往是過早接觸成年社會、比較早熟的。如果學校的思想引導工作沒做到位，他們就容易擅自離校。學校創辦初期，向國躍幾乎每個月都會和學生發生一次沖突。

2012年前后，他曾撞見一個學生在廁所抽煙，要求對方上繳打火機和香煙，遭到拒絕后，就讓這個學生在運動課上跑圈懲罰，還試圖用皮帶抽腿以示警告。學生當場反抗，他的同學也想上前幫忙。

后來在學校領導的干預下，沖突變成了向國躍與該學生的“一對一”單挑，學生兩次被制伏在地，最終哭著認輸。

沖突發生當天午休，向國躍擔心學生報復，全程沒敢睡。當天下午，他主動向這個學生道歉。沒想到，兩人后來冰釋前嫌，學生還教會了他彈吉他。如今，這名學生已大學畢業，兩人依舊保持著聯系。

詹大年、向國躍等老師均表示，隨著教育理念日趨成熟，目前學校已明確禁止體罰學生。近兩年來，再也沒有發生過學生擅自離校的情況。

學校的教育

12月8日，丑小鴨中學舉辦了一年一度的文化藝術節。活動當天，學生們互相幫忙裝扮，輪流上臺表演，彈吉他、輪滑、武術等十余個節目，從內容策劃到服裝搭配，全由學生自主決定。

詹大年說，丑小鴨中學的核心特點，是給予學生充分的自主空間。無論活動大小，都盡量讓學生自主決策，目的是幫他們找到自身優勢，培養自我認同感，減少外界標簽帶來的心理影響。

操場一側，學生們把廢棄運動鞋綁在樹干上，在鞋里種上了多肉；圖書架上貼滿了學生手工制作的各色小飾品；宿舍墻壁也被自創涂鴉全覆蓋。

田進拍攝

在校規方面，學校對學生的發型、指甲、校服穿著均無要求；圖書借閱不需要登記，館藏書籍中包含大量動漫、小說；每天設置6節文化課和3節活動課，活動課以學習軍體拳、體育鍛煉為主；每周還有兩節晚自習為iPad自由上網時間，但需用相應積分兌換。

2025年上半年，學校開始對所有學生實行積分制。積分可兌換臺球桌使用權、iPad自由使用權，甚至是跟隨老師進城游玩的機會；而積分需要通過按時完成作業、保持寢室內務良好等表現獲取。若違反校規，比如打架，就會被扣分并接受相應處罰，包括罰跑步、當周禁止給家里打電話等。“積分制實行后，我們發現孩子們都特別看重積分。”詹大年說。

這所學校也有一些“硬性規矩”：沒有洗衣機，所有學生必須手洗衣服；起床后要把被子疊成“豆腐塊”，學生會每天檢查寢室內務并評分；周末若無老師或家長陪同，學生不得外出；早餐時間推遲到9點，白天學生可在校園內下棋、打牌、聊天、看書等。

學校的十位生活老師，每天都身著全套迷彩服，每間宿舍配備一名生活老師，與學生同吃同住，負責除文化課之外的所有校園活動。

學生入學首月，學校通常建議家長不要聯系孩子。從次月開始，學生可使用老師的手機與家人通話，或在晚自習上網時間與家人聯系。

向國躍說，自己小時候也是別人眼中的“問題學生”：成績差，還經常打架。有一次和同學打架后，他被學校政教處主任抓到辦公室痛打一頓，疼得站不起來，回家后也不敢告訴父母。

詹大年說：“雖然我辦丑小鴨中學的目的就是最終要讓這所學校不存在。但是我相信，只要應試教育存在，丑小鴨中學就一定會繼續有市場需求。”

|對話|

經濟觀察報：現在很多地方在學習“衡水模式”，你如何看待這種教育理念？

詹大年：我非常討厭這類學校。如果一所學校中，早晨6點孩子就需要在操場上跑步、背書、因為成績焦慮吃不下飯，周圍所有人只關注孩子的成績，這就不是做教育。我也不能理解竟然會有家長想把孩子送到這類學校，這不符合人性。

即使學校承諾我，孩子進入衡水中學三年就能成為高考狀元，我也不愿意送他去，我寧愿讓他快樂地度過三年高中。

經濟觀察報：你對自己的孩子有成績要求嗎？

詹大年：沒有，問都不問、看都不看。我也從來不參與作業輔導或找老師溝通。

經濟觀察報：在你看來，何為“問題學生”？

詹大年：這世上沒有“問題學生”，有問題的是其他事情。如果孩子成績差，老師、同學會認為他是“問題學生”；如果孩子不聽從父母的管教，父母會認為他是“問題孩子”。

經濟觀察報：沉迷于手機游戲的學生是“問題學生”嗎？

詹大年：如今家長都離不開手機，孩子為什么不能玩？如果一個孩子的師生關系不佳，也不討父母喜歡，他就只能通過玩手機來搭建社會關系。在游戲里，他們可以盡情宣泄情緒、獲得滿足感。如果再禁止他玩手機，可能他會直接想不開。

經濟觀察報：但丑小鴨中學也禁止學生帶手機入校？

詹大年：孩子玩手機的一個缺點是自控力較弱，容易通宵玩手機，因此我們必須禁止手機入校。但學校每周會抽出兩天的最后一節晚自習時間給學生自由玩平板電腦。

經濟觀察報：給予孩子充分的學習自主權，會造成孩子不愿學嗎？

詹大年：放孩子出門玩，并不會影響他的智商、情商。我們常常假設孩子經常出門玩、不加班加點完成作業，就等于沒有好的成績。但需要意識到，除了“認真學習且學習好、不認真學習且學習不好”這兩類孩子，還有大量“學習很認真但成績依舊不好”的孩子。在愉悅的狀態下，個人學習和創造反而更有效果。

經濟觀察報：作為湖南人，你認為丑小鴨中學的教育模式和綜藝節目《變形計》有何區別？

詹大年：《變形計》中的很多方式違反了教育的基本常識，不可能有學生因此被改造成功。將家境優渥的“問題孩子”強行帶到偏僻的農村地區，住宿、飲食一言難盡，孩子會很難適應。其次，這個孩子未來也不在農村生活。教育只需發展每個孩子的獨特個性，為何一定要讓他吃苦？

經濟觀察報：家長會期望學校用五個月時間把孩子改造好，你如何看待這樣的行為？

詹大年：很多家長都是如此。其實，我很反感“改造”這個詞，我也很少提“改變”這個概念。對孩子來說，特別是對被傷害過的孩子來說，首先要保護他們。但改造孩子不是修理機器，我們不會向家長保證百分百將孩子改造完美。我們會告知家長，改造孩子需要建立在尊重孩子的性格和興趣愛好的基礎上。如果父母接受不了，就需要做好承受痛苦的準備。

經濟觀察報：丑小鴨中學的學生通常在半年或一年后，就回到原來的學習、生活環境，他們會出現哪些變化？

詹大年：剛進丑小鴨中學的孩子，除了厭學，最大的問題是不能自主生活，這才是最可怕的。我們會提高孩子的自我認同感，讓他的生活步入正軌。很多孩子回去后，親子關系得到了改善。但如果家長對待孩子的方式不做出改變，孩子未來可能還是會出問題。

經濟觀察報：近幾年，你經常在教育論壇分享丑小鴨中學教育理念，會擔心“翻車”嗎？

詹大年：我時刻準備“翻車”。“翻車”的原因可能是別人故意找茬，也可能是自己或學校犯錯，這都很正常。即使“翻車”，我也不會向外界解釋或求得別人理解。到了我這個年齡（63歲），如果還需要別人去理解，那就是沒長大。

經濟觀察報：丑小鴨中學的生活教師（教官）大多畢業于中專警校，學校如何監管生活老師的體罰尺度？

詹大年：學校不會去監管，因為他們不會動手。不體罰孩子是教師的底線，但我們在招生宣傳中不會特意提及。這就像結婚當天，丈夫不會對妻子的父母承諾絕不家暴，因為這是底線，不需要額外說出來。

經濟觀察報：你一年三分之一時間都在外參加各種教育分享會，一年至少飛行100次，這會影響學校的教育管理嗎？

詹大年：沒有什么影響。丑小鴨中學的老師們多年來都很少流動，他們在做學生工作方面比我強。我現在基本不參與行政管理，也沒有具體的上課任務，只需要時不時進課堂與學生溝通，以及上一些示范課。

（應采訪者要求，文中杜林、藝馨系化名）

（作者 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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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進

大國資新聞部記者 關注宏觀經濟以及人社部相關產業政策。擅長細節深度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