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環球時報年會系列報道之三：文明型國家，為何中國方案最能落地

來源：環球時報

編者的話：12月20日，環球時報社舉辦2026年年會。本屆年會以“世界可以相信中國：新征程，新機遇”為主題，來自國內外政界、學界和商界的百余位權威人士、專家學者與會，深刻解碼中國的發展邏輯，闡釋為何“相信中國”愈發成為國際共識。國際論壇版整理刊發部分嘉賓發言，以饗讀者。本期選取的是年會第三議題“文明型國家，為何中國方案最能落地”精彩內容。

四大全球倡議是中國對全球秩序變遷的回應

傅小強（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 全球治理倡議是中國智慧、中國理念、中國方案的集中體現，它為破解全球治理存在的問題提供了清晰指引：如何讓全球治理體系承載起人類對和平與發展的共同期盼，切實解決發展與安全的相關問題。

當下的全球治理體系，正面臨代表失衡、規則滯后、行動乏力三大困境。在很多國際機構里，占全球人口80%以上的全球南方國家的投票權無法匹配自身力量的變化。這種結構性失衡，使得現有全球治理體系在應對氣候變化、數字鴻溝等全球性挑戰時，顯得力不從心。作為全球南方中規模最大的國家，中國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議，讓全球南方國家擺脫了全球治理旁觀者的身份，轉而成為重塑全球治理格局的主力軍。

全球治理倡議是中國提出的方案，也代表了全球大多數國家的共同心聲。全球南方國家正逐漸從全球治理體系的邊緣走向中心，成為全球治理規則的共建者與塑造者。

馬丁·雅克（英國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客座教授）：自2012年以來，隨著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出，中國采取了特色鮮明且積極主動的對外政策，這一政策深深植根于中國的歷史和傳統。全球發展倡議（2021年）、全球安全倡議（2022年）、全球文明倡議（2023年）和全球治理倡議（2025年）這四大全球倡議，是對中國對外政策發展歷程的精辟總結和闡述。

回溯過去，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戰后全球秩序在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后開始出現深刻變化，而今這一進程已經愈發深入。一個新的全球秩序，盡管仍處于初期階段，但已經開始形成，而中國在其中處于重要地位。在此背景下，中國愈發需要向世界，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闡明自己對全球秩序的看法。四大全球倡議正是中國對全球秩序變遷的回應。它們回答了越來越多人提出的問題：中國對全球秩序的看法是什么？全球秩序應該如何改革？中國如何看待國際體系的未來？

自1949年以來，中國一直將自身視為發展中國家不可或缺的一員。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全球南方國家重要性的日益提升，這種認知愈發明顯。中國將與全球南方國家的關系視為其當前和未來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面。在四大全球倡議中，全球發展倡議被第一個提出，絕非偶然。這表明，對中國而言，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是當今時代面臨的重要挑戰。

全球文明倡議對全球南方國家同樣具有吸引力。西方很少使用“文明”這個詞，而且在殖民時期，西方對全球南方文明造成了巨大破壞，對此負有責任。全球南方國家社會的繁榮不僅取決于自身發展，也取決于其文明的復興。而對中國人來說，文明思維是第二天性。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出現，它的首要身份是文明。這就是為什么它會如此深刻地理解文明對全球南方國家的重要性。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國際關系一直被西方的議程、概念和語言所主導。然而，自2012年以來，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西方迄今未能提出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那樣切實的中國方案的原因在于，它們對發展中國家仍然抱持著新殖民主義的視角，并且缺乏跨國和全球性的思維方式。

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將深刻影響人類文明前行的方向

馬小軍（中國人民大學全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1993年，哈佛大學政治學者亨廷頓在美國《外交》雜志發表文章，叫作《文明的沖突？》。我記得很清楚，這篇文章的標題里有問號。到了1996年，亨廷頓出版更系統闡釋這一思考的著作《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標題里就沒有問號了。亨廷頓的這套理論把文明視為全球政治的核心要素，提出文明間的差異將取代意識形態，成為國際政治沖突的主因。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一經提出就掀起遍及全球的學術大討論，作為一個中國學者，我也參與了這場討論。

時至今日，那場討論早已經沖破了學術的藩籬，過去30余年間，在全球范圍內上演了無數場國際關系大戲，可謂“世道大變、世界大變”，即我們所說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提速。

最新出爐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宣稱，美國和它的傳統盟友歐洲之間，共同的價值觀正在斷裂，彼此間的巨大意識形態鴻溝正在顯現，歐洲大陸的“經濟衰退已屬次要，更嚴峻的現實是正面臨文明消亡”。曾幾何時，美國學者亨廷頓施放的那場“文明沖突大火”，如今正在西方文明內部延燒。原本似乎鐵板一塊的西方的共同價值觀正在被解構，美國及其歐洲盟友的共同價值觀正在撕裂，美國正在將自己的百年盟友推向“文明沖突”的邊緣。

與此同時，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正穩步前行，全球南方崛起方興未艾，已成為21世紀人類文明的壯麗景觀。

展望2026年，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無疑會影響中國的發展，同樣，中國的發展也將會更深刻地影響和推動國際形勢的變化。毫無疑問，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將深刻影響人類文明前行的方向。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提出四大全球倡議，其深層意圖是希望同世界各國，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分享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包括近半個世紀改革開放歷程中遇到的挑戰和吸取的教訓，以綿延五千年的中華文明智慧為根基，嘗試引領這個世界朝著更美好的方向前行。

艾哈邁德·穆斯塔法（埃及亞洲研究和翻譯中心創始人、主任）：中國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議以互利共贏和命運與共為哲學基石，為零和地緣政治提供了一種引人注目、鼓舞人心的替代方案。

四大全球倡議滿足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需求，并提供“互利共贏”的框架，使各國能夠根據自身優先事項參與其中。通過強調協商合作，中國倡導利益共享和本土自主，從而提高項目在不同國家成功實施和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

這種包容性全球化的發展愿景，并非誰的特權，而是共同追求，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在這方面產生了深刻的共鳴。中國提供的合作參與模式，與歷史上某些國家以支配和附加條件為主導的模式截然不同。

中國前所未有的發展成就，使8億人擺脫了貧困，這是一個強有力的實證案例。這種快速、大規模現代化的能力，為其提出的全球框架賦予了極大的可信度。

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的戰略整合，產生了強大的協同效應，多國認識到世界上最緊迫的挑戰是內在關聯的，誰也不能孤立應對。四大全球倡議得到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支持，84個國家加入“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組”。

全球發展倡議聚焦國際發展合作，為持久安全提供了物質基礎。而全球安全倡議則確保了可持續發展所需的穩定環境。全球文明倡議進一步促進文明互鑒和文明對話，構建合作式全球治理所必需的跨文化理解。全球治理倡議為建設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注入了強大動力。四大全球倡議各有側重，并行不悖。

對非意識形態、務實解決方案的關注使得廣泛的合作成為可能。通過優先考慮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減貧和反恐——這些超越政治制度的普遍挑戰——中國的框架創造了一個“大帳篷”。

歸根結底，中國的四大全球倡議之所以能夠保持韌性并成功實施，秘訣在于它們與一個不容置疑的全球趨勢——多極化——相契合。通過為這一轉型提供切實可行的架構，它們賦予了更多國家塑造未來走向的能力，從而確保它們在構建21世紀全球治理基礎過程中所具有的現實意義和持久韌性。

中國為什么能與全球南方國家產生“發展共鳴”

李小云（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資深講席教授）：我想分享兩個親身經歷的小故事。一是我剛從印尼回來，我發現，印尼對中國經驗的學習體現在很多方面。比如，統計每家每戶的相關數據，然后像中國的精準扶貧一樣，進行精準施策。二是我們這兩年在非洲推進了一個新項目，鼓勵當地農民種大豆，再將它們加工成豆漿。由于當地沒有通電，他們使用的是我們從中國帶過去的手搖磨豆機。

這兩個故事，讓我感覺到中國發展的方案和經驗，能夠對全球南方國家產生影響。我將之總結為“平行經驗”，這里面包括三個要素。一是中國和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都擁有相似的經歷，那就是我們都經歷過或者正處于貧困之中。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使我們的經驗和經歷對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產生了可借鑒性。二是中國和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都經歷過或者正面臨貧困、發展等共同挑戰。三是我們也因此擁有應對這些共同挑戰的互鑒性方案。

這三個要素使得中國能夠與全球南方國家產生一種發展的共鳴，這種“發展共鳴”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為什么對全球南方國家非常重要。當然，他們的經驗對我們也非常重要。

而且，還要意識到，我們如今處在一個新發展時代。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全球治理邏輯，以“發達國家援助發展中國家”的框架為主。而今，各國發展面臨的挑戰呈現全球化屬性，氣候變化、移民等成為共同議題，且國家發展的訴求趨同，如美歐均在推動再工業化，全球南方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也與他國形成博弈。全球發展格局由此重塑。

而中國的全球治理實踐以互惠互利區別于西方的援助性邏輯，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具開放性與包容性的方向演進。

楊雪冬（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系主任）： 討論“為何中國方案最能落地”，離不開對執行力的關注。這可以從兩方面進行分析。

第一，中國有“基于實踐的思維”。當我們討論一個方案時，我們首先考慮的是它怎么落地。對于全球治理，很多國家都有自己的看法，而這背后潛藏著它們各自的思維方式。中國的國家思維是“倉廩實而知禮節”，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要讓一個方案落地，首先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物質基礎達到以后會有共同的行動，繼而產生共同的理念。中國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就體現了這種思維，我們首先推進的是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加強彼此間的聯系、溝通、交往，形成關聯。

第二，中國的國家治理思維轉化成全球治理思維時，有三個維度非常重要：一是在情感上，我們跟發展中國家有很多相似性，有共情性；二是在發展階段上，中國的實踐可以給其他全球南方國家非常直接的參考；三是中國思考治理時對機制的考慮，是從“統”而非“分”的角度思考如何構建實現機制。從情感、發展階段、合力這三個維度，可以找到中國方案能夠有效執行的重要原因。

江時學（上海大學特聘教授）：四大全球倡議的提出與實踐，是中國在新時代為應對全球性挑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貢獻的重要智慧。這些倡議覆蓋了發展、安全、文明、治理等多個關鍵領域，體現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全球視野與歷史擔當。四大全球倡議的落地，需要世界每個國家的參與，唯有各國共同努力、同舟共濟，才能推動其真正落地。

分享中國經驗，是將中國在改革開放、脫貧攻堅、經濟發展、社會治理等方面積累的實踐與成果分享給世界。這本質上是一種國際交流，不帶有強制性，更不是輸出模式。各國可根據自身實際情況與需求，自主選擇是否借鑒、如何借鑒。這種分享源于中國的發展實踐，也服務于各國探索適合自身發展道路的普遍愿望。

近年來，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到四大全球倡議的系統推進，中國不斷為人類社會的前行注入思想動力、貢獻中國智慧。作為一名中國學者，我深感自豪的不僅是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更是中國愿意以開放、包容的姿態，與世界共同探討人類未來的責任與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