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泡沫經濟時代中,教育、衛生、醫療等各個產業的詳盡分析,梳理日本多種社會問題形成的根源所在。
每一個問題都在結合中國讀者最關心的話題:
“醫生未來的待遇會更好還是更差?”
“生育率下降會影響教師就業嗎?”
“研究生擴招,報考人數下降,研究生還值得讀嗎?”
作為文化相近、軌跡相似的鄰國,日本的社會發展史,是最能給國人帶來思考和借鑒意義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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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救老員工,還是大學生?
——回顧日本大學生失業潮
他們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嬰兒潮時期,學生時代的他們見證了日本80年代的經濟騰飛,卻在畢業后迎面撞上90年代無止境的經濟衰退。最終,他們成為日本收入最低、結婚率也最低的群體。
那么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有這樣一群人,他們人生的前20年生活在高速發展的經濟中,見證了本國企業在全球市場所向披靡。他們在步入社會的前夕,感受過泡沫經濟之花最鼎盛的絢爛,見證過學長學姐被大企業爭搶的瘋狂,也聽過“創業者第一次見面就融資到10個億”的都市傳說。但就在他們對人生最充滿希望,憧憬著自己作為名牌大學生步入社會的種種美好之時,卻一頭撞上了日本失落的30年,無止境的經濟衰退讓他們整個后半生都生活在低薪與失業的痛苦中。
而這就是在日本泡沫破裂后大學生們的經歷!
在上一章我們回顧了日本在90年代保就業的歷史,提到了日本社會通過犧牲那一批新生代大學生的就業,而換取了已有群體就業的相對穩定。那么日本政府為何要做出這樣的決定?又對新生代造成了哪些影響?本章我將系統回顧這一決策的背景與種種決策所產生的驚濤駭浪。
一、泡沫破裂后的雇傭嚴重過剩困境
1991年底,在經歷了接近一年半的橫盤之后,日本土地價格終于支撐不住,東京地區6個月內土地價格下挫超過8%。而隨著地產泡沫的正式破裂,同時暴跌的還有企業利潤。1990年,日本地產全行業的營業利潤尚有49萬億日元,而到了1993年,這一數字已經降至不到32萬億日元。短短三年間,蒸發了18萬億日元的利潤。就連與豐田公司并稱為日本汽車帝國雙璧的日產公司,也不得不在1992年宣布出現赤字,震動了全日本。
此時一個嚴重的問題擺在了企業面前,那就是員工規模都是按照泡沫經濟去配置的,如今泡沫破裂利潤下滑,但員工規模卻沒有減少。根據通產省1992年統計,企業的人均利潤率僅有泡沫時期的77%,到了1993年更是下滑到70%以下,這就是后來長期困擾日本企業的雇傭過剩問題。“雇傭過剩”“設備過剩”與“債務過剩”后來被稱為平成時期企業的三大過剩。關于“設備過剩”與“債務過剩”我們在上一章已經詳細講解了,因此本章我們將聚焦“雇傭過剩”是如何影響大學生就業的。
首先我們需要弄明白,當時企業為何會出現如此嚴重的雇傭過剩問題?
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全社會對于經濟過度樂觀。80年代的經濟神話讓企業界普遍相信日本產業終將征服全世界,而低利率環境所提供的低廉資金使用成本,又給這種樂觀情緒提供了最好的助燃劑。80年代中期,各大企業紛紛擴大生產規模,對員工需求呈現直線暴增。1988年全國的職位空缺數量比上年度增加了19%,而1989年空缺不僅沒緩解反而又增長了23%,全行業都在呈現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參見厚生勞動省白皮書《平成二年版労働経済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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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日本全行業勞動力緊缺指數
在人才最為緊缺的1989年,厚生省的統計數據顯示:全行業崗位缺口高達500萬個,其中房地產行業一枝獨秀,崗位缺口接近300萬。而當時全國適齡勞動人口才剛剛超過6 000萬人,這意味著需要憑空多出10%的人口才能填補崗位空缺。在這樣的背景下,就業市場的競爭異常激烈,不僅名校大學生備受青睞,就連最普通的私立大學畢業生也能輕松找到理想的工作。
當時日本最大的房地產公司,西武集團的總裁堤義明在這種人才緊缺的環境下,提出了所謂“奴才哲學”,他認為只要招聘足夠多的員工來執行他的命令,就能拓展商業版圖。令人唏噓的是,這個曾經擁有15萬名員工的集團,泡沫破裂后成為全日本失業員工數量最多的公司之一。2005年,由于長期的財務造假,堤義明最終鋃鐺入獄,盛極一時的西武集團也逐漸消失在了歷史的長河中。
“大納會”,即股市每年的最后一個交易日。在日語中,“納”意為“結束、收尾”,“會”指“交易時段”。
1989年就業白皮書明確指出:大學生已經出現嚴重供應不足,供需矛盾至少需要5年的時間才能緩解。然而這篇報告的作者肯定無法料想,2個月后日本將迎來股市的“大納會頂點”,泡沫經濟達到最終章。而報告中描述的讓人興奮的大學生就業前景,在3年后成了全行業雇傭過剩。1992年就業白皮書披露,相比較1989年,員工的平均利用率和勞動密度都出現大幅下降。
然而,由于日本企業普遍實行的終身雇傭制度,企業很難對老員工進行裁員。因此,為了應對勞動力成本的壓力,企業紛紛選擇暫緩新員工的招聘。全社會開始出現大規模的縮招潮。
二、房貸重壓下的老員工與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們
1992年日本企業的縮招潮開始蔓延,年底每個求職者對應新增崗位數量僅有0.73個,也就是所有新增崗位都招聘完畢,全社會依然可能有27%的人處于待業狀態。而在2年前這一數字卻是1.5,僅僅兩年時間全社會崗位數量就縮減了五成。由于此時日本企業采用年功序列制(終身雇傭制),老員工為了工齡累積幾乎不會離職,當時的求職市場主要由每年的大學畢業生構成。
因此,大學生成了這次崗位縮減潮最大的受害者,而誰也沒想到的是這一輪縮減潮居然持續超過10年。2012年隨著《失落的二十年》一書爆火,這一批從1993年至2003年畢業的大學生后來有了一個統一的名字,那就是失落的一代人,意指被日本社會犧牲的一代人。
那么為何不能犧牲老員工的利益,打破這些老人的終身雇傭制?
除了制度的本身限制以外,真正的原因是如果馬上啟動對現有就業群體的改革,很有可能會引發金融風險。經過全民炒房熱潮后,日本家庭平均負債是年收入的3.1倍,即每個家庭都透支了未來3年的收入。而地產暴跌后,銀行業壞賬率已經逼近5%的臨界點。如果日本政府現在啟動改革,必然產生大量的失業斷供,此時的金融體系已經無法承擔這樣的壞賬率沖擊,這也是日本政府一開始并不愿意打破終身雇傭制的原因。
那么當時日本這群老員工的債務問題有多恐怖?
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當年,日本銀行貸款總額為267萬億,而到泡沫巔峰的1989年已經暴漲到410萬億,超過當年國民GDP。其中有大量貸款都是30年以上的個人超長期房屋信貸。
這就帶來了一個可怕的問題,泡沫最瘋狂階段整個銀行體系在4年時間增長了140萬億貸款,但在泡沫破裂之時這些貸款還款周期大多都不到20%。這就意味著一旦老員工們失業,他們這剩余80%的未償貸款將只能由銀行消化。從后來的發展上看,90年代后期日本銀行確實遭遇了不良資產危機,但那場危機主要來自企業端債務暴雷,就這已經讓銀行業元氣大傷,全行業在2010年后才逐漸走出衰退影響。試想一下,如果企業端與居民端同時暴雷,日本銀行體系大概率將尸骨無存。
也正是由于日本政府維系住了現有就業群體的穩定,再加上工作與信用的強綁定關系(日本正式員工評判最重要的就是個人信用健康),即使老員工們的資產早已大幅貶值,他們也愿意用余生還完這些超長期貸款。后來這群人還有一個很自嘲的說法,因為日本房屋抵押貸款合同一般稱為“住宅契約書”,所以他們是用一生還完了自己在30歲時簽下的“魔鬼契約”。而這也是日本政府一定要優先保證老員工就業的原因,因為這讓日本避免了居民端的債務暴雷。
但筆者必須強調,盡管日本政府對老員工們多有優待,但也并不是一開始就打算完全犧牲大學生群體的利益,政府初期更多的是采用延緩就業的形式來拖延大學生就業。如果站在決策層角度思考,假設后面的經濟能夠重新恢復增長,那么延緩大學生就業的選擇是正確的,這樣可以同時保住新老就業群體。
只是日本政府怎么也想不到,這一輪經濟衰退居然持續了20年這么久。
三、延緩就業之痛
1992年至1995年間,面對大學生就業的嚴峻形勢,日本政府推出了“鄉村分流”與“研究生擴招”兩項舉措,旨在盡量延緩大學生進入就業市場的時間,以緩解就業壓力。
鄉村分流方面,日本政府啟動了一項為期3年的鄉村基建計劃,積極鼓勵大學生前往非都市圈區工作,這一舉措后來被稱為“逃離東京運動”。厚生省統計通過分流政策,3年間成功將近30萬大學生分流到鄉村和小城市,既大大減少了東京的就業壓力,同時也為鄉村地區帶來了新增人口。而在擴招政策上,日本政府迅速放寬了大學與研究生門檻。1992年日本在校大學生還只有237萬,而3年后就增加到了310萬,3年時間整個大學體系增加了73萬學生。同時日本大學生深造比例開始升高,研究生門檻的降低使得1995年64%國立大學生都選擇讀研。
根據日本文部省統計,1992年至1995年間,通過鄉村分流與擴招兩個措施,至少延緩了約90萬大學生進入就業市場。這也為日本政府保就業爭取了寶貴的時間。1995年開始,日本新增崗位數量觸底反彈,大學生們的就業似乎迎來了希望的曙光。
然而看似美好的希望,卻隱藏著一個巨大的隱患。畢竟政策只是拖延了大學生的就業時間,但最終,這批大學生還是要面對就業的現實。
從1996年開始,日本政府逐漸停止了大基建投資,原先創造的大量鄉村崗位迅速消亡,大學生被迫重新回到大城市就業。據統計在1996年至2000年的五年間,僅東京就新增了27萬人口,其中70%是畢業5年內的大學生。而更可怕的是1996年日本迎來了擴張后的第一輪畢業潮,全學歷段待業總數達到驚人的80萬,同時還有260萬在校大學生等待畢業。此時日本經濟還在衰退,就業市場根本無法承受如此巨量的大學生規模,當年大學生就業率瞬間下降至65%。
1996年,日本社會已經深刻意識到危機的來臨。面對數百萬待就業的大學生,日本政府清楚地認識到,大學生就業潮已經無法再被拖延。
就業市場必須進行改革了,但這次改革的第一刀卻又砍向這批大學生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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