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港暴徒法庭上認罪：美國間諜指使，向14億國人道歉

2019年的香港，本該是東方之珠閃耀的一年，卻被一場精心策劃的暴亂蒙上陰霾，機場圍毆、地鐵縱火、商鋪被砸，昔日繁華都市淪為暴力現場。

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被非法拘禁毆打近兩小時的畫面，成為全中國人民心中難以愈合的傷疤。

時隔兩年后的法庭上，主犯賴云龍突然當庭反轉，高喊“我被美國間諜忽悠了”并向14億國人道歉，這場遲來的“懺悔”，終究難以抹平曾經的傷痛。

2021年11月，香港高等法院的被告欄，站在那里的人，是賴云龍，這個名字在兩年前曾經和“機場暴力”“圍毆記者”“揮舞美國國旗”緊緊綁在一起，是很多人眼中典型的激進暴徒形象。

而就在那一天，他突然當庭撤回所有上訴，情緒完全崩潰，聲音嘶啞地喊出一句讓在場所有人都愣住的話：“我被美國間諜忽悠了！我向14億中國人道歉！”

這不是提前準備好的陳詞，也不是律師設計好的策略，更不像是為了減刑的冷靜表演，而是一種在長時間心理擠壓下的徹底失控。

兩年多的羈押、不斷瓦解的幻想、一次次落空的“承諾”，終于在那一刻集中爆發，這一聲喊，把原本寫在案卷里的“暴力傷害案”，一下子撕開了外殼，露出了背后那套更復雜、也更冰冷的運作邏輯。

當賴云龍在法庭上說出“馬克·西蒙”這個名字時，事情的性質已經不再只是幾個人在機場失控打人那么簡單。

這一切，顯然不可能是“一時沖動”四個字就能解釋清楚的，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回到賴云龍本人身上。

他的個人背景，說不上復雜，甚至可以用“單薄”來形容，小學學歷，父母離異，沒有穩定的家庭支持，也沒有清晰的人生規劃，長期靠在酒店做零工維持生活。

這類人，在任何社會里都很常見，最大的特點就是迷茫、缺乏安全感，同時又急切地渴望被認同、被看見。

如果走的是正路，或許需要很多年慢慢熬，但如果被人盯上、被人引導，很容易就會被推向極端。

而在2019年的香港街頭，這樣的年輕人，正是某些外部勢力眼中最理想的“材料”，他們不需要深度思考復雜的政治問題，也不需要真正理解什么制度、什么前途。

只要被灌輸足夠簡單、足夠刺激的口號，就能迅速行動，對操盤者來說，這既省時，又高效。

賴云龍所供出的幕后人物馬克·西蒙，正是這條鏈條中的關鍵一環，這個人的履歷并不神秘，卻極具指向性。

曾在美國海軍情報系統任職，有情報分析背景，之后長期活躍于香港，以“政治顧問”“助手”的身份，貼近黎智英這樣的核心人物，同時又掛著美國共和黨香港支部主席之類的頭銜。

這樣的人，表面上是“政治活動人士”，實際上卻具備資源整合、資金流轉和行動指揮的能力，在這種不對等的關系中，賴云龍這樣的人幾乎沒有任何博弈空間。

一邊是受過專業訓練、熟悉如何動員和操控情緒的情報體系人員，另一邊是認知基礎薄弱、生活本就失序的底層青年。

對方不需要直接下命令，只要通過非政府組織、所謂“志愿網絡”、中間聯絡人，把物資送到位，把話術講清楚，就足以讓一群年輕人沖在最前面。

護目鏡、防毒面具、頭盔、對講設備，這些并不是街頭隨便就能湊齊的東西。它們出現的那一刻，就已經說明，事情并不是自發的。

更重要的是，隨之而來的，是一套被反復強調的行動目標，制造沖突、放大畫面、引起國際關注，至于后果，由誰承擔，從來就不在設計者的考慮范圍內。

賴云龍后來在法庭上承認，他接收到的信息很直接，就是要“搞出大動靜”，在這種邏輯下，暴力本身并不是情緒失控，而是一種“任務”。

誰打得狠、誰沖得猛，誰就更“有價值”，這也是為什么，2019年8月13日的香港國際機場，會演變成那樣一幕徹底失控的人間丑劇。

那天晚上，機場早已失去了公共空間應有的秩序。大批黑衣人占據了候機區域，把普通旅客擠到角落。

當他們發現付國豪的時候，一切幾乎是瞬間發生的，付國豪只是一個背著相機、操著普通話口音的記者，卻被迅速貼上“敵人”的標簽。

在隨后的兩個多小時里，所謂的“理性”“和平”完全消失，付國豪被包圍、被控制、被綁在行李車上，雨傘、拳腳、辱罵輪番上陣。

有人搜他的包，有人拍視頻，有人揮舞著美國國旗示威，在那個環境里，這面旗子已經不再是象征，而更像是一種心理暗示：有人在看，有人會“記賬”。

付國豪并沒有低頭，他那句“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們可以打我了”，并不是挑釁，而是一種極端處境下的立場宣告。

這句話通過網絡迅速傳回內地，引發巨大震動，也讓更多人意識到，那些發生在鏡頭之外的暴力，已經走到了怎樣的程度。

從那一刻起，賴云龍這些人的結局，其實就已經被寫好，唯一的不確定，只剩下時間，《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成為這條時間線上的轉折點。

2020年6月30日之后，原本靠混亂生存的組織迅速失去了空間，資金流斷裂、指揮系統消失、外部聯系人撤離，曾經看似牢不可破的網絡，在法律的壓力下迅速瓦解。

到2021年，暴力案件數量大幅下降，機場恢復秩序，社會運行回到正軌，而賴云龍，卻被留在了原地。

第一次開庭時，他還試圖維持姿態，表現出一種“我是在抗爭”的強硬。他的辯護團隊甚至提出所謂“誤認記者”的說法，想把有組織的圍毆淡化成誤會。

但隨著時間推移，他發現一個殘酷的事實：當初承諾“幫助”“安排出路”的人，一個都沒有出現。

馬克·西蒙早已離開香港，遠在海外安全無虞，那些鼓動他走上街頭的人，沒有一個需要承擔法律后果，真正面對刑期的，只有他和同樣被推出來的那一批人。

當他意識到自己只是一次性使用的工具時，心理防線開始全面崩塌，2021年11月，在面臨可能長達七年的刑期時，他終于選擇認罪，并在法庭上失控地喊出那句道歉。

這種道歉，很難說是幡然醒悟，更像是被徹底拋棄之后的憤怒和絕望，最終，他被判刑5年3個月。

這是對他行為的法律裁決，卻無法覆蓋這場悲劇的全部代價，因為就在他認罪前一個月，付國豪去世了，年僅30歲。

付國豪回到北京后，身體上的傷可以治療，但精神上的創傷卻不斷加重，長期的抑郁癥，最終吞噬了他的生命，他的父親那句“被暴力徹底摧毀了”，不是修辭，而是事實。

一個年輕記者，用生命承受了這場混亂最沉重的后果，而另一群被操控的年輕人，則用前途和自由為別人的算計買單。

回頭再看賴云龍在法庭上的那句道歉，它不是什么勵志故事，也不值得被美化。

它更像是一份極其殘酷的現實說明書，告訴所有人：在復雜的國際博弈中，那些高喊口號的人，往往不需要承擔代價，真正付出一切的，永遠是被推到最前面的普通人。

今天的香港，已經逐漸走出那段混亂。秩序在恢復，生活在繼續，但付國豪的名字，和賴云龍的結局，都不應該被遺忘。

一個提醒人們什么是底線，一個警示人們什么是陷阱，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謊言，往往包裝成“為你好”，而當你真的信了，代價，可能是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