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聲一響,黃金萬兩。
可要是槍口掉個個兒,那值多少錢?
1949年春天,長江邊上黑壓壓全是解放軍,眼瞅著就要過江了。
就在這節骨眼上,安徽南邊大別山里頭,一支穿著國民黨軍服的隊伍,沒跟任何人打招呼,自己就把槍口擰了一百八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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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頭搞這事的,是國民黨第八游擊縱隊的司令,叫方步舟。
他派人跑去跟解放軍接頭,說我想帶著弟兄們過來。
這事報到第三野戰軍司令部,幾個領導一聽這名字,覺得耳熟,趕緊翻舊檔案。
這一翻不要緊,把所有人都給整不會了:這個方步舟,檔案里清清楚楚寫著,他原來是紅26團的團長,毛主席當年開會時還當著大家伙兒的面,夸他是“黨和軍隊的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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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紅軍的英雄團長,怎么就成了對面的司令?
這十二年,他到底經歷了什么?
現在大局已定,他又跑回來說要起義,這葫蘆里賣的又是什么藥。
故事得從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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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那會兒,方步舟還是個熱血青年。
大革命的火燒得正旺,結果蔣介石在上海一翻臉,到處都是血。
共產黨決定不能就這么算了,得拿起槍桿子干。
南昌城里頭,第一槍就這么打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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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步舟當時就是個普通士兵,跟著賀龍、葉挺的部隊,在槍林彈雨里往前沖。
年輕人,沒想那么多,就知道革命是對的,殺反動派是應該的。
南昌那一仗打得轟轟烈烈,但最后還是沒撐住。
部隊一路往南撤,邊打邊退,人是越打越少,隊伍都快散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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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陳毅硬是把這支殘兵敗將給攏住了,拉扯著上了井岡山,跟毛澤東的隊伍匯合了。
就是在這段最苦最累的日子里,方步舟這塊好鋼,才算真正顯出了本事。
他打仗不怕死,腦子也活。
有一次被敵人堵住了,機槍跟下雨似的掃過來,他二話不說,揣著幾顆手榴彈就從側面摸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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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陣煙冒過,敵人的火力點啞了,部隊的生路也打開了。
靠著這股子猛勁兒,他從一個大頭兵,排長、連長、營長,一級一級往上干。
到了井岡山,反“圍剿”的仗打得多了,他的名氣也越來越大。
1930年,他已經是指揮上千人的紅26團團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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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當時,可是紅軍絕對的主力團。
當上團長沒多久,他就打了個漂亮的奇襲。
敵人有個補給站,修得跟個烏龜殼一樣。
硬打肯定不行,傷亡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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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步舟帶著人白天化裝偵察,晚上專挑難走的路,領著一小隊精兵,愣是從一片沒人走的爛泥沼澤里穿了過去,直接捅到了人家的屁股后面。
半個鐘頭不到,戰斗結束,繳獲的物資堆成了山。
這一仗打完,毛主席在軍事會議上,專門把方步舟提出來表揚,說他是“黨和軍隊的好同志”。
這八個字,在當時分量極重,是方步舟這輩子最風光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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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組織上對他委以重任,派他去鄂東南當道委書記,自己拉隊伍、建根據地。
這意思就是,他已經從一個能打的戰將,成長為一個能獨當一面的高級干部了。
可人生的路,就怕走錯一步。
1937年初,形勢變得特別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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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內部對怎么打仗,也有了不同看法。
就在湘鄂贛省委的一次會上,方步舟被點了名,挨了頓狠批。
上級認為他打仗太“保守”,有“分散主義”的毛病。
說白了,就是覺得他光想著保存自己的那點人馬,好幾次該主動出擊的時候,他都磨磨蹭蹭,錯過了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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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他平時有點我行我素,紀律性不強,新賬舊賬一起算,直接給他撤了職,還開除了黨籍。
這對一個從死人堆里爬出來、向來心高氣傲的戰將來說,簡直是天塌下來了。
昨天還是人人夸贊的英雄團長,今天就成了組織不要的人。
這種落差,換誰都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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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里那股勁兒一下子就散了。
組織上讓他去干點勘察地形的閑活,他越想越憋屈,越想越不甘心。
終于有一天,他借著外出的機會,帶著幾個心腹,一扭頭,跑了,跑到了國民黨那邊。
這個決定,把他前半輩子所有的榮耀,全都扔進了泥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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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對面的陣營,要想混下去,就得拿出點“誠意”。
方步舟把自己以前打游擊的經驗和盤托出,幫著國民黨分析紅軍的戰術。
靠著這點“功勞”,他被任命為“第八游擊縱隊司令”,專門負責在老根據地“清剿”他過去的戰友。
可叛徒這條路,比他想的要難走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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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那套體系里,他這種半路投誠過來的人,永遠是外人。
不管他怎么表忠心,人家打心底里就防著他。
他嘴上喊著“反共”,可真要讓他帶著部隊去跟紅軍硬碰硬,他又打不起精神。
每次都找各種借口,說部隊要休整,彈藥不夠,能拖就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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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手下那支所謂的“游擊縱隊”,執行任務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出工不出力。
這么一來,他就把自己夾在了中間。
共產黨這邊,他是板上釘釘的叛徒,罪不可恕。
國民黨那邊呢,看他“剿共”總是不見成效,又懷疑他是不是身在曹營心在漢,跟共產黨還有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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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過多久,軍統一紙密令,就把他給抓了起來,關進了大牢。
在牢里,他是有口說不清。
他沒法向國民黨證明自己的“忠心”,更洗不掉自己背叛革命的污點。
雖然最后被放了出來,官復原職,但這次牢獄之災讓他徹底看明白了,自己在這邊就是個用完就扔的棋子,永遠不可能被真正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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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37年到1949年,這十二年,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十二年。
他丟了信仰,沒了同志,在兩個敵對的陣營里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活成了一座誰也瞧不上的孤島。
時間不等人。
一晃到了1949年,解放戰爭的大局已定,國民黨的軍隊兵敗如山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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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扎在安徽的方步舟,眼睜睜看著他所在的這個陣營一天天爛下去,他知道,老蔣的天下快完蛋了。
擺在他面前的路就兩條:要么跟著這艘破船一起沉底,要么,就得在船沉之前,給自己和手下那八百多號弟兄找個救生筏。
他選了后一條路。
他偷偷摸摸地找關系,拐了好幾個彎,終于跟第三野戰軍搭上了線,說他想帶著部隊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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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請求送到三野司令員陳毅的桌上,陳毅元帥考慮再三,大筆一揮做了批示。
陳毅的意思是,方步舟這個人歷史上有污點,這是事實,但現在是解放全中國的關鍵時候,能爭取一支部隊過來,對渡江戰役有好處。
看人要往前看。
三野前委研究后,定了調子:起義可以接受,部隊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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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方步舟本人,不能重新入黨,他的工作問題,以后再另行安排。
這個決定,給足了面子,也守住了原則。
既肯定了他起義的功勞,也表明了黨的紀律是嚴肅的,不是菜市場,可以隨便討價還價。
1949年4月,就在解放軍渡江的炮聲中,方步舟在皖南拉著他那八百多號人,正式宣布起義,槍口對準了還在負隅頑抗的國民黨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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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來接應他的解放軍干部里,有一個人讓他百感交集,那是他當年的老戰友,時任皖南區委書記的譚啟龍。
兩個人再見面,一個穿著解放軍軍裝,一個穿著國民黨軍服,中間隔著十二年的光陰,千言萬語,最后只剩下沉默。
新中國成立后,方步舟的最終去向也定了下來。
組織上沒有追究他叛變的罪責,算是對他起義功勞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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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安排到安徽宣城的一家勞改農場當副場長,級別是行政十八級。
從一個曾經統領千軍萬馬的紅軍團長,到一個管理農場生產的干部,他的人生算是徹底落了地。
在農場,他話很少,做事很小心。
過去那些打仗的功勞和叛變的污點,他都鎖在了心里,從不跟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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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跟農場的年輕人閑聊,會偶爾說起一兩句當年在井岡山打仗的事,但總是說個開頭就打住。
那段讓他又驕傲又痛苦的歲月,成了他一個人的秘密。
1990年,方步舟在安徽病逝。
他沒有被追究叛徒的責任,但黨籍也再沒能恢復。
他在農場平平淡淡地干了幾十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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