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時舊影：從日記中打撈真實的蘇州冬至日

原作者： 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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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七年（1881）十一月庚子朔夜，隆冬的北京顯得尤為冷冽。蘇州人潘祖蔭正放下毛筆，他的日記上，“冬至夜，祀先”五個字筆墨未干。同一時刻，千里之外的蘇州，潘鐘瑞、柳兆薰等人也提筆記錄著相似的儀式。冬至的書寫與習俗，就這樣在蘇州人的歲月里代代相傳。今人常說“冬至大如年”，其中深意卻漸被時光稀釋。日記所存，恰是歷史最細膩的肌理。通過這些私密的文字，我們能觸摸到時序流轉的脈動與情感的溫熱。此刻，不妨讓我們循著這些墨跡，重返那些被定格的蘇州冬至現場。

一、媲美新春

今日已鮮少有人能夠真正感知冬至的脈搏。在漫長的農耕時代，冬天意味著無邊的寒冷、黑暗與孤凄。先民在勞作中發現，日影在一年中有兩次極值：最長的稱夏至，最短的則為冬至。相應地，白天和黑夜的時間也會在這天達到極點，隨后便會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尚書·堯典》中便記載冬至：“日短，星昂，以正仲冬。”在沒有歷法的時代，夜漸短而晝漸長無疑代表著寒冷、黑暗與孤凄的退卻，故有“日冬至，陽氣至始動”之說。在吳地有著“連冬起九”的說法：“俗從冬至日數起，至九九八十一日，而寒盡。”《吳下田家志》中亦記載有“冬至后九九歌”，其中最后一句為“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剛要伸腳眠，蚊蟲獦蚤出。”因為冬日寒冷，窮漢無法御寒，只能蜷縮著身子入眠，故而才是“剛要伸腳眠，蚊蟲獦蚤出”，讀來極為有趣。

《九九消寒圖》 佚名 明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本幅即以“九九消寒”為畫題，表現冬去春來，初春時節的喜慶氣氛

以此為基礎，古人從晝夜長短、冷暖交替中，悟出陰陽相生的哲學。古人認為，天地間的一切事物都由陰陽二氣構成，陰陽是貫穿自然、社會和人類生活的基礎概念。因冬至的氣候特征，其又被賦予“陰極之至，陽氣始至”的意涵，《孝經說》稱：“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謂之至。”正因如此，冬至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曾是新年，是時間坐標中的重要錨點。即便后世歷法變更，冬至不再為歲首，其深厚的文化記憶仍延續下來，被稱為“亞歲”“小歲”，所在之月亦稱“天正”。

《冬至一陽圖》 朱見深 明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此幅明憲宗朱見深繪一羊，借指“一陽”，所謂冬至盡頭一陽生

因此，冬至在古人心中，實為堪比新春的吉日，節慶氛圍亦與年節相類。《宋書·禮志》云：“魏晉，冬至日，受百繚稱賀，因小會，其義亞于歲旦。”在冬至這天，古代帝王不僅要多行祭祀之禮，更要接受百官朝賀以及宴請百官。民間亦是如此，不僅會祭祀祖先、宴請親朋，就連出門時也會相互道賀。日本留學唐朝的僧人圓仁在自己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就有關冬至拜賀的有趣記載：

二十七日，冬至之節，道俗各致禮賀。在俗者拜官，賀冬至節。見相公，即道 “晷運推移，日南長至。伏惟相公尊體萬福。” 貴賤官品并百姓，皆相見拜賀。出家者相見拜賀，口敘冬至之辭，互相禮拜。俗人入寺亦有是禮。眾僧對外國僧即道 “今日冬至節，和尚萬福。傳燈不絕，早歸本國，長為國師 ” 云云。各相早濤畢，更道嚴寒。或僧來云“冬至，和尚萬福。學光三學，早歸本鄉，常為國師” 云云。有多種語。

冬日這天，眾人出門相見皆互相拜賀，口說吉祥之詞，如有唐朝僧人對圓仁說“和尚萬福，傳燈不絕，早歸本國，長為國師”等語，這簡直便是升級版的“新年快樂”“恭喜發財”。吳地將這種習俗稱之為“拜冬”：“冬至陽生春動，歲將更始。里巷馳賀，一如元旦之儀，至尊長處拜賀，同輩交相出謁。”徐士鋐有詩云：“相傳冬至大如年，賀節紛紛衣帽鮮。畢竟勾吳風俗美，家家幼站拜尊前。”說的便是冬至日相互拜謁的習俗。

《歲朝圖》局部 佚名 元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畫面中的眾人正在作揖拜賀

在中國大部分的傳統節日中，慶賀活動基本都局限在當天，唯有冬至與春節兩者，慶祝活動從前一天便開始了，冬至前一天通常被稱為冬至夜。柴萼《梵天廬叢錄》卷三十三“冬至夜”條說：“吳俗，以冬至前一日之夜，謂之冬至夜，次日冬至，謂之冬至朝。相傳其俗起自張士誠，士誠以冬至不宜當日宴賀，宜先一日置酒高會，乃得迎陽。民間因循成俗，至今尚然。”根據該說法，冬至夜宴飲的習俗源自明初張士誠，張士誠在明初占據蘇州一帶，其命令確實有可能改變蘇州的風俗習慣。從上述表現來看，冬至被稱為“亞歲”，“冬至大如年”并非空穴來風。

二、蘇俗冬祭

蘇州人尤重冬至，宋代文獻《豹隱紀談》中記載：“吳門風俗多重至節，謂曰肥冬瘦年，人家互送節禮。”清代袁景瀾的《吳郡歲華紀麗》同樣有所記載：“郡人最重冬至節，親朋以食品相饋遺，提筐擔盒，仆媼屬途，俗稱冬至盤。”同治《蘇州府志》說的更為直白：“俗重冬至而略歲節”表明在蘇州冬至是比春節更加重要的。蘇州人重冬至據說是因為周時泰伯奔吳，將周人的歷法習慣傳播至吳地，但卻無從考證。

蘇州冬至首務在于祭祖。柳兆薰是生活于同光年間的蘇州文人，在其日記中記載冬至最多的便是祭祀事宜，如咸豐九年冬至前夕，柳兆薰記：“是日因將出門，預作冬至祀先，祠堂內家祭，予主之，廳上設祭，兩兒襄之，即叩辭應試……夜間小酌，煩小云先生陪考。”因彼時柳兆薰即將出門，故而冬至祭祖儀式只能提前舉行。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柳兆薰的祭祀儀式是在祠堂內舉辦，祭祀的應該是全族的共同祖先。同治五年（1866），情況似乎發生了變化：“冬至節祀先，家祠內薰侍祭始遷祖、已祧祖以下，中堂命墀兒侍祭高曾祖父四代，至黃昏畢事。”從這年開始，柳兆薰在參與全族祭祀的同時，又單獨祭祀自己的高曾祖父四代，可謂慎終追遠甚矣。其日記中最后一次出現冬至日祭祀的記載是在光緒十五年（1889）：

晴暖，是日夜子初刻交冬至節……夜間冬節祀先，祠堂內余主之，廳上祭四世，兩孫襄辦成禮，余僅主灌獻而已。歲雖歉，祭祀不得過儉，循舊為是。祭畢，與兩孫飲散福酒，庇祖宗之蔭，猶得茍安，盡歡而飯。眠時一鼓后。

《紅樓夢畫冊》孫溫 清 旅順博物館藏

圖為《紅樓夢》中寧國府祭祖的場景

將此與同治五年的記載進行對比后可以發現，祭祀的儀式在柳兆薰的日記中保持了數十年不曾中斷，始終如一，而柳兆薰似乎也盡量保持著對祖先的敬重，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誰是主禮人、襄禮人和行禮是否規范等細節。據柳兆薰論述，光緒十五年的收成并不是很好，但“歲雖歉，祭祀不得過儉”，可見其對冬至日祭祀的重視。無獨有偶，在同時期的蘇州潘鐘瑞日記中，亦可發現這份慎終追遠的莊重與肅穆，光緒十年（1884）冬至夜及冬至日：

初四日甲辰。冬至夜，例應散，余卻坐定，館課如常……際晚歸家，夜間為冬至節祀先，即在家夜飯。飯畢，仍回館中宿。

初五日乙巳。冬至令節。晨，具衣冠，詣松鱗莊祠拜祖，并為族中在座諸人賀喜，坐移時，出。至鐵卿家，不值，尋于觀前茶室，亦不見，見霞弟，坐息少頃。歸家拜祖、賀喜諸事，時已晌午，即在家午飯。

冬至夜與冬至日當天似乎都有祭祀儀式，祭祀完畢后又有宴會可以參加。蘇州人祭祀和參與宴會又有兩個特點，據《吳郡歲華紀麗》記載，蘇州人祭祀好用冬至團：“俗于冬至前一夜，磨粉為團，以餹肉、菜果、豆沙、廬菔絲為餡，為祀先祭竈之品，并以餽飯貽，名冬至團，其大者名稻窠團。”此種習俗不知起源，如今的蘇州似乎也鮮見該習俗。

《歲朝歡慶圖》局部 姚文瀚 清 臺北故宮博物院

畫面所繪乃是新年眾人宴飲的場景

不過另外一種習俗似乎延續至今，那便是冬至喝冬陽酒。冬陽酒是蘇州人于冬至前用糯米搭配桂花所釀的低度米酒，酒味清爽香甜，深受蘇州人的喜愛。在冬至日，不喝上一杯冬陽酒對于蘇州人而言是不完整的，現如今許多蘇州人的記憶里仍有冬陽酒的一席之地。金孟元在《吳門新竹枝》中說得好：“冬陽酒味色香甜，團坐圍爐炙小鮮。今夜泥郎須一醉，笑言冬至大如年。”其自注：“吳諺有‘冬至大如年’之語，故須家人團坐，吃宵夜，飲冬陽酒，以慶良夜。冬陽酒，味甜色綠，每至冬至，由醬園特制以售客，過時不候，故亦名冬釀酒。”柳兆薰、潘鐘瑞等人在祭祖結束后都會飲酒幾杯，柳兆薰將其稱為“散福酒”“分福酒”，不知是否就是這冬陽酒？現在因為商業化的需要，冬陽酒又多被稱為冬釀酒，但很多人還是習慣稱之為冬陽酒。值得指出的是，清顧祿《清嘉錄》中有名目為“冬釀酒”：

鄉田人家，以草藥釀酒，謂之冬釀酒，有“秋露白”“杜茅柴”“靠壁清”“竹葉清”諸名。十月造者，名“十月白”。以白面造曲，用泉水浸白米釀成者，名“三白酒”。以白面造曲，用泉水浸白米釀成者，名三白酒。其釀而未煮，旋即可飲者，名生泔酒。

不過顧祿將此條系于十月之下，并且根據條目內容來看，顧祿所指的“冬釀酒”應當是指冬天所釀之酒的統稱，與冬至前后上市的冬陽酒還是有所區別的。

《清嘉錄》中關于“冬釀酒”的記載

三、悲歡冬至

個人情感的流露是日記文獻的顯著特征，通過日記之眼，我們可以體察到日記主細膩的情感。冬至寓意團圓，潘鐘瑞筆下常洋溢這份欣悅。如光緒十一年（1885）：

早至莊祠，冬至朝拜祖，遇見本家，各與賀喜。至菉葭巷，補賀查洽甫鄉舉喜，遂復北，至三松堂見叔，侍坐少時。歸路順至鐵翁家，不值，遂歸家。拜祖賀喜，吃冬朝飯而出。買《時憲書》一本，至養竹居購吉金拓本六十種，價洋四元。還路再進觀，遇鐵翁，遇辛弟帶子侄輩數人游觀，略坐，先行。又遇徐窳翁于途，偕至賽金閣茶敘，談金石掌故，抵暮返館。館中以今夜過節，方將祀先，蓋按交節氣在十七之子初三刻，故以今夜為冬至夜，明朝為冬至朝，亦可。

潘鐘瑞有個最大的特點便是好交友，每逢假日必會尋友閑聊，或邀約游覽各地。光緒十一年的冬至日，潘鐘瑞祭祖完畢后，遂與親朋共吃冬朝團圓飯，期間賀喜飲酒自不在話下。飯后潘鐘瑞便閑不住，出門尋友茶敘，晚上返回教書的地方后，又與眾人共吃冬至團圓飯，喜悅閑適之情溢于紙面。柳兆薰日記的情感則更加細膩，首先是闔家團圓的歡樂，如同治十一年（1872）：

是日戌刻交冬至節，夜間祀先，祠堂內祭已桃始遷祖以余主之，廳上祭高曾祖父四代，墀兒暨兩孫拜跪襄事，祭畢散福，與松書房內飲酒絮談，大有酣意矣。

柳兆薰日記稿本 蘇州博物館藏

此時柳兆薰應當是比較開心的，否則不會與人飲酒至有醉意的地步。這份歡樂很大程度上是天倫之樂，尤其是代際傳承的生生不息感，尤讓柳兆薰感到歡樂，前已言及，柳兆薰是祭祀時的禮節十分在意，當他發現自己的兩個小孫兒都能熟練地掌握相關禮節時，他感到了莫大的欣慰，同治十二年冬至“黃昏后冬至節祀先，祠堂內祭已祧之祖，余主之，念孫襄拜跪，廳上祭高曾祖父四代，墀兒襄祀，慕孫學習禮拜，頗能數典，顧而樂之”。光緒十三年，柳兆薰的孫兒業已長大且成家立業，他又有了孫媳婦曾孫，家庭更顯熱鬧：“夜間祀先，祠堂內灌獻，余主之廳上祀四代暨二加廳上兩孫贊襄，新二媳婦率小侄曾孫隨同行禮，顧而樂之。祭畢，與兩孫飲散福紹酒，排解自寬，亦頗酣適。”但是，幼孫的成長便意味著柳兆薰的衰老，在年復一年繁瑣的祭祀儀式中，柳兆薰逐漸感到了力不從心，光緒六年冬至節：“余（柳兆薰）與念孫掄班灌獻拜跪，幼者不任勞，余則腰腳雖酸，尚耐奔走。”歲序輪回，莫過如斯。

《歲朝圖》局部 佚名 元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畫面中老人、青年人和孩童圍坐一堂，共享天倫之樂

然而，冬至又不盡然是歡愉的。在柳兆薰的筆下，最起碼有兩次冬至日是其不愿回想起來的悲戚經歷。光緒三年年初，柳兆薰的兒子墀兒突發疾病去世，這對柳兆薰而言無疑是天降橫禍，當年愁云慘霧始終籠罩著柳兆薰，每當想起亡兒更是肝腸欲斷：“光緒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晚起，飯后率兩孫、朱仆書房內收拾，見墀兒書桌上書籍狼戾，磨痕磨剩者未干，不覺放聲大哭，繼思之，事至此，無可奈何，不如置之為妙，因強自拭淚而出。”因為冬至乃是祭奠亡者的日子，這更讓痛失愛子的柳兆薰悲難自抑：

下午冬節供奉祀先，二加兩孫主之，祠堂合祭，廳上祭四代，余主灌獻，兩孫襄祀，至夜而畢。左右顧，慘失兒曹，并聞媳婦祭奠亡兒，哭聲甚哀，不勝五內震悼，雖祭畢與少松飲酒，亦甚悶郁，無復如往年之歡樂矣，凄然久之而寢。

柳兆薰之子在世時，常會協助柳兆薰協理冬至祭祖事宜，光緒三年其子去世后，每逢冬至柳兆薰皆得獨立處理事務，這又不免讓柳兆薰觸景傷心。好在其子生前已誕下兩子，十年過后，柳兆薰的兩個孫子也皆已長大成人，已能代替其父為祖父分憂。然而，就在光緒十三年柳兆薰喜添曾孫的次年，柳兆薰第二個孫媳婦也不幸去世，當年的冬至節也頗為凄然：

十九日。今日二孫媳神回之期，延羽士三名，念經，二鼓招魂始了事，思之凄然。

二十日。中午祀先，補行冬至節，祠堂內余主灌獻，廳上祭四代，兩孫襄事，尚不草率，然散福酒不能飲矣。聞老嫗哭奠二孫媳，為之愀然不樂。

柳兆薰日記中關于歡愉的情感描述是細膩且不易為人所察覺的，但是當把尋常年份的描述與上述凄凄慘慘的冬至相比較時，尋常年份的那種闔家團圓卻顯得異常珍貴。

結 語

從日記的字里行間，我們得以打撈起蘇州冬至日鮮活的舊影——它不僅是時序流轉中的一個節氣，更是一場綿延于世俗生活與情感深處的歲時儀式。蘇州人對冬至的重視，遠不止于“大如年”的俗諺，而是具體化為一系列莊重而溫暖的實踐：祀先拜祖、闔家團坐、互賀拜冬、共飲冬陽酒。這些習俗，如同一張細密的文化網絡，將個體、家族與天地時序緊密相連，在歲末凜冽中鋪展開一幅溫情而肅穆的生活圖景。

冬至日，蘇州人在祭祀團圓中確認溫情，也在離散與別離里黯然神傷。正是這些悲喜交織的瞬間，讓那些看似平常的“冬至大如年”，顯得格外寶貴而真實。總而言之，那些記載于日記中的拜賀、祭祀、宴飲與悲歡，最終都匯入了一條名為“生活”的河流，讓我們看到：節日的真正力量，不僅在于其古老的形式，更在于它如何細膩地編織著一代代人的記憶、情感與歸屬。

參考文獻：

1.柳兆薰著，李紅英整理：《柳兆薰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24年。

2.潘鐘瑞著，堯育飛整理：《潘鐘瑞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9年。

3.潘祖蔭著，蔣云柯整理：《潘祖蔭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23年。

4.蕭放：《冬至大如年——冬至節俗的傳統意義》，《文史知識》2001年第12期。

5.顧祿：《清嘉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6.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7.蔡利民：《蘇州民俗》，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

8.同治《蘇州府志》，清光緒九年刻本。

9.楊循吉著，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