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事件發酵！吳家哭訴，和龐家同病相憐，我們家捐的文物也丟了

南博事件越扒越深，陳年黃歷逐一浮出水面，果然不能挖太深！龐叔令沒等來徐湖平的道歉，反倒等來了同病相憐的吳家后人。

近日，就在國家文物局成立專項小組調查龐家捐贈文物失蹤案的時候，12月23日，收藏界的大佬吳歡，突然在社交平臺發了段視頻。

在視頻里，他直言：“我跟龐家是同病相憐，我們家捐給國家的文物，也丟了。”一句話，瞬間把“文物捐贈”這根敏感神經，揪得更緊了。

吳家也是收藏世家，當年捐贈了241件珍貴藏品，如今竟只剩170多件，60多件文物憑空消失。

更讓人細思極恐的是，吳家、龐家文物的接受人，都是同一個人——鄭振鐸。當年鄭振鐸還把龐家《江南春圖》列為“非要不可”的征集對象，如今龐家面臨贗品不退的窘境，吳家則遭遇文物失蹤的難題。

據吳先生介紹，吳家捐贈于1955年，比龐家捐贈還要早這四年。那時的吳家，在祖父吳瀛和父親吳祖光的堅持下，將包括書畫、瓷器在內的241件家藏珍品悉數捐獻給了故宮博物院。然而，這種以毀家紓難般的愛國情懷換來的，卻是一個令人心碎的結局。

在那段非常時期過后，當吳祖光滿懷希望地找到父親當年的老部下、時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單士元，希望能盤點核實這些文物的下落時，得到的卻是一個令人驚愕的數字：僅剩170余件。

整整60多件文物，就這么在歷史的煙塵中悄無聲息地消失了。面對吳祖光的勃然大怒與困惑，單士元的回答里充滿了那個年代特有的無力感。

制度不健全、故宮本身也受到了巨大的沖擊、很多情況難以預料、如已經換了人手……這一連串的理由，每一條都足以將責任推給虛無縹緲的“歷史”，讓人找不到具體的問責對象。

不同于南京博物院那個具體的簽字和那個神秘的“顧客”，吳家的文物丟失，似乎更像是一場無頭公案，連個具體的嫌疑人都找不到。

• 正是這兩起性質截然不同但結局同樣悲愴的事件，折射出了兩家后人截然不同的態度，也引發了公眾對于“原諒”與“追責”界限的激烈討論。

對于龐家而言，憤怒是當下的、鮮活的。那張寫著6800元售價的單據，以及2000年后這一相對現代法治環境下的違規操作，讓這件事很難被歸類為“歷史遺留問題”。

這里面涉及的是具體的貪婪、具體的違規操作甚至是潛在的犯罪。這5幅畫不是丟在了戰火紛飛的亂世，而是丟在本該制度森嚴的和平年代的博物館庫房管理流程中。

這也是為什么國家文物局會迅速介入，成立工作小組展開調查的原因。反觀吳家，在經歷了最初的憤怒之后，吳祖光選擇了一種充滿文人風骨卻又略帶悲情的妥協。

當意識到追回無望，當面對的是那個承載祖父吳瀛太多心血甚至參與創辦過的故宮，吳祖光最終接受單士元的“折中辦法”：不再追究丟失的物品，而是由故宮將幸存的170余件文物整理出版一本《吳景洲捐獻文物圖集》，以此作為對家族愛國義舉的永久紀念和表彰。

這是一種極其東方式的智慧與隱忍——既然東西已經找不回來了，那就哪怕只留下一個名分，也要為后人留下一份精神上的憑證。

我們在看兩件事擺在一起，哪里是巧合，分明是讓人脊背發涼的套路。捐贈人一片赤誠，到頭來藏品要么被調包，要么直接消失，這寒的可是所有藏家的心。

可以肯定，鄭振鐸的初衷是保護國寶，國寶都應該規國家所有應該放在博物館，就民族國家大義來說，鄭振鐸這個想法做法是對的，后來出現這些問題，是出在某些“內鬼”身上。

目前，江蘇省文旅廳已經成立調查組，案件也上升到了提級調查的層面，相關部門正在逐一核實這批文物的流轉明細。事實上，這早已不只是五件畫作的權屬糾紛，還涉及幾十年前那場贈與契約能否得到公正履行。

如果捐贈者的赤誠情懷，最終被管理者以"鑒假"為借口變相清算，那么未來的收藏家，難免會對公共文化機構產生防范心理。沒人愿意看到，自己親手交給國家的文化記憶，變成某些人暗箱操作、變現牟利的籌碼。

而龐叔令的堅持發聲，不只是為自己家族維權，更是在為所有曾經的捐贈者尋找一個公道答案。后續的調查報告，必須經得起法律的審視和歷史的檢驗，只有這樣，才能修補南京博物院已經受損的機構信用。

對此，你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