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學這條“賽道”上，站滿了對教育失望的家庭

題圖 | 《我們仍未知道那顆星的校規》

作者 |左希
責編 |麗俊

2025年末，“休學”儼然成了繼獨立教師、AI自習室、托管之后的第四“風口”。在休學這條被反復討論的路徑上，我們并不試圖為任何一種實踐蓋棺定論。因為當一個現象同時容納理想、謀生、投機與自救時，任何過早的判斷，都會遮蔽它的真實。

寫在前面有點長：

2月，我采訪一出學社創始人任竹晞。那次采訪里，我沒有直接使用“休學”這個詞。談到來一出學社的孩子時，我習慣性地替換成一些更模糊的說法：孩子突然不想去學校了，作息被打亂，原有的生活節奏維持不下去。

當時，“休學”在我的頭腦中尚未成為一個高頻詞，也不該被當作一種明確的身份來討論，更不希望“一出”被人貼上某種標簽。“休學復學”似乎還沒有被如此大規模提及。這類實踐也通常被視作少數案例。

5月，一名在社交平臺求助的女孩與我聯絡。她的妹妹因抑郁癥休學在家，被父母花了13000元送進廣州一家戒網癮學校。她給我看了妹妹在學校抄寫的“20條軍規”，以及那里的日常安排：宿舍有攝像頭，窗戶帶鐵欄，走廊24小時有人值班，廁所沒有門鎖，每晚睡前要搜身檢查。

7月，我采訪了一名曾被送進“青少年成長培訓學校”的跨性別年輕人。他被父母認為需要“糾正”，被送進湖南的一家相關機構。后來他告訴我，那家機構已經關停，但類似機構在一家校區關閉后，往往很快會換個名字重新注冊。

同一時間，一位警察朋友打電話給我，談起未成年人休學與犯罪問題。他提到，職業學校、社區和公益機構對心理干預的需求明顯增加，失學、厭學、休學，正在成為基層系統反復面對的現實。

8月，有同行發來消息，提到身邊休學的孩子越來越多，其中不乏家庭本身就是做教育的，有幾位家長甚至是當地頗有聲望的名師。他打算創辦一家“休學中心”，已經開始去北京、上海走訪同類機構，了解不同做法和路徑。

10月，同事茉莉告訴我，她13歲的外甥女休學了。開學不到一個月，她所在的班級里已經有三個孩子辦理了休學手續。家里開始密集地付費咨詢，報名線上社群，對方提供為期21天的“雙軌動力指導系統”，既糾孩子，也教家長，收費19800元。茉莉說：“現在大家好像都在找一條備用方案。”

11月，我進了一個名為“教育的第三條路”的微信群。三天之內，群人數達到500人，隨后停止邀請。群里又不斷分出新的探訪群和地域群，安徽、貴州、湖南、內蒙古、湖北、云南、東北、西北、京津冀、珠三角，很快都超過了兩百人。群里大多數人都會簡單介紹孩子的情況：休學多久了，是否復學過，現在在家還是在機構，希望找到什么樣的路徑。討論內容高度集中：去哪里、靠不靠譜、有沒有“成功案例”。

一周前，兩條招商廣告推送到我手機上。廣告寫著：“10-20歲厭學休學賽道，正在爆發的藍海賽道。輕資產運營，切入千億級市場。”當我發現自己已經能迅速區分不同“休學路徑”的報價、話術與風險時，才意識到，這不再是個別家庭的選擇，而是一條已經被反復踩實的通道。

1、理想

和任竹晞的那次溝通結束后三個月，她的名字開始頻繁出現在媒體報道中。報道里，她常被這樣介紹：“清華畢業，創辦了一家休學機構，六年間陪伴了一百五十位休學青少年。”

“休學”在這些報道中被直接使用，不再需要額外說明。

在一出學社，休學并不指向某一種固定去向。在任竹晞眼里，一出學社的孩子，未來路徑并不統一。有人回到公立學校，有人轉向職業教育，也有人通過社會考生的方式補齊學歷，再繼續升學。是否返校、何時返校，并不預設。這并不意味著過程輕松。

她并不承諾“無壓力的學習”，也不會把“重新適應學校”描述成一件順理成章的事。那些決定重返校園的孩子，往往清楚自己為什么要回去，是目標領域需要學歷，抑或是想完整地經歷一次高中或大學生活，而不是被動地被送回原有軌道。

在一出學社，被反復提到的是時間。不是用來追趕進度的時間，而是用來恢復節律的時間。作息、情緒、身體反應、與他人的關系，都需要被重新調整。

這些過程無法被壓縮，也無法被標準化。六年時間，一出學社陪伴過的休學青少年數量僅止一百五十人。這個數字并不被用來說明成效，它更多時候只是一個現實邊界——陪伴本身，決定了這種方式無法被廣泛復制。

類似的嘗試并非一處。

10月，江蘇徐州，“潛島計劃”開始招募休學青少年。項目計劃接收十名12至18歲的孩子，為他們提供一個介于學校與家庭之外的空間，幫助他們在回歸公辦體系、國際教育、職業準備或其他路徑之間，重新做出選擇。

項目發起人框框和雅敬，都有長期從事創新教育與心理工作的經歷。團隊成員并不以“導師”作為唯一身份存在，有人在做公益，有人經營工作室，有人剛剛搭建起新的空間。潛島并不要求導師全天候投入，它更強調一種并行的生活狀態。

招募信息發布后的第一周，有近兩百個家庭主動聯系。也有家長在咨詢中很快退卻，每月一萬元的費用并不低，而項目規模又極小，看起來并不“劃算”。有人替他們算過賬：十個學生，一年一百萬元收入，扣除人員、場地與日常開支，能否維持運轉本身就是問題。

這些質疑并沒有被逐一回應。項目團隊更忙于搭建線下空間，接待來訪家庭，與休學的孩子分別溝通。討論更多停留在“是否合適”，而不是“是否成功”。

對于更多家庭來說，這類創新學校并不意味著一次明確的轉向。

15歲的君君休學兩個多月。她的母親在深圳一家合資企業擔任中層管理者。從10月開始，她幾乎把所有時間都用在搜集信息上——線上社群、線下探校、遠程咨詢，一站接著一站。

北京、浙江、云南、廣東、上海、成都，她列出了一長串學校名單。探訪次數越多，她越意識到，所謂選擇學校，往往是在選擇創始人。場地、課程、教師團隊穩定性，都存在不確定性，真正促使家庭做出決定的，是對某個人的信任。

但近幾年創新學校頻繁“爆雷”，這種單點信任變得風險陡增。

最終，君君媽沒有把選擇押在某一所學校上。她為孩子設計了一條“3+1”的學習路徑：在家學習、創新學校、國內外營地項目，以及海外在線課程。不同模塊之間可以隨時調整，沒有一個被設定為唯一解法。“如果某一種方式行不通，能及時退出。”

在這些實踐中，創新學校更多承擔的是一種參照功能，證明在“強制”“規訓”“速效”的敘事之外，仍然存在另一種方式。但這種方式又似乎緩慢、昂貴、充滿不確定性，也因此只能承載極少數人。當需求持續增長，這種緩慢本身，開始顯得吃力。

從地域分布來看，這類創新學校更多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成都、武漢等城市。它們往往需要相對穩定的師資、空間和家庭支付能力，也更容易出現在教育資源密集、人口流動性較高的地區。

大理是一個例外。過去幾年，這里聚集了不少對傳統應試路徑持反思態度的家庭。他們多從事自由職業、創業或遠程工作，愿意為非標準化的教育形態承擔更高的不確定性。這些空間條件并非偶然。它們在無形中限定了這種“慢方法”的可達范圍。

2、投機

當休學成為一個需要被迅速處理的問題時，某些解決方案會顯得更加直接。

在短視頻平臺上，與“休學”并列出現的，往往是另一組詞語：糾正、逆襲、重啟。

一些年輕人以第一人稱講述自己的休學經歷：

“高二休學，被父母騙到了青少年教育學校。剛開始恨死他們了，現在才知道自己多可笑。沒有挨過打，經過心理老師的治療，重新回到課堂，考上211，和父母關系也修復了。”
“我在叛逆學校待了一年。以前把自由掛在嘴邊，天天和父母對著干，直到被送進去。現在逆襲985，感謝父母沒放棄我。”
“被送進軍事化封閉學校一年。那一年徹底改變了我。現在985在讀，有責任感、有毅力。”

這些敘述里，很少出現學校的具體名稱，也幾乎不涉及過程細節。更多時候，機構被指代為“那里”“那個地方”“一個學校”。不同視頻中，反復出現的關鍵詞卻高度一致：一年、改變、回正軌、名校。

講述者往往會在結尾處留下聯系方式，邀請“同樣被孩子問題困擾的家長”私信咨詢。一些賬號在后臺統一回復話術，把家長引導到另一個微信號，或轉交給“負責招生的老師”。對方很快會發來一套標準介紹：機構環境、管理方式、成功案例、收費區間。

同樣的孩子問題，可能會被推薦為“以心理疏導為主”，也可能被判斷為“需要封閉訓練”，最終的落腳點往往是后者；同樣的課程名稱，在不同聊天窗口中，收費差距可以達到數萬元。

評論區很快被另一種聲音填滿。留言者IP遍布全國：

“孩子高一不上學，山東有沒有這樣的學校？”
“初二開始厭學，孩子軟硬不吃，送進去會不會打？”
“孩子不上學在家挺了一年，整天不說兩句話。如果吃點苦能救她，花多少錢也得送去。”
“能不能保證復學？”

他們不詢問課程設置，也很少追問資質，更關心的是操作層面的信息：“來不來得及”“多久見效”“值不值得再試一次”。在這里，休學不再是一個需要被慢慢理解的狀態，而是一種亟須切割的異常。

在某短視頻平臺上，“青少年抑郁”的話題播放量超過89億次，“休學”話題播放量超過32億，其中“青少年休學”“抑郁休學”等子話題的播放量均在十億級。以“休學”為關鍵詞的月均搜索量約180萬次，詞條日均發布量超1.2萬條。

一名長期從事青少年心理咨詢的咨詢師私下估算，在深圳，180多萬中小學生中，預估已有超過2萬名孩子處于休學狀態，休學率約為1.2%，且仍在上升。這還不包括大學階段的休學人群。山東一家機構對外宣稱“多次上榜央視，已陪伴影響10萬個問題孩子”。

在這樣的需求密度下，封閉管理、軍事化訓練、行為矯正，被不斷包裝成“效率更高”的選項。它們不再強調長期陪伴，很少談論復雜成因，而是直接給出結果承諾：多長時間見效，多少孩子覺悟，能否回到正軌。

在不同宣傳材料中，同一類機構可以被稱為“心理成長學校”“青少年訓練基地”“行為矯正中心”，名稱頻繁變動，核心賣點保持一致。

休學在這里被拆解成一套可以被反復講述、反復定價的經驗。

與這些機構并行生長的，是一批更靈活的從業者。心理咨詢師、家庭教育指導師、夏令營導師、行為訓練師，紛紛進入。短期課程、封閉營地、線上咨詢，被設計成不同價位、不同周期的產品，供家庭選擇。

在一些地區，休學和輟學的孩子成為收費最高的群體。付費周期長，決策壓力大，家長往往愿意為“可能有效”的方案反復投入。在這種供需關系中，“快”被視作一種優勢。

與前面那些緩慢、不可復制的實踐不同，這些做法具有明顯的可擴展性。它們依賴標準化流程、清晰分工和可量化的成果展示，更容易被復制、推廣和放大。即便伴隨爭議，也能不斷改頭換面繼續存在。

事實上，愿意把問題交給一個看起來更快的系統，并不是因為這些家庭不清楚風險，而是因為時間、本錢和耐心，早已被消耗殆盡。

3、自救

北京的一次家長沙龍，通常安排在周末。

場地不大，臨時拼起的幾排椅子，很快就坐滿了人。有人進門后刻意壓低帽檐，有人全程戴著口罩。自我介紹時，聲音常常在一句話中途停下來，需要緩一會兒才能繼續。

他們說起的，是同一件事：孩子休學了。

組織這場沙龍的人叫壹葉知秋。他并不是教育從業者，而是一位曾陪伴女兒休學一年的父親。女兒后來復學，并考上了理想的高中。

起初，他只是把身邊幾位有類似經歷的家長約出來聊一聊。后來人慢慢多了，時間也固定下來，變成了每月一次的家長公益沙龍。

兩年時間里，這樣的線下沙龍已經舉辦了24期。每次活動，都會有來自北京及周邊省市的一百多位家長到場。有些人是第一次來，有些人已經反復參加過幾次。

初次到場的家長，大多不太說話。有人在交流過程中頻繁停下來，低頭擦眼淚。也有人從頭到尾只是聽，很少發言。

壹葉知秋說，很多家長并不是來尋找“方法”的，而是需要一個可以把事情說清楚的地方。在這里，他們第一次發現，孩子的休學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

在這些沙龍里，更多被反復提到的，是父母自己的狀態：長期緊繃、反復拉扯、不知道下一步該往哪里走。兩年來，有80組家庭的孩子重回校園。

這種聚會更多依賴個人時間、經驗和情感投入，邊界清晰，卻也很難復制。

對一些家庭來說，把經歷講出來，本身就成了一種救贖方式。

40歲的大蘭曾是房產中介公司的金牌銷售。失業后，她在家照顧休學的十四歲女兒，順手拍起了生活視頻。視頻內容很簡單：孩子上下樓，坐在餐桌前吃飯，偶爾發呆。

女兒休學后，身體狀態反而穩定下來，偶爾還會幫忙拖地、端菜。大蘭發現，只要視頻里出現孩子，點贊量和下單量都會明顯高于平時。評論區里，陌生家長開始講起各自的困境。

“孩子不上學一年了，各種法子都試了。”
“復學才五天，又沒去了。”
“在家三年了，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好起來。”

后來，大蘭會隔幾天讓孩子出一次鏡，拍一段上下樓或吃飯的視頻，配音講講近況。孩子也很配合。比起之前，她現在每個月能多出一千元左右的帶貨和打賞收入。

也有網友質疑她是在“做賬號”“吃孩子的流量”。大蘭很少回應這些評論。她正在替孩子辦轉學，嘗試私立學校，每天六點半前送去，三餐都在學校解決，中午還會有老師專門補弱輔導。“也許，換個學校，孩子就好了。”她說。

還有一些人，把這種經驗進一步延展。

2022年，原本做外貿的張英轉向家庭教育和心理咨詢。她補齊了多種心理課程，前后投入了六萬多元。2024年，她開始正式接個案，咨詢費用從9.9元逐步漲到300元。

今年春節后，她明顯感到“市場起量了”。一天最多要接五個厭學或休學的孩子。初二到高二，是她接觸到的休學高發階段。

暑假期間，她以心理導師的身份參與了多個休學主題夏令營。招生最好的項目，一個月能招到兩百多個學生，日均800至1000元。休學和輟學的孩子，往往收費最高。

在一些從業者的描述中，“休學”是一段持續時間長、家庭投入高的階段。咨詢、營地、課程，一環接一環，很少有人只經歷一次。一個休學孩子一年的花費，常常在數萬到數十萬元之間。一些家庭甚至要花掉一套房的錢治療和復學，在房價下跌的背景下，有可能要“兩套房”。

4、謀生

孩子長時間離開校園，家庭很難回到原有節奏。圍繞“陪伴”“照看”“穩定狀態”的需求，開始向外擴散。

2024年至2025年，中國高校向市場釋放出2400多萬畢業生。一部分年輕人進入了家教、伴學、陪讀、陪伴等零散的服務領域。

2025年起，北京、蘇州、濟南、德州、武漢、廣州、上海、杭州、昆明、南昌等城市，陸續出現“休學陪伴師”的招聘信息和社交平臺推廣。這是一個在“成長陪伴師”之后，被迅速細分出來的新崗位。

招聘廣告中，“休學陪伴師”被描繪成一種兼具情緒價值和教育意義的角色：“高能量大哥哥大姐姐陪伴”“幫助孩子調整心態”“激活內驅力”“陪孩子走出房間，回到課堂”。

一些沿海地區的服務開始進一步拉長邊界。陪伴師不僅上門服務，還接受孩子入住自己家中，提供一日三餐、獨立房間、全天候陪伴與運動，被稱為“第二家庭”。

在廣州的家政招聘信息中，“住家休學陪伴師”的月薪普遍在3萬元左右，要求心理學背景、有特教經驗、能長期住家陪伴。針對有自閉、抑郁、雙相問題的孩子，月薪可以開到4.5萬至5.5萬元。

認證與培訓也隨之出現。南京一家機構推出“學習能力指導師”培訓，宣稱“進入厭學休學藍海賽道，年入百萬不是夢”。繳納3000元可獲得初級證書，8000元可升級進階證書。宣傳中，這一證書可以幫助從業者通過咨詢、規劃、陪伴等“輕資產模式”，實現“個人價值與收入雙爆發”。類似的認證不斷復制，被冠以各種名目。

在上海，一些寵物機構開始推出“精神撫慰犬”，為抑郁、焦慮狀態下的休學人群推薦經過訓練的犬種。邊牧、馬爾濟斯犬、布偶貓、緬因貓，被反復提及為“適合陪伴”的選擇。寵物被賦予了明確的功能性：陪伴、穩定情緒、建立日常節奏。價格水漲船高。

在一些休學手續相對復雜的地區，流程本身也成為一種服務。湖南、湖北等地，出現了專門代辦“休學、留級、復學”的中介機構。它們幫助并非出于健康原因休學的學生，整理申請材料、學習計劃、未來規劃，甚至商業計劃書。

在閑魚和拼多多平臺上，“休學復學一站式咨詢”被明碼標價，價格從一百元到五百元不等。留學生的服務價格更高，涵蓋延期、聽證會與復學方案，價格通常是國內的三倍以上。

還有一些行業，是在無意中靠近的。北京一家桌游工作室的負責人林林發現，來店里的休學中學生越來越多。他們在這里打游戲、做劇本殺、聊天，很放松，但家長并不希望孩子“只是玩”。

在老客戶的建議下，她開始增加閱讀、DIY、英語戲劇和戶外活動，將空間逐漸定位為“休學空間站”。

風水與玄學，也未能例外。有家長在反復轉學、咨詢、營地嘗試無果后，開始求助大師算命、改名換運、遷祖墳。號稱能改善“休學體質”的國學班、中醫推拿、藝術療愈會員卡，被一一嘗試。

“休學”原本是一個技術性的詞。它出現在診斷證明、學校流程和請假系統里，用來標注一段暫時中斷的學習經歷。

在現實中，它逐漸脫離了原本的語境。開始出現在自我介紹里，出現在短視頻標簽中，出現在機構名稱、課程說明和招商文案上。

當“休學”被不斷拆分、命名、售賣，一個問題卻很少被人提起：為什么越來越多的孩子，需要離開學校，才能繼續生活？