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曼哈頓計劃”：科技右翼將如何締造一個科技共和國

2025年11月2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正式啟動一項名為“創世紀任務”（The Genesis Mission）的國家級計劃。此項任務旨在整合國家實驗室的超級計算能力與頂尖科學家的智慧，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動科學突破。

簡單來說，這是一份不加掩飾的戰書——美國要傾國之力，打造一個能自主推動科學發現的人工智能。

事實上，美國舉國搞科研從來不是新鮮事。八十多年前，范內瓦·布什以寥寥數筆提案打動了羅斯福，由此誕生了匯聚全球科學精英的“曼哈頓計劃”。那場以國家意志集中推動的科技工程，不僅造出了原子彈，也塑造了此后近一個世紀的美國科研體系——從國家實驗室的體系化管理，到大學科研的長期投入，再到戰后整個美國主導的技術秩序。

而今天，當人工智能被視為決定未來百年國運的“戰略奇點”，美國再次走到了類似的轉折點。“創世紀任務”的問世，宣告美國正式進入新的“AI曼哈頓計劃”時代。

更耐人尋味的是，推動這一時代轉向的，卻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華盛頓建制派，而是一批來自硅谷、具有強烈意識形態傾向的“科技右翼”——以PayPal黑幫、馬斯克等人構成的龐大網絡。

從曼哈頓計劃到創世紀任務，從科學將軍布什到硅谷加速主義者，這條歷史脈絡在悄然閉合。一場新的“大科學時代”正在到來。

它將塑造怎樣的未來？

從二戰伊始：美國“舉國科研”體制早有淵源

1939年，歐洲戰火初燃，納粹德國的科技實力令世界側目。8月2日，物理學家愛因斯坦與匈牙利科學家西拉德聯名致信美國總統羅斯福，警告納粹可能正在研發一種“極具威力的新型炸彈”。這封信點燃了美國的警覺，也埋下了計劃制造原子彈的種子。

1940年夏天，納粹德國在歐洲捷報頻傳之際，麻省理工學院出身的工程師、當時核研究的負責人之一、被后世稱為“科學將軍”的范內瓦·布什（Vannevar Bush），拿著一張半頁紙的提案，走進了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橢圓形辦公室。他主張，只有軍隊以最高優先權，才能在戰爭結束前生產出核原料來。

此時羅斯福在白宮辦公室里，早已研究了愛因斯坦的信，正一直舉棋不定。接到布什的建議后，僅過了15分鐘，羅斯福便同意按照他的建議成立國家防務研究委員會（后升級為科學研究與發展辦公室，OSRD），由政府提供巨額資金，招募一群最優秀的科學家工作。

《奧本海默》劇照

這意味著，美國聯邦政府一改往日的放任自由的策略，開始深度介入科學研究。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正式參戰。戰爭的緊迫感迫使美國政府加快步伐，正式批準了原子彈研制計劃。1942年6月，美國陸軍工程兵團成立了一個代號為“曼哈頓工程區”的特別項目組，由萊斯利·格羅夫斯將軍執掌，科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負責技術主導。從此，這項計劃正式命名為“曼哈頓計劃”。

曼哈頓計劃規模大得驚人，且匯聚了當時西方世界（除納粹德國外）最頂尖的科學家。在“曼哈頓”工程管理區內，科學家人數之多簡直難以想象，在某些部門，帶博士頭銜的人甚至比一般工作人員還要多，而且其中不乏諾貝爾獎得主。

奧本海默、費米、玻爾、費曼、泰勒……這些名字如今如雷貫耳，當年卻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沙漠中隱姓埋名。為了保密，他們與家人隔絕，通信受審，甚至不能提及自己所在的位置。他們的任務只有一個：在最短時間內，突破核裂變的極限，造出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武器。

曼哈頓工程在頂峰時期曾經起用了53.9萬人，總耗資高達25億美元。這是在此之前任何一次武器實驗所無法比擬的。

羅斯福總統賦予這一計劃以“高于一切行動的特別優先權”。范內瓦·布什作為這一體系的架構師，領導的科學研究與發展辦公室（OSRD）在戰爭期間有效統籌了全國甚至整個西方世界頂尖科研力量；“跨領域、跨機構、跨部門協作”這一套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科研模式，正是在曼哈頓計劃中首次被驗證。

曼哈頓計劃的“軍研一體”模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不僅幫助美國贏得了二戰的勝利，也給戰后的美國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紅利。

4年后的冬天，戰爭壓力退去，盟軍勝利在望。在和平年代，舉國科研體制是否還需要保留？羅斯福再次向布什征詢建議。布什用一份報告做出回答，即被視為美國科學政策開山之作《科學：無盡的前沿》，倡導政府繼續支持科研，特別是基礎研究。

在政府資金、科研自由和長周期投入機制的加持下，一批大學與研究中心快速崛起。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體系等高校，借助政策與經費的東風，逐步成為全球知識創新的樞紐。二戰前的科學中心仍在歐洲，但戰后科研重心逐漸向美國轉移，直到最終形成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科研秩序。

如果說二戰徹底改寫了全球地緣格局，那么“曼哈頓計劃”以及提出并執行這一計劃的范內瓦·布什，則奠定了美國自二戰以來近一個世紀的科技路徑。

許多科技史學者認為，美國戰后至今的科技優勢，真正的源頭不是20世紀中葉以后的軍備競賽，也不是硅谷傳奇的創業文化，而是曼哈頓計劃所奠定的那套“科學研究聽命于政府、服務于戰爭”的體系性邏輯。它不僅讓美國在核時代占領先機，也讓它在后續的冷戰時期、信息時代、生物技術時代持續領先。

“新曼哈頓計劃”崛起：AI成為新世紀的“核武器”

如果說上個世紀的物理學家們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荒漠中叩開了原子彈的大門，曼哈頓計劃的巨大成就成為20世紀美國舉國體制下科技與戰爭意志的巔峰結晶，那么21世紀的今天，一場性質相似、規模更廣、影響更深的“新曼哈頓計劃”正在崛起。

只不過這一次，目標不再是原子彈，而是人工智能——被華盛頓戰略家視為決定未來百年國運的“數字核武器”。

2025年11月24日，一則看似技術性的行政命令震動全球科技界：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簽署一項行政令，正式啟動一項代號為“創世紀”（Genesis Mission）的國家級AI科研工程。

文件開篇即稱，這項任務的緊迫性與雄心，“堪比二戰期間對我們取得勝利至關重要的曼哈頓計劃”。這份表態撕開了撕開了AI領域“商業競爭”的溫情外衣，露出野心勃勃的軍事內核。這是一次明確的歷史對標——美國正試圖以當年制造原子彈的決心與組織方式，鍛造21世紀的戰略武器：人工智能。

白宮啟動“創世紀”任務（來源：白宮官網）

曼哈頓計劃的核心邏輯是什么？是將分散的智力資源、工業產能與軍事目標高度集中，在極短時間內實現技術奇點突破。它的成功，不在于分散零碎的科技創新，而在于國家意志對科研體系的直接指揮——建立封閉但高效的“大科學”協作機制，打破學術孤島，打通從理論到武器的全鏈條。它的邏輯非常粗暴且直接：集中力量辦大事，掃除一切攔路虎。

今天，“創世紀任務”正在復刻這一邏輯。特朗普意圖集中美國科學界最核心的競爭力，打造一個國家級的超級基礎設施。該命令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正是指示美國國家實驗室——那些曾經孕育了核武器和互聯網雛形的科研圣地——全面轉向AI技術研發。能源部下屬17個國家實驗室將被整體動員，整合約4萬名科學家與工程師，擬連接全球頂尖的超級計算機、人工智能系統、下一代量子設備，以及美國最先進的科學儀器。

其技術核心是打造“美國科學與安全平臺”，將公開科研數據、專項領域機密數據、國家安全敏感數據分類整合，訓練針對基礎科研的專用AI模型，目標是實現“從科學假設提出到實驗模擬驗證的全流程自動化”。聯邦政府數十年積累的科學數據集，從氣候模型到基因圖譜，從材料性能到核反應參數，全部用于訓練新一代的科學模型。

“創世紀”，取自《圣經》開篇，寓意“從無到有創造世界”。而特朗普政府賦予它的使命，正是要在政府主導下，建成一個前所未有的“AI科學之神”。一旦建成，這將是有史以來世界上最先進、最復雜、最強大的科學儀器。雖沒有直接參與戰場，卻能定義未來戰爭的技術邊界。

值得注意的是，“創世紀”這一計劃并非憑空而來。它是2025年7月《美國AI行動計劃》的具象化落地，更是過去五年美國科技政策深層轉向的必然結果。

自2020年以來，美國對華技術遏制不斷加碼：實體清單、芯片禁令、投資審查、人才圍堵……但特朗普已不滿于這些防御性手段，如今的行動，正是更系統、更龐大的進攻型策略。

“創世紀”任務也明確將六大領域列為優先方向：先進制造、生物技術、關鍵材料、核裂變與聚變能源、量子信息科學、半導體與微電子。這些領域無一不是中美科技博弈的主戰場。

在中美科技競爭白熱化的今天，美國正企圖通過AI這一終極載體，重建國家的技術主權。

誰在推動這場“創世紀”？硅谷鷹派與科技加速主義

如果說“創世紀任務”是21世紀的曼哈頓計劃，那么它的“奧本海默”，并非五角大樓的將軍，也不是國會山的政客，而是一群從硅谷走出、信奉技術救世主義的億萬富翁，即科技右翼。

在這股潮流中，帕蘭提爾（Palantir）的首席執行官亞歷山大·卡普（Alex Karp）堪稱最具哲學自覺的代言人。

卡普的身份本身就充滿張力：他擁有斯坦福法學博士與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理論博士學位，卻執掌一家深度嵌入五角大樓作戰系統的軟件公司；他常在國會聽證會上引用康德與韋伯，同時又為美軍開發預測叛亂分子行動的AI模型。

在他與同事尼古拉斯·扎米斯卡合著的《科技共和國》一書中，這一憂慮被系統化地表達出來。他們指出，硅谷“已然迷失了方向”，將數十萬頂尖技術人才引向優化廣告點擊率或短視頻推薦算法的瑣碎研發，卻對國家安全、能源轉型、基礎科研等真正緊迫的挑戰視而不見。

《科技共和國：硬實力、軟信仰與西方的未來》

[美]亞歷山大·卡普，尼古拉斯·扎米斯卡

而人工智能的崛起，終于敲響了警鐘。卡普指出，AI不僅是工具，更是對人類創造性地位的首次真正挑戰。若放任私營部門主導其發展，結果只會是“非創造性的毀滅”，宏大敘事被解構，共同信念瓦解，社會陷入四分五裂。

屆時，面對同樣以國家意志推動AI發展的對手，美國將毫無勝算。

因此，他反復呼吁科技界回歸“曼哈頓計劃”時代的責任感。而這一理念，早已超越口號，轉化為切實的政治行動。

帕蘭提爾自身就是試驗田。早在2011年，Palantir就以其強大的數據整合能力，參與了擊斃本·拉登的行動；俄烏沖突中，烏克蘭無人機精準打擊、屢次奇襲，背后正是Palantir的Gotham數據系統的強大支撐……其Gotham與Foundry平臺已部署于美軍聯合全域指揮系統、國土安全部邊境監控網絡、疾控中心疫情響應模型，甚至跨國戰場的情報融合體系。

卡普毫不掩飾其立場，在他看來，科技公司不該是中立的技術供應商，而應是美國及其盟友價值觀的堅定支持者。因此，他推動的不是脫離國家的科技烏托邦，而是一個技術與國家使命重新結盟的共同體。

更重要的是，他并非孤例。近年來，美國硅谷科技精英日益擁抱右翼思想，在企業結構、資本風向等多方面出現“右轉”傾向。

這群人的核心，是一個被稱為“貝寶黑手黨”（PayPal Mafia）的緊密圈子，其中有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彼得·蒂爾（Peter Thiel）、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基思·拉博伊斯（Keith Rabois）……他們曾共同締造了PayPal，隨后各自在風險投資、社交媒體、太空探索與國防科技領域開疆拓土。如今，他們早已形成一張橫跨資本、技術與權力的網絡，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華盛頓權力核心，將個人財富、價值主張轉換為政治資本。

彼得·蒂爾，“PayPal黑幫”的精神領袖、科技右翼的核心人物，早在2016年就押注特朗普，繼而又成為萬斯的政治導師與最大金主。據NBC統計，特朗普政府2.0中至少有十名高官是蒂爾的前雇員、投資伙伴或基金會舊部。

彼得·蒂爾（來源：Cambridge Union）

埃隆·馬斯克則以2.4億美元的政治獻金和“政府效率部”的實權職位，將“工程師治國”推向實踐，試圖重塑聯邦臃腫的官僚體系。

大衛·薩克斯作為白宮AI與加密事務負責人，上任即廢除拜登時代的AI監管框架，宣稱要讓美國AI“擺脫意識形態偏見”。

正是這群人，將卡普在《科技共和國》中構想的有關技術與國家的新契約，一步步嵌入政策肌理。而“創世紀”行動，恰恰就是他們政治理念的現實載體。

這場行動的成敗，或將決定未來數十年全球科技秩序的走向。而站在幕后的那些人，早已不再只是代碼的書寫者，他們正試圖通過國家意志，重新定義AI時代潮水的方向。

只是這一次，潮水的方向，不再只由一個大陸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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