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失去的30年里，出現幾次大規模返鄉潮，振興鄉村旅游

通過對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泡沫經濟時代中，教育、衛生、醫療等各個產業的詳盡分析，梳理日本多種社會問題形成的根源所在。

每一個問題都在結合中國讀者最關心的話題：

“醫生未來的待遇會更好還是更差？”

“生育率下降會影響教師就業嗎？”

“研究生擴招，報考人數下降，研究生還值得讀嗎？”

作為文化相近、軌跡相似的鄰國，日本的社會發展史，是最能給國人帶來思考和借鑒意義的發展史。

第三章留在城市還是返鄉的選擇

——回顧日本返鄉就業潮：日本漂流一族的故事

由于無法在大城市獲得一份穩定的工作，卻又難以回到自己長大的故鄉，他們被迫放棄婚姻、生育與房產，持續不斷地失去，成為那批人最真實的寫照。

回不去的故鄉，留不下的都市，夾在城市與家鄉間的漂流一族究竟是如何誕生的？

2019年《平成的教訓——改革愚策》在日本書市悄然上架，作者竹中平藏作為小泉純一郎內閣時代的“經濟沙皇”，在2001—2006年間以雷霆之勢親手解決了“金融再生”與“郵政民營化”兩大不可能改革，被贊譽為小泉改革的總設計師。得益于財政改革的成效，竹中平藏在任內短暫實現的“小泉經濟景氣”，也被認為是90年代泡沫破裂后的首個真正意義上的景氣周期。

但當這位鐵腕改革家再次總結平成時期歷次改革的得與失時，卻將一大部分篇幅放在了另一場改革上。那就是如今依然在日本社會爭議不休的“鄉村振興”以及后續引發的“平成大合并”。

最近幾年在中國，年輕人要不要回老家工作的話題越來越火熱，很多人開始討論是否應逃離一線城市，回到家鄉就業，而這也恰恰是日本90年代那批年輕人面對的選項。當年那場返鄉就業潮，給我們留下了哪些經驗與教訓？

一、經濟崩潰后的城市就業困局

1992年日本經濟增長率下跌至0.9%，高速發展的城市經濟被瞬間按下停止鍵。增長的戛然而止，讓泡沫經濟時期吸納海量年輕人就業的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即刻迎來了嚴重的勞動力過剩。至1993年，三大都市圈的求職總人數是崗位數量的1.46倍，即所有崗位都招聘完成也只能消化70%的求職者。

一個嚴峻的問題擺在全社會面前：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大城市尚能吸納大量涌入的年輕就業者；但當經濟增長不再持續，這些青年卻依然滯留在大都市圈。數據顯示，泡沫經濟時期僅東京一地每年就涌入超過12萬青年，而隨著經濟下行，各大城市的青年失業率開始快速上升。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啟動了一系列舉措用以分流城市人口，鼓勵年輕人返鄉就業，后來這些舉措被統稱為“日本鄉村振興計劃”。根據農林省統計，整個鄉村振興計劃期間總計有四百萬人回到鄉村就業，東京連續三年人口負增長，短時間內緩解了城市就業壓力。但從后來的數據來看，鄉村振興運動僅維持了7年就匆匆宣告結束。

計劃結束后，海量年輕人回流都市，此時恰逢第一章與第二章提到的日本金融大爆炸后的企業破產潮。海量返城人口與城市失業潮的疊加，直接引爆了日本2000年的超級就業危機。2000年至2003年，也被日本社會稱為超級就業冰河時期，意指泡沫破裂以后日本就業最困難時期。

那么為何看似美好的年輕人返鄉就業潮，最終卻誘發了日本的就業危機？其實日本啟動這一輪鄉村振興計劃，還有一個原因是希望通過大基建來刺激經濟。過去20年日本核心都市圈已經基本完成建設，這一輪刺激只能將鄉村作為基建的蓄水池。因為這既能快速創造就業崗位降低失業率，還能夠分流城市人口。

此外，當時進行鄉村振興計劃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平衡泡沫經濟時期畸形的大城市過熱現象與地區分配的嚴重失衡。當時三大都市圈對資本形成了巨大的虹吸效應，1986年至1990年，三大都市圈的資本增資達到1 000萬億，而其他中小城市合起來也才200萬億。

但從居民分布上看，三大都市圈即使算上所輻射的衛星城市，其居民占比也才略微超過40%。與其說整個泡沫經濟是日本的狂歡，倒不如說是大都市的狂歡，甚至可以說僅是東京一個城市的狂歡。站在當時決策層的角度考慮，鄉村振興計劃既能創造大量鄉村就業，又能刺激經濟增長，還能將都市圈聚集的資本驅散到地方，從而實現不同地區的再平衡，可謂一石多鳥。

但誰承想后來經濟遲遲沒有恢復，海量人口的持續返鄉迫使政府只能不斷維持基建規模，最終鄉村無法承受過剩的人口，地方的財政也不堪重負，導致了后來著名的平成大合并。大合并后日本鄉村一半的基層崗位消失，無數年輕人被迫回到大城市淪落為漂流一族，這個后文將會提到。

我們先說說日本是如何刺激年輕人返鄉就業的。

二、第一輪返鄉潮：鄉村大基建計劃

1992年日本政府推出著名的鄉村基建振興法案，而經歷了20年房地產高速發展的我們，都已經知道基建對于就業的帶動效應。根據大藏省統計，1992年至1995年有25萬億日元流向鄉村基建市場，建筑從業者成了這一計劃最大的受益者。

從相關數據來看，在1990年六大都市房地產遭遇斷崖式崩盤的嚴峻形勢下，建筑業從業者數量卻逆勢上揚，從泡沫形成前的510萬人穩步增長至1997年的700萬人，堪稱日本泡沫破裂前7年間從業人數增長最為迅猛的行業。直至1995年第一輪鄉村基建投資圓滿完成，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在1992年至1995年期間，每年有70萬人從都市圈向非都市圈遷移，而建筑行業從業者在這一遷移群體中占比超過一半。

在大規模基建項目的有力刺激下，到了1995年，日本的GDP增長率終于回升至2%以上。然而，即便如此，當時核心都市的失業率依然居高不下，超過了3.5%，城市的就業壓力依舊巨大。

因此決策層只能選擇繼續進行大基建計劃以分流城市過剩的年輕人。

其實日本政府十分清楚鄉村大基建的危害，其1995年的經濟白皮書已經明確指出：過量的基建投資并沒有被有效用于民生建設，其對于國民經濟增長的刺激效果已經十分微弱。并且每個地區為了盡可能爭取到基建預算，大量的無效建造項目被提出與實施，鄉村大基建計劃演變成了各個地區利益黨團的肥肉，最終導致至今都在影響日本社會的“鄉村公建”黨團的形成。

后來日本社會形容：這是用混凝土將鄉村重新包裹了一遍。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全日本55%的海岸線都被混凝土覆蓋。但日本當時陷入了兩難抉擇，如果馬上停止基建，則通過基建創造的海量鄉村崗位就會迅速消失，此時核心都市圈不可能承受如此多的人口轉移。而如果繼續采用大基建刺激則還能夠延緩一段時間，以等待經濟的好轉。

1995年為進一步刺激經濟，政府推出14萬億日元的一攬子再刺激計劃，再加上1995年底阪神地震重建計劃，日本進入了新一輪的投資熱潮。而央行還在不斷火上澆油，將銀行貸款利率一口氣下調至0.5%，日本鄉村大基建的狂歡進一步持續。

3.第二輪返鄉潮：鄉村旅游振興

1995年在持續高壓的城市失業率下，政府只能繼續刺激鄉村就業市場，只是這一輪從基礎建設轉為鄉村旅游投資。當年推出鄉村休閑促進法，鼓勵民間資本在鄉村建設度假村等休閑設施。

此后鄉村旅游馬上成為日本最大的投資風口，而日本銀行恰好苦于無人貸款，因此海量的銀行貸款也馬上涌入鄉村旅游行業。海量貸款進一步刺激了鄉村旅游市場項目，根據日本旅游局數據，法案推出6個月后，全日本新增開工了109個大中型度假村。

而1998年的長野冬奧會又進一步刺激了鄉村旅游的投資熱情，當時全社會熱炒滑雪運動與冬日度假村的概念，至1998年全國僅滑雪場就有700座，幾乎每個鄉村都在發展特色旅游項目。而長野地區更是成為鄉村旅游勝地，人口僅37.8萬的長野市總計吸引了105億美元投資，折合日元超過1萬億，成為當時鄉村振興的典范。國際奧委會前主席薩馬蘭奇甚至評價：長野冬奧會不僅是一次體育上的巨大成功，還是一個小城市的經濟發展機遇。

但筆者需要強調，鄉村振興與鄉村旅游本質上還是在房地產信貸持續萎靡的情況下，為了刺激經濟投資，民間資本與政府資本共同參與的結果。但只要有債務，就必然要償還。不過這個話題我們稍后再說，先說說這輪鄉村旅游投資取得的成就。

這一輪鄉村旅游潮，同樣帶動了海量人口返鄉就業，但與之前大基建帶動建筑業人回流不同，這一輪鄉村旅游熱潮帶動的是大量服務業人口返鄉。1996年各項新建旅游項目開始進入實際運營階段，鄉村中高附加值的旅游業收入開始增加，日本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開始迅速被縮小。

至1997年，得益于旅游業的收益，日本農村家庭可支配收入達到歷史最高值，恰逢城市處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的裁員降薪潮，日本農村家庭收入達到了城市工人家庭的1.26倍，這更進一步刺激了民眾的返鄉就業意愿。在整個就業冰河時期，為什么會有大量的年輕人返鄉就業？因為一邊是都市圈高昂的生活成本與失業率讓他們無法喘息，而另一邊則是回到自己的故鄉還能夠享受因為基建帶來的高收入，很多人都會選擇放棄城市的生活重新回到家鄉。試想一個在一線城市沒房沒車的年輕人，在老家拿到一個比現在工資高的工作，任誰都會十分心動，毫不猶豫地回去。

但我們不要忘記了：“命運給你的禮物，其實早就在暗中標好了價格。”要知道整個日本的返鄉就業潮都是建立在巨量的基建投資與海量民間資本之上的，其中很多崗位都是通過人為創造出來的，一旦投資停止這些崗位就會迅速消亡。1998年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進一步沖擊，日本迎來了泡沫破裂以后最大的破產潮，日本政府被迫超發海量債務用以拯救城市中倒閉的企業。

而對于鄉村來說則帶來了兩個巨大的沖擊：第一是海量基建資本從鄉村抽離用以挽救倒閉企業，第二則是大量通過銀行貸款修建的度假村由于銀行體系的破產同樣迎來了倒閉潮。簡單來說鄉村這套長期依賴舉債基建的模式無法運行，由此用大基建營造出來的鄉村就業繁榮開始破裂。

至1999年日本終于出現了嚴重的地方債務危機，當年各地債務總額達到了恐怖的180萬億日元，是1989年的3倍，僅僅10年，日本各地就新增了120萬億債務。在巨大的債務壓力下，別說是繼續承擔各類基礎設施的運營費用，很多日本鄉村甚至喪失了基本的償債能力，只能依靠中央的財政支援維持運轉。

還是以長野為例，這個因為冬奧會盛極一時的城市，在冬奧會結束后的第二年，就因為龐大的債務問題迎來了巨大的經濟滑坡。1999年長野的制造業以30%的速度下降，211家企業宣布破產，下降速度創造了二戰以來地方經濟衰退的最高紀錄。冬奧會后，海量投資的餐館與酒店更是空無一人，此后長期的債務問題讓長野一度成為因舉辦奧運會瀕臨破產的城市之一，后來更是有了“長野的詛咒”一詞。但有嚴重債務問題的，又何止長野一個地區。

根據內閣官房下設人事院統計，1999年有20%的鄉村，中央援助占到每年財政收入的50%以上，很多鄉村已經無法創造收入，但中央政府依然要支付高昂的運營費用。要知道中央財政此時也已經十分困難，海量的城市企業也需要中央財政援助。在財政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減少財政支出與縮減各地崗位成為必然的選擇。

于是從2000年開始日本政府終于下定決心，啟動了那場后來被無數人所詬病，也被無數人認為是拯救了日本鄉村的“平成大合并”。

四、返鄉潮終局：平成大合并

如今平成大合并在日本依然是一個很有爭議的話題，我們這里不進行評價。平成大合并雖然拯救了日本鄉村財政，但未能惠及依賴財政支出的群體，尤其是90年代就業返鄉潮中的年輕人。2000年以后，日本在短短7年時間將原有的3 200個鄉村合并縮減至1 700個，同時47%的地方基層機構也在此輪合并潮中消失。根據日本官房廳統計，大合并完成后，全國僅人事支出一項每年就減少了1.8萬億日元，由此可見此輪合并潮中減少的基層崗位數量。

事實上平成大合并在日本還有另一個名字：“平成雪崩”。在合并潮中，很多人就像遇到雪崩一樣，根本無法躲避就被裹挾其中。

隨著平成大合并的開始，日本90年代的就業返鄉潮被正式畫上句號，海量鄉村就業者重新回到都市。2001年東京的人口凈流入量時隔12年重新突破12萬人，并持續攀升至2007年的16萬人。要知道2000年日本城市剛經歷金融機構破產潮的洗禮，如此巨量的人口返城直接推升全國失業率突破5%大關，各大都市圈聚集了大量待業人群。這段時間也因此被日本社會稱為“超級就業冰河時期”。

此時的日本城市就業市場，別說高薪的工作了，就是正式穩定的工作也是寥寥無幾。在超級就業冰河時期，日本的勞務派遣市場規模每年上漲30%，而這批回到城市工作的年輕人們大多都是從事這類低薪且不穩定的派遣工作。據《日本經濟新聞》2002年的報道，平成大合并后的返城者，部分甚至在從事便利店員工這樣的低薪工作，要知道他們很多人曾經都是名牌大學生，可如今回到城市卻只能從事這樣低薪且沒有前途的工作。

后來這些出生在非一線城市，生活在東京卻只能靠打零工生存的年輕人，被日本社會稱為漂流一族。2006年隨著NHK紀錄片《窮忙族》的播出，以這群人為原型創作的《工作漂流》與《中年漂流》，成為日本的系列暢銷書。由于無法在大城市獲得一份穩定的工作，又難以回到自己長大的故鄉，他們被迫放棄婚姻、生育與房產，持續不斷的失去，成為那批人最真實的寫照。

可以說從時代的角度來看，他們是小鎮青年通往大城市的最后一代人。在他們之前的一代人已經完成了在大都市的原始積累，而在他們后一代的人已經充分意識到大城市生存艱難，從而主動選擇了平淡的人生劇本。

2021年隨著《花束般的愛情》這部電影在日本爆火，這部由《東京愛情故事》編劇坂元裕二時隔30年撰寫的故事再次引起了全日本的社會大討論。這兩部劇講述的都是鄉下孩子與東京女孩的戀愛故事。只是30年前我們看到的是在東京的拼搏奮斗，而30年后看到的則是年輕人在大城市不斷碰壁后最終選擇離開的故事。

這相隔的30年，也恰恰造成了三代年輕人心態的轉變。

拓展閱讀

日本出租車司機如何走向飽和

21世紀后，隨著返鄉潮的人數加劇，日本失業率突破歷史最高的5%，尤其是城市淤積了大量失業人口。為此，政府在2002年修訂了運輸管理法，大幅降低了出租車行業準入門檻，促使海量失業人口涌向此行業。據厚生勞動省統計，行業就業峰值時，全國出租車總就業人數達到34萬人，成為日本城市就業的一大蓄水池。

新的運輸管理法實施后，出租車從業人數持續增長，至2009年達到歷史最高峰，較2002年增長了22.3%。出租車輛增長速度是此前就業冰河時期的1.8倍。由此可見在出租車門檻放開的第7年，出租車蓄水池將達到極限。

但需要強調的是，之所以日本出租車行業規模在增長22%以后就陷入停滯，最主要的原因是過量從業者的涌入，導致收入降至難以維持生計的程度。那么收入下降到哪個程度，出租車蓄水池就會達到極限？

經濟增長時期出租車司機收入水平（1989年前）

以東京都市圈為例，1989年的泡沫經濟時期，出租車司機與東京全口徑平均收入比高達0.9，而全口徑中還包括了東京大量科技金融業高薪職員。因此泡沫經濟時期的出租車司機是標準的城市中產，其收入能夠達到社會的平均收入水平。

就業停滯時期出租車司機收入水平（1990—2002年）

但從1990年泡沫破裂后，由于消費降級，民眾用車需求減少，出租車司機收入也相應減少，至1999年出租車司機與東京全口徑平均收入比降為0.73。雖有降幅，但相比較失業，此時從事出租車司機仍然是一個收入穩定的選擇。其收入水平依然高于貨運司機。

從業限制放寬時期出租車司機收入水平（2002年以后）

從2002年放寬出租車從業門檻以后，隨著海量出租車司機涌入，出租司機收入迅速降低。最低點出現在2009年，出租車司機與東京全口徑平均收入比暴跌至0.54，即收入僅有城市普通居民平均收入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