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敵特入境被捕，專案組提出做逆向工作，周總理批示：不妨一試

之前我們聊69年陜西寶雞破獲的一起蘇聯間諜案，文章最后提到了1977年拍攝并上映的一部電影《熊跡》。

事實上，《熊跡》這部電影本身也是根據我國破獲的一起蘇聯間諜案改編來的。這起間諜案就是有名的“李洪樞間諜案”

《熊跡》這部電影的劇本創作出來后，是由當時公安部作家王文林親手改編的，而王文林則在1974年給《人民日報》寫過一個通訊稿，專門介紹公安人員破獲克格勃一手制造的“李洪樞案”。

不過，基于保密的原則，當時這篇通訊稿只是簡單的介紹了一些情況，其中深層次的破案經過則諱莫如深，而且這些案件的細節在當時時刻意采用了隱晦的表達方式。

比如，李洪樞本人被捕其實是在1972年，而不是1974年。

那么，李洪樞間諜案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情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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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后，中蘇關系不斷惡化，1969年中蘇爆發了珍寶島戰役，雙方關系進一步地惡化。

與此同時，蘇聯情報部門為了了解中國的情況，向中國派出了不少間諜，由于之前蘇聯情報部門從來自中國的一部分偷渡人員中獲取過我國有關情報，因此他們向中國派出的特務，多數也是從中國偷渡到蘇聯的那一批人。

之前我們提到過的王常玉，就是其中之一。

王常玉潛入中國之前，就接受過蘇聯情報部門的學習訓練，使之掌握一定的間諜技能，如收發報、射擊、格斗等，并且針對他們離開中國時間比較長的特點，還有針對性的讓他們閱讀《人民日報》等一些書刊報紙。

李洪樞的情況，與王常玉差不多。

1972年6月，我國新疆邊防部隊在一次巡邏過程中，在國境線我方一側發現了一個剛被吃完的食品空罐，立刻引起了我公安機關高度重視。

考慮到當時中蘇關系的緊張程度，公安機關判斷這可能是非法入境的蘇聯間諜留下來的，而這個人很可能已經成功潛入。

案子上報后，引起公安部高度重視，并立即向全國各個公安機構下發了協查通報，要求各方面注意潛入的蘇聯間諜。

協查通報下達后，果然收獲了奇效。

同年6月29日，公安機關在黑龍江寧安縣抓獲了一名可疑分子，經過審訊后，得知此人名叫李洪樞，黑龍江雙鴨山人。

李洪樞一開始十分抗拒，后來才在公安機關審訊下交代了情況。

按照李洪樞的說法，他是1967年4月“叛逃”到蘇聯的，當時是為了探親，因為他的哥哥嫂嫂侄子早年就是偷越邊境到了蘇聯。大約是1970年左右，他游蕩到了莫斯科附近。

不久之后，李洪樞就被蘇聯的情報機關給盯上了。

之前我們講王常玉案時，就已經介紹過這種流程，李洪樞在這一點上和王常玉差不多，他們兩人在蘇聯都有親屬。李洪樞后來被捕之后拒不交代，也是因為他有親屬在蘇聯，蘇聯情報機構以他們親人的性命相要挾。

李洪樞在蘇聯接受了兩年間諜培訓。

1972年6月5日，李洪樞被蘇聯送至新疆中蘇邊境，他從布爾津偷渡入境，而邊防部隊在邊境線上發現的那個罐頭盒，其實就是他的杰作。

不過，李洪樞唯一沒有想到的就是，自己才入境20來天，就會被我公安機關注意并抓捕。李洪樞自己也沒想到，當時我國的公安機關已經考慮到，要經李洪樞之手對蘇聯做逆向的情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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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樞從潛入到被捕，前后僅有20天（甚至還不如王常玉）蘇聯方面其實也沒有想到，李洪樞會這么快被捕。

無形之中，這也為我們操作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當時，中央對李洪樞案十分重視，周總理甚至親自出面指揮，時任公安部部長李震任專案組組長。

不過，李洪樞一開始并不愿意配合，甚至對專案組提出“戴罪立功”的辦法也嗤之以鼻，因為他根本就不承認自己犯罪，又何來“戴罪立功”。

專案組辦案人員并沒有急躁，而是通過感化教育，耐心的勸說李洪樞，并同他生活在一起，從他日常生活關照他，陪他一起吃、一起玩兒。

慢慢的，李洪樞不再抗拒，而是陸續交代了自己的情況，并表示愿意配合我公安機關從事反間諜工作。

圖|左面是蘇聯的情報人員，右面是李洪樞

專案組當時定了個計劃上報中央，為了讓李洪樞充分獲得蘇聯的意見，為他提供一部分真實的情報到蘇聯，當然這部分真實的情報也是有針對性的，比如某某的職務任命，本來應該登報公示，但專案組通過李洪樞提前三天告知蘇聯。

大部分提供給蘇聯的情報，都是虛虛實實，真假參半。對我方當然是沒什么影響，但卻能令蘇聯情報機構加大對李洪樞的重視。

報告遞上去以后，中央有關領導人都陸續在報告上批示，最后遞到周總理手中，周總理最后在報告上批了一句話：

“不妨一試。”

有了周總理的批示，專案組也安心了不少，為此還專門制定了一個詳細的計劃。

為了營造李洪樞仍然在自由活動的假象，專案組故意在北京將這些假情報傳遞出去，但卻帶著李洪樞直奔中蘇邊境的甘南縣，因為根據李洪樞的供述，這是他與蘇聯方面約定的接頭地點。

當時有人提出反對，認為貿然押送李洪樞去甘南縣太危險，畢竟甘南距離蘇聯并不遠，而且李洪樞本人也很不老實，萬一看管不嚴，逃了怎么辦？

專案組就此事專門進行了討論，最終還是決定，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去甘南一路上都十分順利，李洪樞也順利與蘇聯方面情報機構接上了頭，蘇聯情報機構告訴他，給他安排的電臺以及活動經費已經放在了北京香山某地。

一行人從甘南返回后，順利的在香山某地起獲了一個水泥匣子，打開一看，里面是一部電臺以及1000元活動經費。

甘南一行大獲成功，令專案組十分興奮。

不料就在這個時候，專案組一個疏忽大意，李洪樞竟然逃走了，可見他從一開始還是沒有信任專案組。

李洪樞逃走后，曾給蘇聯駐中國大使館打過一個求救電話，但意外的是，李洪樞的這個求救電話并沒有引起蘇聯方面重視。

幾天之后，李洪樞在市郊一處田地偷挖紅薯吃，被當地的老鄉直接逮住扭送派出所。一直到第二次被捕，李洪樞都沒有交代過自己給蘇聯大使館打過電話的情況。

專案組對李洪樞進行了極其嚴厲的批評教育，并加強了對他的看管，李洪樞這才放棄了原來的打算，詳細的交代了自己的情況，開始配合專案組工作。

李洪樞逐漸獲得蘇聯情報機構信任后，蘇聯方面也不斷給他指示。

1974年某天，蘇聯情報機構通知李洪樞，請他在1974年1月15日晚8點半，在北京東郊西壩河橋下等候接頭，接頭人將送給他新的電臺、密碼、密寫工具、手槍、聯絡時間表以及活動經費等。

專案組就此事上報周總理，周總理批示：

“可以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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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組接到命令后，立刻提前布置，并派人暗中偵查西壩河周邊情況。

考慮到萬無一失，專案組將所有的破案力量分成了三個包圍圈，最外圍的是第一包圍圈，是由民警和部分朝陽群眾組織的保衛力量，中間的第二包圍圈則是參與此案的偵查人員，最內層的第三包圈是全部由衛戍部隊組成。

到了1974年1月15日當天，專案組進行了周密的準備，并對周邊零星的幾戶人家也進行了控制，還把農戶家里養的狗灌醉了，塞到床底下，確保抓捕行動萬無一失。

出乎預料的是，專案組一直等到了晚上九點半，都不見接頭的人趕來。

這一情況讓在場的所有人都很是焦慮。

不過，功夫不負有心人，一直到當晚9時45分，最外圍的包圍圈打響了第一顆信號彈，專案組這才松了口氣，這表明接頭的人已經出現，并進入了第一道包圍圈。

不一會兒的功夫，一輛汽車緩緩的駛入接頭地點，汽車的后尾燈和車牌號都被蒙上了。

等到汽車停穩以后，周圍埋伏的公安干警一起沖了出來，將車上的五人團團包圍。

后來經過辨認，車輛使用的是蘇聯大使館的車，蒙上后尾燈與車牌，就是為了不被人發現，車上的這五個人來頭都不小，他們分別是蘇聯大使館一等秘書維伊馬爾琴柯夫婦，三等秘書謝苗諾夫夫婦以及武官處翻譯阿珂洛索夫。

事實上，幾人的狡辯根本無用，警方從他們的車輛里面發現了交接情報、文件、電臺、聯絡時間表、密寫工具和偽造的邊境通行證等間諜用品，以及活動經費等。

考慮到事情影響比較大，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外交部立刻通知了我國駐蘇聯大使館，要他們謹防蘇聯方面的報復。

1974年1月19日，中國政府正式通過外交方面向蘇聯政府提出抗議，并宣布維伊馬爾琴柯夫婦、謝苗諾夫夫婦和阿珂洛索夫被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立即驅逐出境。

蘇聯方面果然惱羞成怒，立刻開展報復行動。

同日，我國駐蘇聯大使館工作人員關恒廣乘火車回國，途經伊爾庫茨克時，被追上來的蘇聯特務綁架，并從伊市押送到莫斯科。

蘇聯方面宣布關恒廣為不受歡迎的人，限期離開莫斯科。

有意思的是，關恒廣在離開莫斯科之前，時任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大使劉大使（從資料記載應該是劉新權，開國少將）親自到機場送別，并把一朵大紅花戴在關恒廣胸前。

劉大使這一行為，無疑也是在表明中國的態度，后來他在現場接受蘇聯以及各國急著的采訪，強烈抗議蘇聯特務對關恒廣的迫害，贊揚他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是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子。

李洪樞間諜案在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因為蘇聯情報機構過往一直是無往而不利，世界各國對此一直是敢怒不敢言，此事一出，世界各地都掀起了一股驅逐蘇聯間諜的熱潮，導致蘇聯情報機構遭到重創，兩年時間里都沒敢活動。

事實上，蘇聯方面沒有想到李洪樞是一入境就被捕。

無論是報紙上刊載的通訊稿，還是李洪樞的供詞，都稱他是在1974年被捕的，這應該也是出于保護他以及他在蘇聯的親屬成員。

為了給李洪樞保密，周總理也耗費了極大的心血替他隱瞞，因為此案事涉外交工作，當時專案組還曾向周總理匯報，要不要知會外交部，周總理搖頭表示不需要，甚至他還直接指示專案組：

“只要你們打響了，給我報告，這些事都由我來處理。”

后來案子破了以后，專案組向周總理匯報，周總理說：

“你們立了一大功，李洪樞也立了一大功。”

在周總理的安排下，李洪樞隱姓埋名，被安排到北京一家工廠工作，后來娶妻生子（根據部分文章記載是有一個女兒），一直過著安穩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