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方文化相關(guān)表述高頻不規(guī)范現(xiàn)象例析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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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江西地方文化相關(guān)表述的編校實踐中，存在著一些高頻不規(guī)范現(xiàn)象。引文方面，有偽托、誤解與誤寫引文；專名方面，則存在名稱相近致混、不明“同名異指”與不明“異名同指”等；用字方面，既有因形近、音近而誤，也有地名用字規(guī)范化造成的問題，還有特別的用字涉及繁簡體字與正異體字等問題。對于這些高頻不規(guī)范現(xiàn)象，在編校實踐中宜特別注意，總結(jié)規(guī)律，以提高江西地方文化相關(guān)表述的編校質(zhì)量。

關(guān)鍵詞：江西地方文化；高頻不規(guī)范現(xiàn)象；引文；專名；用字

地方文化類相關(guān)表述，是編輯在工作中常見的語言文字材料。因其以地方文化為主題，所以該類表述中多有鮮明的地方性特色，在一些特定的用語、詞語規(guī)范、引用等方面易形成難點或易混易錯的知識點。因此，在進行地方文化相關(guān)表述的編校過程中，要特別注意頻繁出現(xiàn)的特定引文、專名、用字等，養(yǎng)成準確、規(guī)范表述的習慣以及對不規(guī)范表述的敏感性。筆者結(jié)合自己長期的編校、審讀實踐與研究，就江西地方文化相關(guān)表述的編校中宜注意的表述高頻不規(guī)范現(xiàn)象例析如下，希冀有助于相關(guān)的研究人員、編校工作者。

一、引文

（一）偽托引文

1.陳寅恪“不過是茍且二字”語

經(jīng)常見到作者在批評“茍且”的人生態(tài)度時，喜引用江西籍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所說：“我們這塊土地、這些人，終其一生，大多所行，不過是茍且二字。所謂風光，不過茍且有術(shù)；行路坎坷，不過茍且無門。基本不過如此而已。”這樣的說法，在搜狐、網(wǎng)易等網(wǎng)站尤其多見。有的直接用作文章標題，如“陳寅恪：所謂風光，不過茍且有術(shù)；行路坎坷，不過茍且無門”。甚至與陳寅恪先生有“鄉(xiāng)黨”關(guān)系的著名編導吳樹，也在其微博中云：“每次拜謁史學大師、鄉(xiāng)黨陳寅恪故居，都會想起他的一段話：‘我們這塊土地、這些人，終其一生，大多所行，不過是茍且二字。所謂風光，不過茍且有術(shù)；行路坎坷，不過茍且無門。基本不過如此而已。’”個別出版物，如問永剛著《每日省悟：學庸大家學（上）》的后記中亦云：“國學大師陳寅恪說：‘我們這塊土地，這些人，終其一生，大多所行，不過茍且二字。所謂風光，不過茍且有術(shù)；行路坎坷，不過茍且無門，基本不過如此而已。’茍且一生，大多數(shù)人也。‘如此而已’，一語道盡‘這片土，這些人’。何叫大師？不比怎么知道？”但事實上，陳寅恪先生并未有此言論。其作品“陳寅恪集”已經(jīng)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整理出版，可以核查。

2.“兩個半圣人”

近年讀書界出現(xiàn)“王陽明熱”。王陽明與江西淵源深厚。其人生中最重要的軍事、政治和學術(shù)成就，均與江西密切相關(guān)。因此，在江西地方文化類圖書中，多有涉及王陽明的內(nèi)容。評論王陽明時，經(jīng)常有“被梁啟超譽為‘兩個半圣人’之一的王陽明”一說，大意說梁啟超先生以“三立”為依據(jù)，說中國歷史上一共出了“兩個半圣人”：一個是孔子，另一個便是王陽明。半個，則是曾國藩。如此表達，在諸多研讀王陽明的讀物中常見。此前筆者在審讀《江西是個好地方》之一冊時，亦見作者如此表述。

王陽明是中國學術(shù)史與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現(xiàn)代學術(shù)大家、思想家梁啟超不可能不有所關(guān)注。比如他在著名的講義《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開頭就說：“在本講義所講的時代開始之時，王陽明去世已將近百年了（陽明卒于嘉靖八年，當公歷一五二九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樂皇帝欽定的《性理大全》外，幾乎一書不讀。學術(shù)界本身，本來就像貧血癥的人，衰弱得可憐。陽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學術(shù)像打藥針一般，令人興奮，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學結(jié)束，吐很大光芒。但晚年已經(jīng)四方八面受人妒嫉排擠，不得志以死。”他曾經(jīng)給《陽明先生傳》《陽明先生弟子錄》等作過序。梁啟超去世前一年即1926年，還在清華學校進行了演講《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對于曾國藩，梁啟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鈔》《清代學術(shù)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等著述中有著持續(xù)的關(guān)注。如他在《曾文正公嘉言鈔》序中高度評價“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但是，通查《梁啟超全集》可知，對王陽明、曾國藩，梁啟超并未有“兩個半圣人”之說。

偽托引文，在當下的“消費名人”的文化語境中成了一種特別的現(xiàn)象。以上文涉及之梁與陳兩位學術(shù)大家，都曾對偽史料的產(chǎn)生緣由與價值有深刻看法。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論史料，其中論偽事之一種，就是“本意并不在述史，不過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書中所記乃著者理想中人物之言論、行事，并非歷史上人物之言論、行事”。所謂偽書中有真事，真書中有偽事。陳寅恪在著名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一文中有類似看法：“蓋偽材料亦有時與真材料同一可貴。如某種偽材料，若徑認為其所依托之時代及作者之真產(chǎn)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偽時代及作者，即據(jù)以說明此時代及作者之思想，則變?yōu)橐徽娌牧弦印！备爬ǖ卣f，偽托引文曲折地反映了當下的看法。如偽托陳寅恪關(guān)于“茍且”一語，多是表達對流行的茍且之風之批評態(tài)度。偽托引文所表達的內(nèi)容，其情可能有而事實卻無。從編校的角度講，偽托引文無論如何是違背學術(shù)規(guī)范的，不足為訓。

（二）誤解引文

1.“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陶淵明稱得上是江西歷史上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無論是普及讀物還是研究性著作，大多陶淵明題材的著述會提及其著名的組詩《歸園田居》。但不少把其中的“歸園田”及其題誤寫為“歸田園”，并直接理解為回歸鄉(xiāng)村田園生活。比如普及性文章《語言平淡意境醇美——陶淵明〈歸田園居〉（之三）賞讀》。學術(shù)論文中的誤解、誤寫者亦不在少數(shù)，如《托馬斯·哈代的〈遠離塵囂〉和陶淵明的〈歸田園居〉中的“歸隱”主題之比較》。尤其多的是外語論文，如一篇，即直接名為《評價理論視域下田園詩歌的生態(tài)話語分析——以〈歸田園居〉組詩為例》。另一篇英文論文《巴頓·華茲生與陶淵明詩歌——以〈歸田園居〉（其一）的隱喻翻譯為例》，不僅將詩名誤寫，而且在文中直接將“歸田園居”譯為“Returning to My Home in the Countryside”。

事實上，陶淵明所說“守拙歸園田”，并非一般泛指回到田園生活，而系實指其居住地“園田居”。陶家為潯陽名門，即使家道中落，但仍有多處田莊等供其歸隱后居住，如上京閑居、南村、西疇、南畝、下潠田舍等處，“園田居”即為其一。袁行霈給《歸園田居》所作“題解”中說：“園田居乃淵明之一處居舍（另有“下潠田舍”等），其少時所居，地近南山，即廬山。約二十五歲前后離開此處，至五十五歲方重歸‘園田居’，大約三十年也。”其《陶淵明年譜匯考》一文中稱：“至于其居處，則不止一處，其詩文中言及‘南里’‘南村’‘西廬’‘上京’‘舊宅’‘園田居’‘古田舍’‘下潠田舍’‘城邑’；淵明另有田產(chǎn)稱‘南野’‘南畝’‘東林’‘西疇’‘西田’等。其居處與田產(chǎn)是否均在尋陽縣，抑或有在柴桑縣乃至更遠者，均未詳。然其大致方位猶有可考者，詳見各詩文下。又，淵明詩文中所言‘南山’‘南阜’‘南嶺’，即廬山，必在其居處附近。”

因此，詩題《歸園田居》，即實指陶淵明回到居住地園田居而已。但歷史上，其他人，如明代王心一，確也建有“歸田園居”；今天安徽的盧村，也有新設(shè)計之“歸田園居”。

2.“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

臨川籍的戲曲家湯顯祖，是江西古代文化的一張重要的文化名片。但他同時也在其他地方的文化建設(shè)與開發(fā)中被“征用”。如在徽州的文旅宣傳中，經(jīng)常會聽到湯顯祖的詩句“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旅游經(jīng)營者中不乏將該句理解為這位偉大的劇作家一生癡迷于徽州，卻無緣到得，以此遺憾來反證徽州的無窮魅力，招引游客。游客也常以此詩句為名，記錄出游的心得體會。如某家旅游公司安排的活動為：“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清明 水墨徽州—宏村+歙縣深渡鎮(zhèn)+千島湖+徽州古城”。“最旅游”網(wǎng)上打出的宣傳語稱：“有一種仙境，叫一生癡絕處！有一種遺憾，叫無夢到徽州！”在一篇給小學生介紹徽州風光的《徽州：一個名字，一個地方》（《新作文》小學中高年級版2017年第5期封底）中，在介紹完徽州自然風光、人文后，文末說：“‘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伴著湯顯祖的輕吟，且走進徽州，不問今夕何夕！”甚至著名的學者曾大興在《文學地理學視野中的鄉(xiāng)愁》（刊《文史知識》2017年第11期）一文中，也引此詩句來說明湯顯祖對徽州的文化鄉(xiāng)愁。中文國際（央視四套）頻道，2014年12月27日在《北緯30°·中國行》節(jié)目，曾播出《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介紹徽州文化。如此引用，林林總總。

事實上，上述引用，系對湯顯祖“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一句的誤解。這種誤解由來已久，且似“屢教不改”。該句出自湯顯祖詩作《吳序憐予乏絕，勸為黃山白岳之游，不果》：“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游。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先從字面義解釋。“乏絕”，即窮困、暫時供應不繼。《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fā)倉廩，賜貧窮，振乏絕。”孔穎達疏：“暫無曰乏，不續(xù)曰絕。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金銀氣”即銅臭味；黃白，即如詩名中所說，實指徽州境內(nèi)的黃山、白岳山（齊云山），同時雙關(guān)指黃金、白銀。“癡絕”，癡呆絕頂之意。《晉書·顧愷之傳》：“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詩作名亦為小序，大意是說朋友吳序憐惜湯顯祖生活困頓，勸他出游徽州，未果，湯顯祖因有此詩作。

了解湯顯祖一生行跡及其與徽州關(guān)系，或有助于理解此詩。湯顯祖宦海浮沉，可稱得上一生坎坷。萬歷十一年（1583），34歲的湯顯祖中同進士；直到萬歷十七年（1589），40歲的湯顯祖才升任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為六品官員，可謂仕途蹭蹬。兩年后即萬歷十九年（1591），耿直的湯顯祖草擬《論輔臣科臣疏》，抨擊以首輔申時行為首的科臣們、輔臣們沆瀣一氣，謀取私利，無視民生疾苦。當年五月十六日，盛怒之下的萬歷皇帝下旨將湯顯祖貶黜至廣東徐聞縣任典史；而該年九月，首輔申時行和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許國等亦在這場輿論風波中相繼辭職。萬歷二十六年（1598），湯顯祖從浙江遂昌知縣任上告假棄官還鄉(xiāng)，兩年后被正式免職，從此一心鄉(xiāng)居從事戲劇創(chuàng)作，遂有《牡丹亭》等名作問世。“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一詩，作于棄官家居后，具體時間不詳。其時，三朝元老許國已經(jīng)退休回到其家鄉(xiāng)徽州歙縣。當時許多士子，奔走于徽州，期望得到這位帝師的推薦。而許國，正是萬歷十一年（1583）二月會試的主持者。在這次會試中，湯顯祖以第三甲第二百十一名賜同進士出身。因此，按傳統(tǒng)科考來說，許國可謂是湯顯祖的恩師。盡管有師生之誼，但性格率直的湯顯祖對許國的政治作為一直未能認同。在上述的《論輔臣科臣疏》中，湯顯祖除希望皇帝痛批申時行等誤國行為，令其將功補過；盡快罷免楊文舉、胡汝寧這樣的無行科臣，選用“素知名節(jié)者”，還特別希望皇帝能要求許國等輔臣“堅正相規(guī)，無取觀望，以隳時政”，可見湯對這位老師不作為的意見由來已久，其批評亦導致許國請辭。即使有師生之誼，朋友要他奔走權(quán)門，去徽州拜見許國，以消除舊怨，出面說好話以改變自己的“乏絕”困境，但這對于性格剛直的湯顯祖來說，仍然是與心相違、絕不屑為之事。所以對湯顯祖來說，無所謂“無夢到徽州”的遺憾之說。

并非無人對“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一詩的本義加以辨正。如安徽學者方任飛就認為“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這首五言絕句，體現(xiàn)了湯對許國耿耿于懷的態(tài)度；如果把這首詩當作是湯顯祖對徽州風光的贊美，那就是一種誤解。他以湯顯祖的作品作印證指出，《牡丹亭》中的杜寶和陰曹胡判官一陰一陽兩個人物，寄寓著對許國的冷嘲熱諷。尤其是杜寶，官同平章軍國大事，在宋朝，是副宰相，和許國的官位相當。其迂腐、昏鄙、頑固不化的封建官僚特征，和湯顯祖眼中的許國如出一轍。著名學者徐朔方《湯顯祖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第五章《最后的歲月》曾以詩來說明晚年返家后的湯顯祖潔身自好，不與官員來往交游，惜乎不為一般人所理解。他列出湯顯祖的書信《答王宇泰》作為佐證：“來教令仆稍委蛇郡縣，或可助三徑之資，且不致得嗔。宇泰意良厚。第仆年來衰憒，歲時上謁，每不能如人。且近蒞吾土者，多新貴人，氣方盛，意未必有所挹。而欲以三十余年進士，六十余歲老人，時與末流后進，魚貫雁序于郡縣之前，卻步而行，伺色而聲，誠自覺其不類，因以自遠。至若應付文字，原非仆所長。必糜肉調(diào)飴，作胡同中扁食，令市人盡鼓腹去，又竊自丑，因益以自遠。其以遠得嗔，仆固甘之矣。”還有就是在“愛師網(wǎng)”中，有就湯顯祖《游黃山白岳不果》一詩的鑒賞閱讀試題，提問這首詩表達了詩人怎樣的“志”，答案也有確解：“從作者本身的經(jīng)歷和品格來講，這首詩既不是歌頌黃白景色的美麗，也不是多么向往到徽州去，而是對自己一生發(fā)出的感慨。”答案明顯認可詩作的主旨在于表現(xiàn)出湯顯祖鄙夷金錢富貴、志向高遠的操守。

事實上，對“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是否確指湯顯祖不愿去拜謁徽州籍權(quán)臣許國固然未必能坐實，但對詩句表示湯翁峻拒“金銀氣”、不作“黃白游”的本義的辨正，明清以來不乏其人。湯顯祖友人、曾輯印《玉茗堂選集》的沈際飛曾對《吳序憐予乏絕，勸為黃山白岳之游，不果》一詩點評：“（吳）序亦是妙人。聞說金休寧，謁選者百計營之，而抽豐者往往于此取道。臨川詩一帖清涼劑也。”在其評語中對群趨徽州的“謁選者”“抽豐者”的態(tài)度一望可知，而視湯顯祖詩為“一帖清涼劑也”。清初歙縣潭渡士子黃琯（號白山）《一木堂詩稿》中有一首《黃山白岳歌》，對湯顯祖詩作作出自己的解讀：“黃為山，白為岳，靈區(qū)絕境天所作。黃者金，白者銀，動心駭目俗所云。新安宿稱好山水，自昔名流得之喜，豈知今之守令反攢眉。所苦秋風刮人耳，無端我郡山以黃白稱，致令慕膻之輩群向此中行，干謁有司盛囑托，納交巨室相逢迎。彼之黃白其實，此之黃白其名，豈不辱我水石、污我山靈？臨川先生湯若士，罷官林下貧似洗，一生無夢到徽州，其人其品可知矣。先生本具丘壑姿，獨發(fā)此語真似癡，山中若得斯人至，必有石破天驚絕妙辭。噫吁嘻！黃山白岳，游者接屣。先生不至，能令公喜。”詩中對“慕膻之輩”群向徽州奔走干謁以求黃金白銀即利祿功名玷污黃山白岳表示憤慨，而對湯顯祖罷官后一貧如洗卻“一生無夢到徽州”的操守表示敬佩。詩原注說，自己讀到湯顯祖詩，“因此作此歌以嘆其高，且為山靈解嘲云”。著名歷史學家王振忠的《黃白游》一文通過旁搜博采包括前 述沈際飛點評、黃琯詩作在內(nèi)的地方文獻、士子詩文，揭橥了晚明以來“黃白游”這一區(qū)域性社會 現(xiàn)象對地方社會的深刻影響。他指出，隨著明代中葉徽商的崛起，黃山與齊云山在晚明逐步被打造成東南名岳，這一方面提高了徽州在世人心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帶來了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如明末歙縣文人江天一作《黃白讎》所說，黃白二山原來如靜穆老人隱于深谷、塵士所棲，近來“為四方縉紳游屐踐踏殆甚”，且來游者“多托黃山、白岳游，至則聚集有司，為賈市而已”，以至于他在文中假托“黃白老人”“作諧語云：諸君果為我來乎？”“‘唐突山靈’四字，何足以盡之！”江天一還作有《黃山寄遠方士大夫書》，再次模仿“黃山老人”的口吻，批評四方縉紳士大夫“黃白游”即借黃山來打秋風之丑陋行徑，“數(shù)十年來舟車不絕于城，有司供命而罔暇，未嘗不曰蠟黃山屐也。而搜括孔殷，民情畏匿，隨行末伎、游食之徒以及狡僮猾役，境中無賴附籍，又起風波而種荊棘，如樵者不童其山不止。以此，廉吏不得全于其間，而貪墨因之互市”。在這位徽州士子看來，“黃白游”使徽州飽受其苦，當?shù)毓賳T疲于接待，貪墨之風盛行，商貿(mào)多在外運行的徽州因此民生日蹙。更重要的是，久而久之，徽州蒙上商賈氣息濃郁之銷金窟的惡名，以至于湯顯祖也產(chǎn)生了徽州多“金銀氣”的“刻板印象”。王振忠在文中曾列舉多位明清徽州士子對湯顯祖誤解的不滿。如康熙《徽州府志》的主纂趙吉士在《寄園寄所寄》中說：“徽山有黃山、白岳，水有練溪、新安江，勛賢有程忠壯、汪忠烈，正學有朱徽國。以下文章節(jié)義，自吳少微以及金正希，代不絕踵，而世顧目之曰‘徽人’、曰‘朝奉’若而人者，非‘徽人’‘朝奉’耶？況黃山、白岳靈奇甲東南，勝朝重科名，亦有兄弟九進士、四尚書者，一榜十九進士者，乃風雅如湯臨川先生，亦不精察，有詩曰：‘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游。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得毋貽笑山靈？”乾隆十九年（1754）進士歙縣人程塤作詩：“旅人黃白家何有，理學文章山水幽，玉茗失詞難駟及，竟將金窟視吾州。”該詩原注曰：“前明士大夫，騖于文酒詩社之事，吾鄉(xiāng)人情俗尚敦厚，故投贈獨優(yōu)，不知者誤以為富。雖湯義仍先生尚有詩云：‘欲識金銀氣，須為黃白游。’不知吾鄉(xiāng)山水甲天下，理學第一，文章次之；人知節(jié)儉，有唐魏之風；俗尚骨鯁，恥旨韋之習；且磽確少田，治生維艱，實最窶地。所謂素封，皆鄉(xiāng)人之業(yè)鹺于淮南北者。本州如洗，實不足當此虛名也。”（許承堯：《歙事閑譚》卷六《為黃山寄遠方游客書》）愛鄉(xiāng)心切的徽州士子，極力強調(diào)徽州不僅有靈山秀水，還歷來多有理學名臣、文章節(jié)義，而不是如湯顯祖所誤解的“金銀氣”。他們都為“黃白游”這種時風有損于徽州形象憂心忡忡，對湯顯祖這位重量級的“意見領(lǐng)袖”的誤解多有不滿與辯駁。由此，也可以反證湯顯祖“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的本義，并非如當下諸多游記文章中所流行的那樣，說湯翁對徽州夢寐以求；而恰恰相反，是一種對徽州厭惡至極、令徽州人耿耿于懷的批評。

也有與上述意見相反者。其一是認為，不能因此詩而認為湯顯祖對徽州沒有好感，如“新安龍”認為，“不能否認‘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游’這兩句詩有一些對‘抽豐客’的鄙夷，但是從湯顯祖對徽州的整體感覺來看，這種鄙夷的成分無法掩蓋他對徽州山水的向往與贊美，整首詩表達的情感重量應該是集中在后兩句‘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上面”。這一說法遭到方利山的批評。他認為，盡管前些年有白盾等學者和研究者多次撰文，對“無夢到徽州”詩的寫作背景、本意和表達的準確意思進行闡釋，一再提醒不應把該詩對徽州的貶斥誤當作是“贊頌”，但奇怪的是仍有不少人還是依然故我。譯析作品必須從作品的具體背景，特別是從作品本身表達的內(nèi)容出發(fā)。在方利山看來，湯顯祖在對競趨于富人處打抽豐者鄙夷的激憤中，顧不得將金銀銅臭和黃山白岳等徽州大好山水相區(qū)分。他因為痛恨銅臭與“打抽豐”的無品，因此遷怒到徽州，情緒有所失控；急于表述自己“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心跡，竟憤然宣布“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有所失態(tài)。湯顯祖沒有注意到，徽商并非如他所想的只是一身銅臭，賈而好儒的徽商也并非如他認為的那樣不堪，由痛恨銅臭而“無夢到徽州”，實在是湯的一個遺憾。盡管如此，“從湯顯祖詩的內(nèi)容分析，可能我們還未能完全地剖析作者的所有真意，但實在是看不出這首詩本身‘恰恰是對徽州絕美風光的向往’和贊美。‘黃、白’在湯顯祖這里是‘銅臭’的指代，最會‘做夢’、以‘夢’出名的湯臨川在這里以‘無夢到徽州’為自恃！”因此，不必強解，硬以該詩句為為秀美的徽州做廣告。還有人認為，湯顯祖寫此詩時（1598），許國已經(jīng)去世（1596），所以“晉見許國”之說無從說起。結(jié)合休寧汪廷訥《坐隱先生集》卷首署名湯顯祖的《坐隱乩筆記》等可知，“湯顯祖癡絕的也當是這里的山水，這里的風俗（包括徽戲），或者說是這里燦爛的文化。遺憾的是我無由行走徽州，連夢也到不了這個地方啊。言外之意，湯顯祖說的是沒有接到邀請”。類似的說法如：“湯顯祖之所以這樣感嘆，是因為他滿心歡喜地等待這次黃白之游，可結(jié)果卻是朋友的籌劃落空了，令人惆悵······”還有人折中說，無論“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是貶還是褒，當下可暫且借用其字面意思，表達對徽州的贊美，“無論湯顯祖此詩的含義究竟如何，不可否認的是，此詩流傳之廣，已經(jīng)成了介紹徽州文化的口頭禪了”。這種態(tài)度，可謂通達，但湯翁詩作本義，不可不辨。從編校規(guī)范的角度來看，引用時宜慎重。

3.“白如玉，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

寫景德鎮(zhèn)陶瓷文化的書稿，多數(shù)會引用“白如玉，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一說。如在《中國陶瓷文化與陶瓷文化產(chǎn)業(yè)》一書中，即有“在景德鎮(zhèn)，一般的陶瓷產(chǎn)品以白瓷著稱，素有‘白如玉，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之稱”一句。在專業(yè)的論文如《贛鄱陶瓷民俗事象及其方言俗語之管見》中，亦有“贛鄱陶瓷享譽海內(nèi)外，如景德鎮(zhèn)的陶瓷‘白如玉，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其精美程度與藝術(shù)價值令世界驚羨”。刊發(fā)于《景德鎮(zhèn)學院學報》的景德鎮(zhèn)研究文章也說：“在人們印象中，景德鎮(zhèn)是個手工業(yè)城市，呈現(xiàn)于人前的是‘白如玉、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的玉瓷。”

其實，“白如玉，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一句，寫的是柴窯。其出自清代藍浦、鄭廷桂著《景德鎮(zhèn)陶錄》。這是第一部全面闡釋景德鎮(zhèn)瓷業(yè)的專著。在第五章“景德鎮(zhèn)歷代窯考”、第六章“鎮(zhèn)仿古窯考”所列景德鎮(zhèn)古窯之外，該書卷七“古窯考”對其他地方古窯進行考證。其“柴窯”條說：“五代周顯德初所燒，出北地河南之鄭州。其地本宜于陶，以世宗姓柴，故名。然當時亦稱御窯，入宋，始以柴窯別之。其瓷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滋潤細媚，有細紋，制精色異，為古來諸窯之冠，但足多粗黃土耳。”其中，“其瓷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一句，不僅被“微調(diào)”為“白如玉，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還被用于形容景德鎮(zhèn)瓷器。亦有少數(shù)嚴謹?shù)淖x物對此引文所指作出了辨正。如程庸《蘇軾別傳》中說：“‘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這是明代張應文《清秘藏》一文中的說法，原本說的是柴窯。”

（三）誤寫引文

1.“物華天寶，人杰地靈”

此八字堪稱江西古代文化的標簽，引用率極高。在引用過程中，常見的問題是直接合并為“物華天寶、人杰地靈”。如筆者審讀兩本書稿中分別有如下句子：“南昌古稱豫章、鐘陵、洪州，是歷代縣治、郡府州治所在地，山河壯麗，名家輩出，有‘物華天寶、人杰地靈’之美譽。”“王勃寫下了千古名篇《滕王閣序》盛贊江西‘物華天寶人杰地靈’。”眾所周知，“物華天寶”“人杰地靈”出自唐代王勃的名文《滕王閣序》：“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物華天寶”“人杰地靈”分別出處這兩句前半段，嚴格說來，在直接引文中，不宜合并。

2.“朝士半江西，翰林多吉水”

在介紹江西宋明時發(fā)達的科考文化，尤其是廬陵（今吉安市）文化之繁盛等相關(guān)內(nèi)容時，多會引用“朝士半江西，翰林多吉水”一句。如在一篇名為《谷村：文脈綿延》的文章中開頭就寫道：“‘朝士半江西，翰林多吉水。’在吉水縣盤谷鎮(zhèn)，有一個耀眼的千年古村——谷村······”再如一篇名為《從朝士半江西，分析明朝江西文人政治的成因》的文章開頭也說，“歷史上留下一句‘朝士半江西，翰林多吉水’的盛譽”。

按：“朝士半江西，翰林多吉水”實為“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不宜顛倒前后。這一流傳廣泛的句子，最早記錄似出自錢謙益《列朝詩集》乙集卷二中《周講學敘》：“國初館閣莫盛于江右，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語。而文集流傳，自東里、西墅、頤庵之外，可觀者絕少，如石溪又其靡也。”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二《吳伯宗》則云：“狀元多吉水，朝士半江西。”

關(guān)于明代江西科考鼎盛的情況，李纮《南園答問》云：“初命詞臣入閣，曠典也，僅七人，而江西得其五；初選進士，為庶常異數(shù)也，廿九人而江西十有七。”《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縉傳》：“解縉，字大紳，吉水人。······成祖入京師，擢侍讀，命與黃淮、楊士奇、胡廣、金幼孜、楊榮、胡儼并直文淵閣，預機務。內(nèi)閣預機務自此始。”解縉、楊士奇、胡廣、金幼孜、胡儼等五人為江西人。《明太宗實錄》卷三十三“永樂三年正月”條“太廟”：“上命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于新進士中選才質(zhì)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至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樸、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吾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時庶吉士周忱自忱年少愿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其中，曾棨、周述、周孟簡、楊相、王訓、王直、彭汝器、周忱、劉子欽、余學夔、盧翰、羅汝敬、王英、王直、余鼎、湯流、李時勉等十七人為江西人。

3.“文章結(jié)義之邦”

有次經(jīng)過南昌樟樹林文化生活園區(qū)的江西省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館，順道參觀，見展區(qū)分為“文章結(jié)義”“白鶴魚米”“工藝瑰寶”“毓秀山川”“人和家園”五大部分，以圖文并茂的方式介紹了江西的非遺文化。美中不足的是，開篇“文章結(jié)義”系誤寫，應為“文章節(jié)義”。唐宋時期，江西因為人才輩出且在朝代更替之際多忠君愛國、剛正義烈者，因此被稱為“文章節(jié)義之邦”。“節(jié)義”，《辭源》：“謂節(jié)操與義行。《后漢書·安帝紀》元初六年乙卯，詔：‘（賜）貞婦有節(jié)義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行。’注：‘節(jié)謂志操。義謂推讓。’《魏書》《北史》并有《節(jié)義傳》。”有意思的是，在古代江西名人的月旦評中，多有“節(jié)義”話語。如據(jù)《宋史·王安石傳》記：司馬光曾手書呂公著評王安石曰：“介甫（王安石）文章節(jié)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讒佞輻輳。”吉水文天祥墓前有聯(lián)：“宰相狀元余事耳，文章節(jié)義兩兼之。”而“結(jié)義”則意為以義氣相結(jié)義、結(jié)拜，典型如三國故事中之“桃園三結(jié)義”。“節(jié)義”為對品行之評價，“結(jié)義”則為動作。本來詞語區(qū)別明顯，但在當下多有因同音而誤寫者。如“文旅吉安”公眾號曾發(fā)布文章，篇名便是“朝士之鄉(xiāng)，結(jié)義之邦——多彩‘吉水’”，實屬不應該。

引文是重要的材料。尤其是學術(shù)書稿的引文，要特別注意避免出現(xiàn)知識性偏差，如弄錯原文作者，導致張冠李戴的現(xiàn)象；或?qū)σ牡粢暂p心，造成衍脫錯訛的問題。上述江西地方文化類相關(guān)表述中引文出現(xiàn)的偽托、誤解與誤寫，是高頻出現(xiàn)的數(shù)例。這些看似技術(shù)性的“小道”，但事關(guān)學風文風，編校不可不認真對待。

二、專名

專名指專有名詞，即專屬于一個現(xiàn)實對象的名稱，是約定俗成的，文字固定、內(nèi)涵固定，不可使用替代性的文字。其具體包括人名、地名、文本名、機構(gòu)名、官職名、藥品名等。專名容易導致知識性差錯，其原因大致有專名名稱或性質(zhì)相近混用、不明專名含義錯用、杜撰專名濫用、與事實不符誤用、未區(qū)分時間范圍錯用等。以下分別舉一二典型語例，來說明江西地方文化相關(guān)表述中專名的高頻不規(guī)范現(xiàn)象。

（一）名稱相近致混

作家趙柏田在其《巖中花樹——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江南文人》中寫王陽明自述：“在我四十五歲那年，兵部尚書王瓊的一紙薦書結(jié)束了我在南京郁悶不爽的日子，我從鴻臚寺的一個普通文官一躍而成為都察院僉都御史、剿匪平亂的贛南巡撫。”又如有江西地方文化普及性著作中有云：“明代正德十四年（1519）寧王朱宸濠在南昌發(fā)動叛亂，僅過了四十三天，就被贛南巡撫王守仁（王陽明）平定。”

按：專名“贛南巡撫”應為“南贛巡撫”。贛南，是當代用語，泛指江西南部，特指江西省南部之贛州市。王陽明平定宸濠之亂，盡管是他在今天贛南的地區(qū)任職時發(fā)生的事，但當時擔任的職務并非“贛南巡撫”，而是“南贛巡撫”。南贛巡撫是明清兩代設(shè)于江西贛州、南安等地的軍政官職，全稱“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方提督軍務”。明弘治八年（1495）為平定閩、粵、湘、贛四省交界地區(qū)盜亂而設(shè)，駐贛州府，初轄江西贛州、南安、建昌及廣東潮州、惠州等地，后多次調(diào)整轄區(qū)至八府一州。其職能以跨省軍事協(xié)調(diào)、剿匪安民為主，正德年間獲提督軍務職權(quán)。王守仁任職期間，平定盜匪，推行《南贛鄉(xiāng)約》，強化治理。朱思維有《王陽明巡撫南贛和江西事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王陽明巡撫南贛詩文墨跡題刻》（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和《王陽明巡撫南贛史話》（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等史料、著述，可參考。王陽明之署理“南贛”，與今天之“贛南”有交叉。類似將二者名稱混用的情況，并不少見，甚至在贛版圖書中亦常見，值得注意。

（二）不明“同名異指”

筆者曾撰文《白鷺洲·南康·南山·芙蓉樓——兼論異地同名之問題》，舉例說江西地方文化類書稿中所見異地同名之現(xiàn)象，包括常將李白名詩“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中之白鷺洲誤作吉安白鷺洲，實為金陵（南京）西邊長江中之白鷺洲；將宋代所設(shè)之“南康軍”（軍治在今廬山市即原星子縣，管轄今都昌、安義縣、廬山市等地。北宋著名學者周敦頤和南宋著名學者朱熹都曾擔任過南康知軍一職，因此多有文史圖書提及南康。星子縣2016年起并入廬山市）誤為贛南南康縣（今贛州市南康區(qū)）；將陶淵明詩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中之“南山”（廬山）誤解為終南山；等等。

此外，江西地方文化相關(guān)表述中，另有些地名易出現(xiàn)同名異地或同名異指問題，如“興國”與“建昌”。如蘇東坡有詩作《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南二十五里野人舍》：“溪上青山三百疊，快馬輕衫來一抹。倚山修竹有人家，橫道清泉知我渴。芒鞋竹杖自輕軟，蒲薦松床亦香滑。夜深風露滿中庭，唯有孤繭自開合。”在對該詩進行注釋時，多有誤將其中的“興國”指認為“今江西興國縣”者。在一首名為《走進老營盤》的當代詩中，有“蘇東坡快馬薄衫而來/穿越石田驛道/輕嗅修竹清泉/在客舍的松床前/抒發(fā)愉悅千年的佳句”句，作者在該句后注[1]：“1084年，蘇軾從興國取道老營盤石田去高安探望弟弟蘇轍，寫下了《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南二十五里野人舍》一詩。”事實上，此“興國”非今贛州市興國縣，而是今湖北陽新縣。南朝陳代，析陽新，置永興縣。宋太平興國二年（977），以永興縣置永興軍。次年改永興軍名興國軍，隸江南西道。崇寧元年（1103），屬江西路。“筠”即筠州，今江西贛西北之高安市。蘇東坡當年自湖北黃州沿著長江至九江，經(jīng)過湖北陽新赴高安；而不可能也不必要繞遠道走到江西南部的贛州所轄的興國縣。還有“建昌”，在江西歷史上有二：其一為建昌軍（府），系兼具軍事與行政職能的政區(qū)。北宋開寶二年（969），置建武軍，隸江南西道，治南城（今南城縣）。太平興國四年（979），改武建軍為建昌軍；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升為路，至正二十二年（1362）朱元璋改肇慶府，不久改建昌府。清代轄今江西南城、資溪、南豐、黎川、廣昌等縣地。其二為建昌縣。東漢置永修縣，南朝宋元嘉二年（425），并海昏、建昌兩縣為建昌縣，縣治設(shè)在今艾城街附近。歷史上其管轄與所隸屬有所變化，但大體指今永修。直至1914年復置永修縣。因此，使用“建昌”時應嚴格注意區(qū)分其所指。如一冊《永修古代詩文選注》，其中收錄有宋代鐘季玉詩《宴建昌耋老》并介紹作者：“饒州樂平人。淳祐七年舉進士，調(diào)為都大坑冶屬，改知萬載縣。淮東制置使李庭芝薦之，遷審計院，改宗正寺簿，又遷樞密院編修，出知建昌軍。······”其中“建昌軍”，應指治所長期位于南城縣者。因此，鐘季玉詩不應收入《永修古代詩文選注》。與“宴建昌耋老”相關(guān)，該詩后附有一首宋代“蘇某”詩《和鐘守宴建昌耋老》，并在注1中云：“這首詞（引者注：應為詩）是為鐘守王太博知建昌軍而寫的······”其“知建昌軍”亦應指治所在南城縣之建昌軍，而非建昌縣。該詩中有“盛事歡傳盱水上，賡歌歸美屬儒生”句，“盱水”即指南城稱撫河，由此亦可知該“建昌”為治所在南城縣之建昌軍而非今永修。另該詩選收錄有宋代李鼎詩作《望湖亭》并介紹作者：“李鼎，江西南城（今屬江西撫州南城縣）人。高宗紹興十 五年（1145）進士。官興業(yè)令（清同治《建昌府志》卷 七）。”此處明確介紹李鼎為建昌軍南城縣人，而 非建昌縣（今永修）人氏，因此其人詩作亦不應選入《永修古代詩文選注》。另該詩選收錄有元代 程鉅夫文《燕公楠墓志銘》，并介紹作者：“程鉅夫（1249—1318），初名文海，因避元武宗廟諱，改用 字代名，號雪樓，又號遠齋，建昌（今江西南城）人，祖籍郢州京山（今屬湖北），元代官員、文學家。······”此處“建昌”明確括注為“今江西南 城”，則不應入《永修古代詩文選注》。此永修詩 選的突出問題，在于選編者未能區(qū)分“建昌（縣）”（永修）與“建昌（軍/府）”（南城），因而多有誤將與今南城縣相關(guān)詩文收入。

（三）不明“異名同指”

在編輯江西地方文化，尤其是臨川文化類書稿時，經(jīng)常碰到“旴江”或“盱江”一詞，如影響廣泛的“旴（盱）江醫(yī)學”。到底何者為是，不僅僅關(guān)乎繁簡體字或正異體字等文字內(nèi)部問題，還與歷史沿襲有關(guān)。“旴江”或“盱江”，是江西境內(nèi)之主要河流之一撫河的上游。其發(fā)源于廣昌縣血木嶺，流經(jīng)南豐、南城，注入撫河。但該河流的用字，至今未見一致。概括地說，就是撫州市的廣昌縣慣用“盱江”，撫州市南豐、南城兩縣用“盱江”。據(jù)考證，古代的《漢書·地理志》《水經(jīng)注》以及清代多種志書如《建昌府志》《南城縣志》《南豐縣志》等，以及《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等工具書，“旴”“盱”兩字混用。據(jù)網(wǎng)絡(luò)文章《盱江”地名是xu還是yu？你都念對了嗎？》介紹：1981年，在整理地名不規(guī)范用字的過程中，認為凡在《新華字典》《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沒有收入的字應列為生僻字，而對地名標準化的要求是不使用生僻字。江西省地名委員會贛地辦字（82）第1號文件中規(guī)定：“對于確定的方言用字，應報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審音定字，并報中國地名委員會批準后，頒布執(zhí)行。”廣昌地名辦向省地名辦呈交廣地辦字（83）第3號文件《關(guān)于需要繼續(xù)使用“旴”字的報告》，文中稱：“我縣在地名標準化處理中，對于生僻字、怪異字、方言用字已作了處理，僅有一個‘旴’字，雖然《新華字典》和《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上沒有刊載，但需要作方言字繼續(xù)使用······標準音xu，方言音yu。”省地名辦采納了該意見，因此廣昌習慣用“旴江”。該文作者認為，從組合詞匯和通用性方面去考慮，把“旴”字以方言用字為理由繼續(xù)保留，十分牽強。而當時審查機關(guān)的疏漏，造成了南城、南豐、廣昌三地使用上的交錯和社會上對這兩個字認識上的混亂。因為1983年9月以前，廣昌縣屬贛南地區(qū)，而南豐、南城屬撫州地區(qū)，兩方并未就“盱江”或“旴江”用字進行溝通磋商。且廣昌當時的城關(guān)鎮(zhèn)已改名“旴江鎮(zhèn)”。廣昌1983年9月并入撫州地區(qū)，就與南城、南豐用字發(fā)生沖突與爭論，但已成事實。該文作者認為，用“盱”更合理，也更有代表性，原因在于，《辭海》中“盱”表示“大”義。無論是將盱江看作撫河和盱江的合稱，還是分開稱謂，現(xiàn)在的盱江江闊水深，都稱得上是一條大河，因此用“盱”更合適，也更容易為人所接受。為地理寫的專志《漢書·地理志》中稱“盱水”，說明“盱水”是始地名，而且是根據(jù)河寬水大而得名。但該用字意思的解釋因人而異，如前述廣昌縣地辦字（83）第3號文件為用“旴”字所作解釋則是：“盱之義，為張目也，大也。旴之義，為日始出貌，旦氣清明之意，字從日不從目。用旴字，比較符合實情，旴江原是一深而窄，水流清澈的河道，清明可鑒，可矚須眉，猶如日始出貌，旦氣清明之景象，以旴名之，較為確切。而盱為大也，張目解。”可謂各執(zhí)一詞，至今仍未有定論。

因為上述情況，給編校造成極大困擾與負擔。如《湯顯祖故事》一書中有：“這年，湯顯祖十七歲了。恩師徐良傅（引者注：應作溥）不幸辭世，湯顯祖毅然從百里開外的盱江臨川乘船逆流而上，來從姑山再次從羅汝芳學，繼續(xù)聽他講陽明之學。”編輯特意在“盱江”一詞下加頁腳注：“‘盱江’和‘旴江’兩詞歷來在撫州市存在混用的現(xiàn)象。撫州市的廣昌縣慣用‘旴江’，撫州市南豐、南城兩縣用‘盱江’。本書采用南豐、南城等地慣用表述‘盱江’。”此實在是無法兩全而做出的無奈之舉。此前曾讀到著名的編輯家、學者胡雙寶《甘做雜家》一文，其中也曾記下“旴”“盱”兩字造成的困擾：“2003年看到宋李覯（1009—1059）的《旴江集》。李覯，今江西南城人。為核實《旴江集》，查地理書，知道旴江發(fā)源于江西廣昌，經(jīng)南豐至南城有一條河流，名旴江，進入撫州境內(nèi)名撫河。若干年后看到羅汝芳（1515—1588）的《近溪子集》和《旴壇直詮》。羅也是南城人，著作中述及‘旴江’，但多處作‘盱’，甚至明朝兩個版本的《旴壇直詮》都是‘盱’。我便向校點編輯者提出須予核正，并在校記中明確交代。”未知胡雙寶先生向校點編輯者要求作出的校記如何。

總之，江西地方文化相關(guān)表述中的專名，既有“贛南”“南贛”一類易混淆的情況，也有“白鷺洲、南康、南山與興國”等同名異指或“盱江、旴江”異名同指等復雜情況。編校人員對此必須高度重視，否則容易出現(xiàn)誤用的情況。

三、用字

地方文化相關(guān)表述中，高頻出現(xiàn)特定的地名、人名、行業(yè)名等專名。其中專名中涉及生僻字、方言字等特定用字，如果不熟悉其具體內(nèi)涵與用法，則易致誤。根據(jù)筆者編校與審讀經(jīng)驗，江西地方文化相關(guān)表述中，有些專名中的用字高頻出現(xiàn)不規(guī)范用字現(xiàn)象，值得特別注意。

首先是像其他用字一樣，出現(xiàn)因形近、音近而誤的用字。據(jù)筆者留意記錄，舉凡如“井崗（岡。筆者注：括號中為正字，后同）山、江洲（州）、青云圃（譜）”等地名，“紇干泉（臮）、彭汝勵（礪）、程裔（矞）采、裘日（曰）修、許振偉（袆）、熊育錫（鍚，簡化作‘钖’）、姚公騫（鶱）”等人名，“畬（畬）族、楊歧（岐）宗、贛派勘（堪）輿、瓷器不（）子”等其他專名。

其次是歷史上地名用字曾作過變更的情況要特別注意。如1958年前后，中國的地名曾作過一次比較大的正名變更，其中江西的有“雩都、大庾（大余）、虔南（全南）、新淦（新干）、新喻（新余）”。這些地名，括號前為舊稱，括號中為變更后名稱。宜注意的，如系指舊稱，宜用括號前用法；如系指今名，則用括號中用法。其中稍復雜的地名是“鄱陽”。1958年其曾更名為波陽，但后 因未注意用字系統(tǒng)性的統(tǒng)一，與“鄱陽湖”等用詞 發(fā)生沖突，2003年再復名鄱陽。因此使用“波陽”還是“鄱陽”，要以具體對應時段為準。

還有一些是特別的用字，涉及繁簡字與正異體字等。如“桔子”為“橘子”之俗寫。江西南豐為橘鄉(xiāng)，常誤用俗字“桔”。另有樟樹閣皂山，其名亦容易滋生困擾。其所在地樟樹市政府官網(wǎng)中作“閤皂山”，用繁體；但解釋說是以“形如閣，色如皂”而得名，直接用簡寫之“閣”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之《皂山志》（明代俞策、清代施閏章編撰，傅義校注輯補，1996年）中，“閤”字用簡體“”。但今《辭海》“樟樹”條下有繁寫之“閤皂山”。而在一般大眾讀物中，更多徑寫為“閣皂山”。閤，現(xiàn)《現(xiàn)代漢語詞典》《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詞典》的審定、收錄方式基本相同，即其一為“閣”之異體字，其二為“”之繁體字。與“閣”義完全不同。按“名從主人”原則，并兼顧當下文字規(guī)范、山形實際情況等，直接作“閣皂山”為宜。

上述所舉江西地方文化相關(guān)表述中高頻不規(guī)范例析，無論是引文、專名還是用字，多為細微甚至餖飣之言。但對于編校而言，“勿以善小而不為”，因此非為吹毛求疵，而意在提醒該類材料的編校人員加以注意，避免出現(xiàn)不規(guī)范現(xiàn)象。自然，其他地方的編校人員并不經(jīng)常編校江西地方文化類材料，但其中知識性表述高頻出現(xiàn)的問題及其中應注意的重點，就其規(guī)律而言不無共通之處。希冀本文能提供些許參考之用。

作者：張國功

來源：《極目》2025年第4期

選稿： 耿 曈

編輯： 耿 曈

校對： 賀 雨 婷

審訂：歐陽莉艷

責編： 杜 佳 玲

（由于版面內(nèi)容有限，文章注釋內(nèi)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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