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債務暴雷與大學生之間，日本選擇了犧牲大學生群體的利益

通過對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泡沫經濟時代中，教育、衛生、醫療等各個產業的詳盡分析，梳理日本多種社會問題形成的根源所在。

每一個問題都在結合中國讀者最關心的話題：

“醫生未來的待遇會更好還是更差？”

“生育率下降會影響教師就業嗎？”

“研究生擴招，報考人數下降，研究生還值得讀嗎？”

作為文化相近、軌跡相似的鄰國，日本的社會發展史，是最能給國人帶來思考和借鑒意義的發展史。

四、勞務派遣之痛

1996年政府修改了《工人派遣法》并推廣勞務派遣制度，鼓勵企業減少正式員工雇傭比例，將臨時員工作為新的就業蓄水池。這輪改革后，所謂的終身雇傭制度基本就與大學生無緣了，此后10年日本每兩個大學畢業生就有一個是臨時員工。

但比成為臨時工更可怕的是，這輪改革也基本摧毀了日本企業的用人價值觀。

既然企業可以隨意裁減臨時員工，大學生被要求一畢業就要具備即戰力，企業對于新人犯錯的容忍度幾乎為零。甚至可以說大學生一畢業，就面臨的是一個毫無晉升空間的職場環境。據統計，這批臨時員工在10年內成功轉正的比例僅有47%。這種環境下，新人們怎么可能規劃好自己的職業生涯，多數人被迫開始頻繁跳槽。而此時日本社會還沒有意識到這批大學生其實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反而認為這批大學生不夠努力、不夠上進，由此催生了“垮掉的70后”。可以說，這一代大學生沒有趕上終身雇傭制度的紅利，但卻成了終身雇傭制度解體的犧牲品。

日本政府之所以會這么改革，一方面是因為老員工的終身雇傭已經是既定事實，既得利益群體難以撼動。更重要的是，此時銀行的不良率已經超過5%的危險線。如果啟動大規模裁員，企業需要支付大量賠償金，而失業員工則可能引發房貸斷供。這樣一來，企業端與居民端的負債將同時暴雷。

因此在債務暴雷與大學生的抉擇之間，日本政府再一次選擇了犧牲大學生群體的利益。畢竟，這批大學生的父母都是團塊世代的有錢人，他們可以為子女支付生活費，因此這批大學生在物質上并沒有出現太多危機。在我國，他們有一個新的稱呼，叫作“全職兒女”。

然而，相比較職業上的不順利，這批70后大學生的內心卻出現了更嚴重的問題。

此時已經是泡沫破裂后的第5年，很多大學生已經意識到，即使再努力，原本規劃好的人生也無法實現，宅文化開始興起。而反映這種心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電視劇《悠長假期》的爆火。1996年，這部講述兩個東京失業年輕人的電視劇創下了30%的驚人收視率。劇中木村拓哉那句“在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時候，就當是上天賜予的一個長假”的臺詞，安撫了很多年輕人的內心。要知道，在5年前，日本最火爆的電視劇還是《東京愛情故事》，那是一部講述鄉下孩子在東京打拼、催人奮進的勵志電視劇。僅僅相隔5年，兩部電視劇的對比就能說明當時日本年輕人心態轉變之快。

也許看到這里，你會覺得日本的大學生們已經過得很慘了。但你要知道，1992年至1996年，日本還處于泡沫經濟的慣性中，家庭中位數收入還維持在550萬日元的歷史高位。雖然工作辛苦了一點，但起碼家庭收入是沒有下降的。簡單來說，沒有工作的孩子至少還有父母可以依靠。

但苦難就僅此而已嗎？

五、金融危機之痛

當1997年新年的鐘聲敲響，日經指數重新站上21 000點大關。這一短暫的復蘇的狀態，讓整個日本社會都誤以為經濟已經重新步入增長的正軌。政府發布的白皮書甚至開始預警，稱存在經濟過熱的風險。大學生們也紛紛開始憧憬，自己的人生終于要重新回到正軌了。

然而，正當所有人都沉浸在希望之中時，亞洲金融危機的突然爆發，卻如同一場無情的風暴，瞬間打碎了所有人的美夢。以日本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證券倒閉為起點，日本政府拖延了近7年的銀行壞賬問題終于迎來了爆發。壞賬率迅速逼近10%，日本金融體系開始崩潰。

金融大爆炸時期日本總計倒閉153家銀行，未倒閉銀行的累積虧損達到11萬億日元。由于銀行業在日本百業之母的地位，大量實體企業與銀行其實是共生狀態，因此每倒閉一家銀行就會連帶許多企業瀕臨破產。由此1998年3月日本創下了單月破產1 820家企業的歷史記錄。

在此背景下別說大學生的穩定就業了，海量社會精英都因企業倒閉失去工作。

當年，僅山一證券的破產案，就導致了1.2萬名員工失業。而山一證券最后一任社長野澤正平，那張他哭泣著懇求大家幫助失業員工再就業的照片，后來也被視為日本泡沫經濟正式破滅的象征。

如果說1997年之前，日本社會還處于有能力但不主動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的狀態，那從1997年的金融大爆炸開始，日本政府的決策層就真的陷入了自顧不暇的境地。由于處置危機不力，5年間日本政府更換了4位首相，最終只能通過超發40萬億日元的債務來救助企業，這才勉強控制住了這次危機。

然而，在這樣的混亂局面下，誰還記得那些大學生們怎么樣了呢？

在1997年至2003年的這段時間里，日本社會從上到下，已經沒有人再去關注大學生的處境了。畢竟，需要拯救的倒閉企業實在太多，大學生的就業問題，自然就被排在了優先級的后面。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在這5年時間里，日本政府甚至沒有出臺過一部專門針對大學生就業問題的法案。

而這也是這批大學生后來被稱為被遺忘一代的原因。他們就像被忙著救火的大人們遺忘在角落的孩子一樣，被整個日本社會所遺忘。2003年日本大學生的就業率已經跌到令人發指的55%，即每年的畢業生中，將近一半處于失業狀態。

那么經濟好轉之后，他們的人生能變好嗎？

六、被時代遺忘的一群人

2003年后日本金融大爆炸的影響開始消退，日本政府重新鼓勵企業雇傭大學生，全職雇傭人數與崗位比例均顯著上漲，2007年大學生就業率重新回到70%。但此時一個尷尬的現實是，就業冰河時期的學生們基本都已經畢業超過10年，即使校招恢復，又與已經做了10年臨時工的他們有何關系！

而在社招市場上，此時就算老員工們已經退休了，優質的崗位依然與這些90年代的大學生無關。

2004年，隨著團塊世代進入退休階段，日本再次掀起了“再雇傭”的風潮，一批老技術員工被返聘成為香餑餑。這是因為企業發現，這些老員工經歷過七八十年代眾多項目的歷練，往往擁有更豐富的工作經驗和專業技能。相比之下，90年代的大學生在畢業后面臨的是產業與技術的衰退，他們中的許多人不要說歷練了，甚至都沒有完整參與過幾個項目，自然也談不上什么專業的技能。更糟糕的是，不少公司寧愿選擇剛剛畢業的大學生重新培養，也不愿意培養一個老人。而這批70后因為年齡過大，就算是正式員工，也已經淪落為下一批“窗邊族”的儲備。

根據厚生勞動省統計，“失落一代”在35歲的收入比泡沫經濟時期的畢業生低25%，也低于就業冰河時期后的畢業生，成為三代人中的收入最低的群體。

后來，知名作家小林美希這樣總結這一代人：他們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嬰兒潮時期，學生時代見證了日本80年代的經濟騰飛，但卻在畢業后迎面撞上90年代無止境的經濟衰退。最終，他們成為日本收入最低、結婚率也最低的群體。

至此，第二章的內容就結束了。前兩章我們回顧了在失業潮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在企業發展與社會穩定之間的抉擇，以及面對新老世代不同困境所做出的取舍。這兩章的討論主要聚焦于城市，那么同樣在失業潮的背景下，日本的鄉村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